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明代散文創作可以分為初期（洪武至天順時期）、中期（成化至隆慶年間）、晚期（萬曆至崇禎年間）三個時期。初期代表作家有宋濂、劉基。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中期代表作家有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晚期代表作家有艾南英、張溥、陳子龍、夏完淳詳解： 明代的散文創作沒有出現類似唐宋八大家那樣傑出作家，但優秀的篇章還是不少。明代散文的取材較為廣泛，後期散文的表現手法也較為多樣，不少篇章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小說、寓言、笑話、八股的影響。尤其是晚明小品,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突破,從散文觀念到創作實踐都有顯著的變化。明代的散文創作，大略可分為三個時期。 洪武至天順年間散文 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他們經歷了社會動亂，創作較能注意現實。這種創作傾向，對扭轉元末纖弱萎靡文風起了良好的作用。其代表作家有宋濂、劉基。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但也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較為充實，同時也有一定藝術功力。其中傳記散文最為突出，善於抓住富於特徵性的細節，凸現人物的精神風貌。如《王冕傳》、《記李歌》、《杜環小傳》等都是較為優秀的名篇。缺點是有時稍嫌冗蕪。劉基的散文比較善長議論。他的《郁離子》，形式活潑，其中雖然夾雜一些陳腐的見解，但在揭露和嘲諷社會弊病方面，不少小品寫得精悍警厲，鞭辟入裡。另外，他的遊記，清越幽秀，頗有柳宗元的風範。這個時期的散文創作成就較高。 以後能繼承宋濂、劉基散文傳統的是宋濂門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縱橫跌宕，如《蚊對》指責同類相噆甚於毒蚊，《指喻》說明大患常發於至微，都寫得頓挫瀏亮，暢達剴切。 但是，隨著明王朝的政治鞏固，文網日漸嚴密。當時封建統治者一方面明文規定：“士大夫不為君用者罪該殺”;另方面著意提倡理學,編定《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等書，定為生員必讀之書，並以此為內容進行八股取士。這種情況必然大大限制散文作家的視野，使創作逐漸失去應有的生機。內容貧乏、文氣冗弱的臺閣體也就應運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先後都官至大學士，一時朝廷的詔令奏議皆出其手。他們的散文不少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作品。當時不少文人得官後，往往模擬三楊的臺閣體，應酬逢迎。除三楊外，黃淮、金幼孜的散文與臺閣體相似，當時也享有盛名。當然，三楊的散文，其風格也有一些差異。如楊士奇步趨歐陽修，為文追求紆徐委備；而楊溥則力模韓愈，為文刻意遒古矜練。但他們散文藝術的共同弱點就是都寫得膚廓、空泛。這是散文創作的低潮時期。 成化至隆慶年間散文 成化以後，臺閣體散文的弊病日漸暴露,引起了廣泛的不滿。於是,茶陵詩派、前七子也就應運而生。他們在變革臺閣體文風方面起了推動作用。茶陵派的首領是李東陽。他也是臺閣重臣，“四十年不出國門”，生活範圍並不廣闊，所以他的散文創作，在內容的貧乏上，並未有多大改觀。但他想以深厚雄渾的文風代替嘽緩冗弱的臺閣體，在表現藝術上與臺閣體有所區別，有一定可取之處。如他寫的《甲申十同年圖詩序》刻畫十人不同的情態，傳神生動，是較好的作品。當然，真正從內容到形式給予臺閣體以有力打擊的首先還是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包括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的前七子。他們作品的內容較為充實，如何景明《何子》12篇、康海《擬廷臣論寧夏事狀》等，都是針對時弊的議論散文。但他們的藝術追求是一味模擬秦漢文章，甚至故意佶屈其辭，地名也用古名，不足為訓，所以，前七子散文創作的成就並不很高。 與此同時，也還出現了一些不為茶陵派、前七子所囿，但又能反對臺閣體，成就較為顯著的散文作家。先有馬中錫，後有王守仁、楊慎等人。馬中錫的散文橫逸奇崛，王守仁的散文疏暢俊達,楊慎的散文淵博婉麗,都具有一定的創作個性。其中像馬中錫《中山狼傳》、王守仁《瘞旅文》都是富有現實意義的作品。前者描寫一個救狼反被狼噬的故事，寓意較深；後者是一篇對客死異鄉三個陌生人的祭文，寄託著作者內心的悲憤。 