這個問題問的“如何評價”,而不是問“有哪些影響”,但是我們要想客觀評價,首先要是要簡要描述一下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當時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有哪些。
大家都知道“西學東漸”,但是,在歐洲文藝復興晚期到啟蒙運動時期,也就是中國的明朝中後期,還存在一個不大不小的“東學西漸”,也就是一批啟蒙思想家對中國高度讚揚,特別是儒家思想給予了高度評價。
這段歷史簡要敘述一下:首先東西方的交流一直就是存在的,元代已經具有了初步的“全球化”,各種資源和人口在東西方流動。馬可波羅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我們不管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但《馬可波羅行紀》一書在西方是很轟動的。所以,到了明朝的時候,耶穌會就開始派遣天主教傳教士來到中國。
正是這一批傳教士將中國的見聞、感受、儒家思想、宗教、科技等的描述傳到了歐洲。此時的歐洲,正是啟蒙思想如火如荼的時候,很多思想家對歐洲的宗教束縛、君主制度、人口的貧困和愚昧等社會問題進行著持久而深刻的批判。
於是,當他們看到傳教士描述的中國時,就彷彿一下子找到了歐洲進步的良方。在傳教士的記錄中,當時的中國大概是這樣的:
城市和鄉村都很乾淨,城市裡的居民不會把大小便傾倒在街道上;華人都很有禮貌,連最貧窮的人都知道行禮;中國的科舉制度很公平,一個農民透過考試,就有希望做官甚至當宰相,仕途並沒有被貴族壟斷;中國的皇帝很開明,不能隨意擴大自己的許可權,受到大臣們的約束,一些大臣還會死諫;中國計程車大夫們很有求知慾,對科技也很感興趣;儒家思想不是宗教,而是一種道德哲學;華人敬重祖先……等等。
類似的傳教士的著作、回憶錄等,現在很多都有出版,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買。
當歐洲的思想家看到這些描述後,就覺得中國很先進,儒家思想很超越,是理想的、理性的哲學,因此鼓吹中國是歐洲的榜樣,中國君主是歐洲君主的榜樣,鼓吹科舉制度等。
特別是幾百年後,英國的確吸取了科舉制度的優點,制定了文官制度。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啟蒙哲學家都頌揚中國,比如孟德斯鳩,就對中國基本上是批判,認為中國絕不可能是歐洲的榜樣。事實上,這一“中學西漸”很快就結束了。而明清鼎革,進一步證明了中國製度的不夠優越,留在清朝的傳教士對中國的描述越來越準確,很多中國製度的弊端也慢慢被認知。到了黑格爾那裡,儒家已經不僅不被承認是哲學,連深刻的思想也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個東方的智慧型老人的隻言片語。
這段歷史不是很長,但在中西交流史上非常重要。可能普通大眾瞭解的不多,但在大學的文史哲等相關學科裡,這些都是常識了。
從結果看,“中學西漸”,嚴格的說並沒有多少“中學”,當時中國的典籍剛剛開始被部分翻譯過去,對歐洲的影響最終還是很稀薄的。
這是因為,每個人在剛剛開始瞭解另一個文明的時候,總是看到表面的東西,看到那些他希望看到的東西。改革開放初期的華人,覺得外國的一切都是好的,聽到的外國的東西也都是好的,這種心態和那時候的啟蒙思想家是差不多的。
此外,當時的中國確實還比較富裕,傳教士所居住的地區也都是比較繁華的地方,而當時的歐洲剛剛走出中世紀,不僅窮,而且髒亂差。華人其實是很講衛生的民族,在很早的時候就懂得維持街道、村莊的整潔 ,維持自身的清潔。
而當時歐洲在天主教的影響下,對清潔是很不在意的。
這種對比,也使得中國成為他們的夢想之國。
即使是所謂的“西方先進的科技”,在當時也並不明顯,因為明朝時候的傳教士幾乎都是天主教派來的,他們並不是歐洲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一些傳教士的知識是錯的,比如地心說等,還不如中國。西方認識到中國科技 的落後,還要再過兩三百年。
總之,這段時期的確存在,但 影響並不深刻,時間也很短暫,更多的是兩個文明剛剛開始接觸時,彼此留下的美好想象。
正所謂:
