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泥的使用最早見於先秦文獻,如《周禮》、《左傳》中關於“璽之”、“璽書”等幾處記載。但它的實物發現是近二百年的事。清道光二年1822年,四川農民挖山藥時發現一批封泥,約百餘。其中若干為當時著名學者龔自珍所得。吳榮光也得到6枚,1842年,他將其摹入《筠清館金石》中,這是對封泥的最早著錄。但時人並不明其用,誤以為“漢世印範子”。後劉喜海根據《後漢書·百官志》守宮令下本注“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最早
為封泥正名,並於咸豐二年1852年《長安獲古編》摹入西安所得“東郡太守章”、“同心國丞”等封泥30枚。對封泥使用的系統透徹研究始於國學大師王國維的《簡牘檢署考》。1913年,他幫助羅振玉輯成《齊魯封泥集存》,對封泥的功用及價值的論述是十分精闢的。從此對封泥的編訂與考證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依古制,官吏去官,須將原官印上交銷燬。故存世古官印絕大多數是為殉葬而仿製的明器。所以封泥作為官方鄭重頒發或私家日常使用印章的遺蛻,具有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
封泥的使用最早見於先秦文獻,如《周禮》、《左傳》中關於“璽之”、“璽書”等幾處記載。但它的實物發現是近二百年的事。清道光二年1822年,四川農民挖山藥時發現一批封泥,約百餘。其中若干為當時著名學者龔自珍所得。吳榮光也得到6枚,1842年,他將其摹入《筠清館金石》中,這是對封泥的最早著錄。但時人並不明其用,誤以為“漢世印範子”。後劉喜海根據《後漢書·百官志》守宮令下本注“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最早
為封泥正名,並於咸豐二年1852年《長安獲古編》摹入西安所得“東郡太守章”、“同心國丞”等封泥30枚。對封泥使用的系統透徹研究始於國學大師王國維的《簡牘檢署考》。1913年,他幫助羅振玉輯成《齊魯封泥集存》,對封泥的功用及價值的論述是十分精闢的。從此對封泥的編訂與考證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依古制,官吏去官,須將原官印上交銷燬。故存世古官印絕大多數是為殉葬而仿製的明器。所以封泥作為官方鄭重頒發或私家日常使用印章的遺蛻,具有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