隨著前七子所倡導的“文必秦漢”的復古運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生吞活剝、字剽句竊的現象，自然引起許多文人的懷疑和不滿，其中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兩漢散文傳統的同時，強調學習唐宋八大家散文法度，世稱唐宋派。他們雖然注意散文創作要學習唐宋散文所具有的“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但又強調能“自為其言”，要“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所以他們的創作與一味模擬秦漢者有顯著區別。一般說來，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從字順，樸素自然。尤其是歸有光，善於即事抒情，描繪家庭瑣事，真摯動人，“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像《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都是具有這樣特色的作品。正是馬中錫、王守仁唐宋派諸散文作家的努力，使明代散文創作出現了一個高潮。 當然，唐宋派自身有明顯的侷限性。他們的創作有時“攙雜講學，信筆自放”，有道學氣，迂腐平庸，索然無味。唐宋派的理論主張也因具有道學論文的格調和因素,所以未能深入人心,當後七子“文必秦漢”的復古思潮再起時，他們的影響就幾乎消失了。後七子的聲勢更盛，但他們之間擬古的程度卻不相同。李攀龍模擬的程度更嚴重一些。而宗臣、王世貞在散文創作上，並不過分強調模秦擬漢，所以他們都有一些清新暢達的作品。尤其是宗臣寫的《報劉一丈書》較為有力地抨擊了封建官場的腐敗。其刻畫奔走權門的無恥之徒的醜態，維妙維肖；描繪權豪的赫赫氣焰以及門者的狐假虎威，亦淋漓盡致。 萬曆至崇禎年間散文 從嘉靖末開始，封建社會進入末期，新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開始萌芽，孕育出一股朦朧要求個性自覺的思想潮流。因此，這時期的散文作家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已不像唐宋派那樣，只是改變一下學習的物件，變秦漢為歐、曾，而是站在文學應反映“童心”、“性靈”這樣自覺的理論基礎上，指出前後七子擬古主義扼殺創作個性的危害性。他們創作的散文，題材多樣，形式也很活潑，擺脫了古代散文規矩的束縛，往往格局短小，但追求“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無論是敘事抒情、說理談天,都信筆直書,流暢雋俏，其中夾雜著不少“怡人耳目，悅人性情”的詼諧和幽默。這一大批散文，一般都稱為“晚明小品”。 其中像李贄、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劉侗、王思任、張岱，都是風格獨特、成就較高的散文家。李贄的議論散文，類似雜文，有強烈的戰鬥性，如《題孔子像於芝佛院》嘲笑盲從孔子者的昏聵，筆調既辛辣又風趣。袁宏道對官場諷刺的書信，酣暢淋漓，形象生動，而山水遊記則隨意抒寫，清新活潑。鍾惺、譚元春、劉侗又是一副筆墨，他們追求幽深孤峭，往往以變換句式的方法，增強描繪物件的雕塑感。“與公安、竟陵不同衣飯，而各自飽暖”的王思任，其散文則“出言靈巧，與人諧謔”，充分表現這位“謔庵先生”的神采和風貌。張岱能兼採公安、竟陵兩派之長,使散文做到既明麗清淨,又刻琢精工。正是這些作家的努力，使晚明小品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晚明小品有個很大弱點，雖然有些篇章有憤激、諷刺，但大多數文章都是表現個人閒適生活，內容較為單薄。有少數散文趣味低下，顯得俚率、庸俗。 晚明時期,也還有一部分作者,繼續恪守唐宋派論文主張。有的認為只有取經唐宋才是溯源秦漢的正確道路，如艾南英；有的強調文章應該祖述六經，思想較為保守，如張溥；有的仍然追隨前後七子，以“興復古學”為己任，如陳子龍、夏完淳。由於這些作家身處社會危機特別嚴重的時刻，所以他們有些散文創作能突破自己論文主張的框框，寫出了不少面對現實的作品。如張溥《五人墓碑記》表現蘇州市民與閹黨的鬥爭，寫得質樸亢爽。又如少年英雄夏完淳在就義之前用血淚凝成的《獄中上母書》、《遺夫人書》、《土室餘論》，感情充沛，悲壯動人。這些創作也為晚明散文的繁榮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明代散文卷帙浩繁。重要的選本有明代程敏政的《明文衡》,其中選錄明初至弘治期間的散文。清代黃宗羲《明文海》，選錄文章較多，但其書旨在儲存史料,所以不少文章文學價值不高。清代薛熙的《明文在》，主要以唐宋派古文為標準選錄明代散文。至於彙編全部明代散文的總集，則至今尚無。