這個問題問的“如何評價”,而不是問“有哪些影響”,但是我們要想客觀評價,首先要是要簡要描述一下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當時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有哪些。
一、早期的“東學西漸”大家都知道“西學東漸”,但是,在歐洲文藝復興晚期到啟蒙運動時期,也就是中國的明朝中後期,還存在一個不大不小的“東學西漸”,也就是一批啟蒙思想家對中國高度讚揚,特別是儒家思想給予了高度評價。
這段歷史簡要敘述一下:首先東西方的交流一直就是存在的,元代已經具有了初步的“全球化”,各種資源和人口在東西方流動。馬可波羅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我們不管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但《馬可波羅行紀》一書在西方是很轟動的。所以,到了明朝的時候,耶穌會就開始派遣天主教傳教士來到中國。
正是這一批傳教士將中國的見聞、感受、儒家思想、宗教、科技等的描述傳到了歐洲。此時的歐洲,正是啟蒙思想如火如荼的時候,很多思想家對歐洲的宗教束縛、君主制度、人口的貧困和愚昧等社會問題進行著持久而深刻的批判。
於是,當他們看到傳教士描述的中國時,就彷彿一下子找到了歐洲進步的良方。在傳教士的記錄中,當時的中國大概是這樣的:
城市和鄉村都很乾淨,城市裡的居民不會把大小便傾倒在街道上;華人都很有禮貌,連最貧窮的人都知道行禮;中國的科舉制度很公平,一個農民透過考試,就有希望做官甚至當宰相,仕途並沒有被貴族壟斷;中國的皇帝很開明,不能隨意擴大自己的許可權,受到大臣們的約束,一些大臣還會死諫;中國計程車大夫們很有求知慾,對科技也很感興趣;儒家思想不是宗教,而是一種道德哲學;華人敬重祖先……等等。
類似的傳教士的著作、回憶錄等,現在很多都有出版,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買。
當歐洲的思想家看到這些描述後,就覺得中國很先進,儒家思想很超越,是理想的、理性的哲學,因此鼓吹中國是歐洲的榜樣,中國君主是歐洲君主的榜樣,鼓吹科舉制度等。
特別是幾百年後,英國的確吸取了科舉制度的優點,制定了文官制度。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啟蒙哲學家都頌揚中國,比如孟德斯鳩,就對中國基本上是批判,認為中國絕不可能是歐洲的榜樣。事實上,這一“中學西漸”很快就結束了。而明清鼎革,進一步證明了中國製度的不夠優越,留在清朝的傳教士對中國的描述越來越準確,很多中國製度的弊端也慢慢被認知。到了黑格爾那裡,儒家已經不僅不被承認是哲學,連深刻的思想也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個東方的智慧型老人的隻言片語。
這段歷史不是很長,但在中西交流史上非常重要。可能普通大眾瞭解的不多,但在大學的文史哲等相關學科裡,這些都是常識了。
二、如何評價?從結果看,“中學西漸”,嚴格的說並沒有多少“中學”,當時中國的典籍剛剛開始被部分翻譯過去,對歐洲的影響最終還是很稀薄的。
這是因為,每個人在剛剛開始瞭解另一個文明的時候,總是看到表面的東西,看到那些他希望看到的東西。改革開放初期的華人,覺得外國的一切都是好的,聽到的外國的東西也都是好的,這種心態和那時候的啟蒙思想家是差不多的。
此外,當時的中國確實還比較富裕,傳教士所居住的地區也都是比較繁華的地方,而當時的歐洲剛剛走出中世紀,不僅窮,而且髒亂差。華人其實是很講衛生的民族,在很早的時候就懂得維持街道、村莊的整潔 ,維持自身的清潔。
而當時歐洲在天主教的影響下,對清潔是很不在意的。
這種對比,也使得中國成為他們的夢想之國。
即使是所謂的“西方先進的科技”,在當時也並不明顯,因為明朝時候的傳教士幾乎都是天主教派來的,他們並不是歐洲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一些傳教士的知識是錯的,比如地心說等,還不如中國。西方認識到中國科技 的落後,還要再過兩三百年。
總之,這段時期的確存在,但 影響並不深刻,時間也很短暫,更多的是兩個文明剛剛開始接觸時,彼此留下的美好想象。
正所謂:
人生最好如初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