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還真有這麼一個“知識分子”當了皇帝，他就是歷史上唯一的狀元皇帝——神宗李遵頊。

科舉制度給古代百姓提供了一條相對公平的上升通道，但順利躍龍門的總在少數，所以就有很多失意之人，他們有的像柳永一樣寫詩填詞；有的像黃巢一樣起身反抗整個王朝。但是考中狀元也不一定就能證明一個人的能力，比如中國歷史上就曾經出現過一位狀元皇帝，他忍受不了皇帝的昏庸，篡位稱帝后卻變成了十足的昏君，他就是西夏神宗李遵頊。

狀元牌坊

李遵頊是西夏宗室後裔，他從小就生長在一個文化氛圍濃厚的環境中，《西夏書事》中說他“端重明粹，少力學，長博通群書”並且還是一個小有名氣的書法家。在夏桓宗天慶十年（公元1203年），李遵頊參加了當年的科舉考試，他出色的答卷讓夏桓宗非常滿意，欽點他為狀元及第。

南宋時期的中國形勢

之前文章中，國史君（國史通論）曾經講到西夏是一個非常混亂的朝代，從李元昊建國開始，皇室之間互相殘殺之事不絕如縷。公元1196年，越王李仁友去世之後，他兒子李安全曾經上書桓宗，請求能夠襲封父親的王位，但是桓宗拒絕了。懷恨在心的李安全在公元1206年聯合桓宗的母親羅太后一起發動政變，將桓宗廢黜，自立為帝，李安全就是夏襄宗。

李遵頊畫像

夏襄宗是一個十足的昏君，他篡位之後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卻喜歡出去挑事。夏、金兩國雖然曾經長期敵對，但在夏桓宗執政時期雙方卻基本處於和平狀態。夏襄宗即位之後，將之前的聯金抗蒙的政策，轉變為附蒙抗金。而蒙古重創金國之後，很快便把矛頭對準西夏，在內憂外患之中，李遵頊發動政變，奪取了皇位。

蒙古滅西夏示意圖

但是李遵頊是一個典型的“高分低能”，雖然有本事考中狀元，卻完全沒有治國的理念，他即位之後延續了夏襄宗附庸蒙古的策略，多次出兵攻打金國，並且給蒙古提供大量士兵以供蒙古大軍西征。在光定七年（公元1217年），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再次向西夏徵兵，深知舉國厭戰的李遵頊這次選擇了拒絕，但隨即就被蒙古大軍包圍了首都中興府，李遵頊逃亡，宣佈太子監國。公元1223年，李遵頊宣佈禪位給次子李德旺，自己去當太上皇了。三年後，在西夏被蒙古蠶食殆盡之際，李遵頊病死，半年多後，立國190年的西夏亡國。

那幾個答案都在說什麼呢啊！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當皇帝，幹過這事兒的就一個人：王莽。

結局如何，想必大家也看到了。

西漢一朝，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儒家一枝獨秀。武帝為平抑勳貴勢力（軍功貴族），任用外戚（衛、霍之屬），重用儒生，改“封侯拜相”為“拜相封侯”（因高祖的“白馬之盟”，非有軍功不得封侯，權力事實上掌于軍功貴族之手）。從此儒家地位提升，漸次居於主流。

至西漢末，漢室衰弱，德不配位，在儒家鼓譟之下，“禪讓”的呼聲越來越高。堯舜禪讓本就是儒家景仰的事例，禪讓的主張也就是順理成章。禪讓的物件，就是王莽。

王莽既是外戚，又是大儒。也就是說，無論皇家，還是儒生們（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能夠認可。

他上臺之後，推行儒生心目中的“德政”，卻是泥古不化，脫離實際，又操之過急。他站在中央政權的角度，裁抑地方豪強，一廂情願地要解放底層民眾，結果政策不到位，執行又一塌糊塗，終致民怨沸騰，最後政權被推翻，首級被砍下來收藏了幾百年。

王莽的教訓太過慘烈，從此儒家再也不敢推舉大儒做皇帝，而是轉而謀求萬世“帝王師”的地位。不管是誰用什麼辦法終結亂世，反正要治平天下，還得靠儒家。

這樣是最安全的：天下治平，是儒家輔弼有功；天下紛亂，是君王無道。

豈不美哉！

因為知識分子更想做帝王師，也更適合做帝王師，做不了皇帝。

這樣走到皇帝位置的人，都是踏著累累白骨和無數人的鮮血，才能成功。從底層透過個人奮鬥，走向帝位的開國皇帝，最典型的就是劉邦和朱元璋。弔詭的是，他們不僅不是知識分子，還特別討厭讀書人。不論你把劉邦原來的身份定義為遊俠還是流氓，總歸他不是文化人，而朱元璋更是從放牛娃、乞丐和遊僧的身份走出來的，你能說他有多少文化？而當時的讀書人，不論是蕭何還是劉伯溫，都不可能成為皇帝。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雖然知識分子學富五車，通曉歷史，但他們畢竟只是理論上的高手，而真正的帝王需要在殘酷的現實淘洗中煉成，他們對世界的認識是極端現實的，不可能有知識分子那種理想主義情懷，他們做出的一切決策都需要務實、精準，需要權衡各派力量，在人性和利益的博弈中尋找最大化的收益。而這一切，都不是知識分子擅長的。

另一方面，古人也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不少知識分子也不屑於與權力發生關係，知識分子的天然道德感和清高的性格，讓他們在精神座標上有很高的位置，但往往不能處理好世俗的問題。

當然，也有一些熱愛學術和文藝的皇帝，但那只是他們的副業，比如乾隆就經常吟詩作詞，與大學士們討論學問，但這都是建立在他在軍事和政治上的操控能力上的。更多時候，皇帝沉溺於知識分子那種調調，反而會耽誤國家。比如，明朝建文帝朱允炆成長於深宮之中，從小研習儒家美德，真遇上靖難之役這類事，反而不知如何處理。至於喜愛書畫的宋徽宗、熱衷詩詞的李後主......雖說這類亡國皇帝的問題不能全歸罪於知識分子“氣質”，但他們缺少偉大帝王的謀慮和雄才，顯然是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