答：明代散文創作可以分為初期（洪武至天順時期）、中期（成化至隆慶年間）、晚期（萬曆至崇禎年間）三個時期。初期代表作家有宋濂、劉基。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中期代表作家有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晚期代表作家有艾南英、張溥、陳子龍、夏完淳詳解： 明代的散文創作沒有出現類似唐宋八大家那樣傑出作家，但優秀的篇章還是不少。明代散文的取材較為廣泛，後期散文的表現手法也較為多樣，不少篇章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小說、寓言、笑話、八股的影響。尤其是晚明小品,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突破,從散文觀念到創作實踐都有顯著的變化。明代的散文創作，大略可分為三個時期。 洪武至天順年間散文 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他們經歷了社會動亂，創作較能注意現實。這種創作傾向，對扭轉元末纖弱萎靡文風起了良好的作用。其代表作家有宋濂、劉基。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但也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較為充實，同時也有一定藝術功力。其中傳記散文最為突出，善於抓住富於特徵性的細節，凸現人物的精神風貌。如《王冕傳》、《記李歌》、《杜環小傳》等都是較為優秀的名篇。缺點是有時稍嫌冗蕪。劉基的散文比較善長議論。他的《郁離子》，形式活潑，其中雖然夾雜一些陳腐的見解，但在揭露和嘲諷社會弊病方面，不少小品寫得精悍警厲，鞭辟入裡。另外，他的遊記，清越幽秀，頗有柳宗元的風範。這個時期的散文創作成就較高。 以後能繼承宋濂、劉基散文傳統的是宋濂門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縱橫跌宕，如《蚊對》指責同類相噆甚於毒蚊，《指喻》說明大患常發於至微，都寫得頓挫瀏亮，暢達剴切。 但是，隨著明王朝的政治鞏固，文網日漸嚴密。當時封建統治者一方面明文規定：“士大夫不為君用者罪該殺”;另方面著意提倡理學,編定《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等書，定為生員必讀之書，並以此為內容進行八股取士。這種情況必然大大限制散文作家的視野，使創作逐漸失去應有的生機。內容貧乏、文氣冗弱的臺閣體也就應運而生。其代表作家有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先後都官至大學士，一時朝廷的詔令奏議皆出其手。他們的散文不少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作品。當時不少文人得官後，往往模擬三楊的臺閣體，應酬逢迎。除三楊外，黃淮、金幼孜的散文與臺閣體相似，當時也享有盛名。當然，三楊的散文，其風格也有一些差異。如楊士奇步趨歐陽修，為文追求紆徐委備；而楊溥則力模韓愈，為文刻意遒古矜練。但他們散文藝術的共同弱點就是都寫得膚廓、空泛。這是散文創作的低潮時期。 成化至隆慶年間散文 成化以後，臺閣體散文的弊病日漸暴露,引起了廣泛的不滿。於是,茶陵詩派、前七子也就應運而生。他們在變革臺閣體文風方面起了推動作用。茶陵派的首領是李東陽。他也是臺閣重臣，“四十年不出國門”，生活範圍並不廣闊，所以他的散文創作，在內容的貧乏上，並未有多大改觀。但他想以深厚雄渾的文風代替嘽緩冗弱的臺閣體，在表現藝術上與臺閣體有所區別，有一定可取之處。如他寫的《甲申十同年圖詩序》刻畫十人不同的情態，傳神生動，是較好的作品。當然，真正從內容到形式給予臺閣體以有力打擊的首先還是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包括徐禎卿、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的前七子。他們作品的內容較為充實，如何景明《何子》12篇、康海《擬廷臣論寧夏事狀》等，都是針對時弊的議論散文。但他們的藝術追求是一味模擬秦漢文章，甚至故意佶屈其辭，地名也用古名，不足為訓，所以，前七子散文創作的成就並不很高。 與此同時，也還出現了一些不為茶陵派、前七子所囿，但又能反對臺閣體，成就較為顯著的散文作家。先有馬中錫，後有王守仁、楊慎等人。馬中錫的散文橫逸奇崛，王守仁的散文疏暢俊達,楊慎的散文淵博婉麗,都具有一定的創作個性。其中像馬中錫《中山狼傳》、王守仁《瘞旅文》都是富有現實意義的作品。前者描寫一個救狼反被狼噬的故事，寓意較深；後者是一篇對客死異鄉三個陌生人的祭文，寄託著作者內心的悲憤。 