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評深化了屈原的悲劇形象

屈原的人生經歷和最終以死殉國的人生選擇構成了其形象的悲劇性。這種悲劇性有雙重含義：進仕可興邦富國並立個人之脩名，但又有昏君不察、小人讒言、殺生麼禍的危險，此其一；遠遊雖然可以潔身自好、獨善其身，卻又難慰＂恐皇輿之敗跡＂和＂哀民生之多艱＂的憂患之必，此其二。＂

這種進退兩難的雙重二難困境在後世文人那裡反覆出現，成為中國傳統文人的一種典型困境和永恆衝突。誠化後來范仲淹《岳陽樓記》所言：“是進亦憂，退亦憂”。兩漢文人對屈原這種悲劇性的解讀，都滲透了批評者的諸多感情，使其情感化、主觀化，他們站在不同的立場，以自己的價值觀作為考量，對屈原的悲劇形態的解讀存在不同的傾向。

1.道德悲劇

賈誼在《吊屈原賦》中刻畫了屈原所面對的＂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困境，並悲嘆到：“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賈誼在對屈原的不幸產生極度同情的同時，對屈原的人生選擇給予否定，對屈原沉江赴死表示不解。

在戰國時風遺留的漢初，賈誼對屈原的忠君思想是不理解的，他認為屈原不應執著於楚國，大可棄楚而去，自有明君可效忠，有賢臣可共事。在賈誼眼裡，屈原是一個在他自己秉持的價值觀裡吃盡苦頭的最終成為了政治黑暗時期＂愚忠＂的殉道者。

2.社會悲劇

隨著漢武帝時期中央集權的加強，大漢統一局面的穩定，文人對國家興盛氣象的期待使他們慢慢開始凝聚於最高統治者周圍，漢初那種＂擇主而侍＂的思想不復存在。文人積極入世、參與政治的願望慢慢凸顯，大部分體現在直言進諫以改良政治弊端與社會風氣。司馬遷對屈原的悲劇性解讀便立足於社會政治現實。

《史記·屈原列傳》有：“懷王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昔，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司馬遷將屈原的悲劇歸因於君聽不明、奸臣爭寵，奸佞之人為一己私利，置邦國、民族利益於不顧的黑暗政治現實。可以看出，司馬遷擲地有聲的評擊統治階級是感於自己的政治遭遇，對其發出的激烈地控訴。

3.命運悲劇

西漢末期，經學思想逐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皇權的加強以及經學思想的錯制，使文人忌憚皇權，敢怒而不敢言。揚雄在《反離騷》裡，對屈原所處的政治環境進行了強烈的抨擊：“資娵娃麼珍養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睹兮，豈駕鶴之能捷？聘驊騮以曲艱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螈貁擬而不敢下。”

表達了對惡勢力的痛恨，但揚雄捨棄了君不作為的現象，在抨擊了黑暗的環境之後得出“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的論斷，將屈原所遭受的一切都歸咎於命運，從而揚雄給出了隨命而安、全身遠害的選擇。

4.性格悲劇

至班固時期，經學所倡導的＂三綱五常＂、＂君權神授＂在政治上全面確立，對屈原悲劇性的分析，己不僅僅停留在揚雄對屈原不順應命運的否定階段，班固用儒家綱常對屈原的行為進行了否定，不僅否定了屈原＂數責懷王＂，認為君臣之道之下人臣不該對君王有所不滿，還將屈原的赴死行為有違＂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的中庸之道，這樣偏激的行為所導致的人生悲劇是其“狷狂”性格所導致。

二、屈騷評論體現出的革新

屈原評論作為兩漢時期重要的文學現象，很難躲過儒家詩學對其影響。經學所建立的審美品評標準是兩漢時期唯一成熟的文學批評體系，但隨著文學的發展其中難免要遭遇種種不能被儒家學說所解說的文學現象，這些現象所標示的正是儒家文學思想的侷限性，也體現出文學自身的文學性與獨特性。兩漢屈原評論隨著文學的發展和文人的覺醒，逐漸掙脫經學的文學批評框架，創立了諸多新的文學批評新視角。

對屈原＂激憤＂的情感的爭論便可以看做是文學審美對詩學傳統藩籬的掙脫。屈原在《離騷》中懷著強烈的義憤抨擊濁世，＂責數懷王，怨惡椒蘭＂。司馬遷有感於此稱：＂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在司馬遷眼裡屈原是有著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和高昂的主體人格精神的抒情主人公，對於黑暗的政治、君王的昏庸，嗤以憤怒控訴，表現出不折不燒的鬥爭精神。