隨著前七子所倡導的“文必秦漢”的復古運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生吞活剝、字剽句竊的現象，自然引起許多文人的懷疑和不滿，其中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兩漢散文傳統的同時，強調學習唐宋八大家散文法度，世稱唐宋派。他們雖然注意散文創作要學習唐宋散文所具有的“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但又強調能“自為其言”，要“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所以他們的創作與一味模擬秦漢者有顯著區別。一般說來，唐宋派作家的散文能直抒胸臆，做到文從字順，樸素自然。尤其是歸有光，善於即事抒情，描繪家庭瑣事，真摯動人，“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像《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都是具有這樣特色的作品。正是馬中錫、王守仁唐宋派諸散文作家的努力，使明代散文創作出現了一個高潮。 當然，唐宋派自身有明顯的侷限性。他們的創作有時“攙雜講學，信筆自放”，有道學氣，迂腐平庸，索然無味。唐宋派的理論主張也因具有道學論文的格調和因素,所以未能深入人心,當後七子“文必秦漢”的復古思潮再起時，他們的影響就幾乎消失了。後七子的聲勢更盛，但他們之間擬古的程度卻不相同。李攀龍模擬的程度更嚴重一些。而宗臣、王世貞在散文創作上，並不過分強調模秦擬漢，所以他們都有一些清新暢達的作品。尤其是宗臣寫的《報劉一丈書》較為有力地抨擊了封建官場的腐敗。其刻畫奔走權門的無恥之徒的醜態，維妙維肖；描繪權豪的赫赫氣焰以及門者的狐假虎威，亦淋漓盡致。 萬曆至崇禎年間散文 從嘉靖末開始，封建社會進入末期，新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開始萌芽，孕育出一股朦朧要求個性自覺的思想潮流。因此，這時期的散文作家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已不像唐宋派那樣，只是改變一下學習的物件，變秦漢為歐、曾，而是站在文學應反映“童心”、“性靈”這樣自覺的理論基礎上，指出前後七子擬古主義扼殺創作個性的危害性。他們創作的散文，題材多樣，形式也很活潑，擺脫了古代散文規矩的束縛，往往格局短小，但追求“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無論是敘事抒情、說理談天,都信筆直書,流暢雋俏，其中夾雜著不少“怡人耳目，悅人性情”的詼諧和幽默。這一大批散文，一般都稱為“晚明小品”。 其中像李贄、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劉侗、王思任、張岱，都是風格獨特、成就較高的散文家。李贄的議論散文，類似雜文，有強烈的戰鬥性，如《題孔子像於芝佛院》嘲笑盲從孔子者的昏聵，筆調既辛辣又風趣。袁宏道對官場諷刺的書信，酣暢淋漓，形象生動，而山水遊記則隨意抒寫，清新活潑。鍾惺、譚元春、劉侗又是一副筆墨，他們追求幽深孤峭，往往以變換句式的方法，增強描繪物件的雕塑感。“與公安、竟陵不同衣飯，而各自飽暖”的王思任，其散文則“出言靈巧，與人諧謔”，充分表現這位“謔庵先生”的神采和風貌。張岱能兼採公安、竟陵兩派之長,使散文做到既明麗清淨,又刻琢精工。正是這些作家的努力，使晚明小品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晚明小品有個很大弱點，雖然有些篇章有憤激、諷刺，但大多數文章都是表現個人閒適生活，內容較為單薄。有少數散文趣味低下，顯得俚率、庸俗。 晚明時期,也還有一部分作者,繼續恪守唐宋派論文主張。有的認為只有取經唐宋才是溯源秦漢的正確道路，如艾南英；有的強調文章應該祖述六經，思想較為保守，如張溥；有的仍然追隨前後七子，以“興復古學”為己任，如陳子龍、夏完淳。由於這些作家身處社會危機特別嚴重的時刻，所以他們有些散文創作能突破自己論文主張的框框，寫出了不少面對現實的作品。如張溥《五人墓碑記》表現蘇州市民與閹黨的鬥爭，寫得質樸亢爽。又如少年英雄夏完淳在就義之前用血淚凝成的《獄中上母書》、《遺夫人書》、《土室餘論》，感情充沛，悲壯動人。這些創作也為晚明散文的繁榮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明代散文卷帙浩繁。重要的選本有明代程敏政的《明文衡》,其中選錄明初至弘治期間的散文。清代黃宗羲《明文海》，選錄文章較多，但其書旨在儲存史料,所以不少文章文學價值不高。清代薛熙的《明文在》，主要以唐宋派古文為標準選錄明代散文。至於彙編全部明代散文的總集，則至今尚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