司馬遷還在此基礎上提出＂發憤著書＂說，具有強烈的反抗色彩。＂發憤著書＂說的價值在於＂它不僅繼承了中國古代傳統的＇詩可以怨’的理論淵源，又在主導精神上突破了＇詩可怨’的理論侷限，在文學創作情感問題上自成一家之言。＂

儒家詩說的＂溫柔敦厚＂與屈原作品中情感表達的豐富的辭藻，濃郁的意象，夸誕的神思等相互拒斥。＂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表明屈原賦當中憂神苦思的情感和非法度所正、經義所載的內容不符合儒家詩教觀。

班固認為詩可以諷諫，但要＂主文而譎諫＂，＂詩可以怨＂，但此怨＂是＂止乎禮儀＂的怨，屈原在其作品中的＂怨＂大大超過儒家所應許的範圍，所以班固對屈原作品中的情感因素是否定的。

對屈原藝術的評價可以看做是兩漢文人對儒家經學思想的集體叛逃。揚雄《法言·吾子》雲：＂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他最早以＂麗＂論屈騷，雖然對＂麗＂這樣的字眼還有所顧忌，用＂則＂來加以規範，但這顆＂叛逆＂的種子一經種下，便會瘋長，屈原作品辭賦如此耀眼的特徵一經提出，便是文人再也不能忽視的閃光點。

作為經學的堅決擇衛者班固則稱《離騷》＂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弘博麗雅”四個字，便是對《離騷》文采頗高的評價，特別是其中的＂麗＂字，並非儒家評詩論文的標準，可以看出班固作為文學家，以文學家的自覺在傳統儒家詩學體系之外勘探文學自身的恃點。龔克昌、詹福瑞等學者都明確地把＂麗辭＂作為＂漢代文學自覺＂的重要依據，揚雄、班固作為兩漢的純儒，也不免脫離詩學評論標準，為文學的自覺做出貢獻。

三、“詩騷”逐漸融合與並稱

《詩經》與《楚辭》作為中國詩歌的兩大源頭，分別代表著不同的詩歌體系，其差異大致有三方面，一是《詩經》中＂發乎情，止乎禮＂對情感抒發的剋制與屈騷中＂發憤抒情＂對情感的放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二是《詩經》注重現實功用，文章內容重寫實，而《楚辭》作品中多天馬行空的想象與神話故事；三是以《詩經》所建立起的儒家審美觀提倡“溫柔教厚”、“樸素”與屈原作品“博宏雅麗”、“浪漫奇情”的藝術特點也構成矛盾。

兩漢屈原批評是在儒家詩學體系下發展起來的，屈原作品作為獨立的文學作品，其本身的文學特色並不符合儒家傳統詩學，然而兩漢文人為了使屈原作品受到廣泛的認可，他們不得不將屈原及其作品納入儒家審美的框架內，對屈原進行最大肯定。隨著文學的覺醒，兩漢文人自覺接受兩種藝術體系，並逐漸涇渭分明。

雖然至到東漢末期，王逸的屈原批評仍然＂依經立義＂，但對屈原作品藝術特色的批評，己形成獨立的審美體系。這兩方面的評價表現了儒學與楚騷的結合不僅意味著文士的個性情感對僵化的儒經文化模式的衝擊，而且決定楚騷重新被認知為一種積極的精神參與文學致用思想的建設。

屈原及其作品經過兩漢文人的反覆認識與解讀，形成了獨立的藝術審美特徵。首先，司馬遷針對《離騷》產生的動因是＂蓋自怨生也＂，提出＂發憤著書＂說，成為屈原作品的顯著恃點。其次，王逸在劉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途而見義遠＂的基礎上將屈作中的比興手法具體化，提出＂香草美人＂的象徵系統。

再次，對屈原作品中俶詭怪異的想象與神話的認識，從班固對藝術想象的否定到王逸對神話傳說的誤讀，雖然這部分內容沒有得到兩漢文人的正視，但促進了後代對屈作中想象與神話成分的重視。

四、總結

中國詩歌史上不再僅僅有《詩經》，屈騷作為一種新的文體受到廣泛的關注，在它影響下的漢賦發展壯大，五言詩相繼誕生，詩歌不僅僅再是以政治諷諫、溫柔敦厚為特點，而是出現了更多豐富生動的形式。

屈原作為中國古代文人的一種文化範型，一直深遠地影響著兩千年來的文人志士。對於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我們應該將目光回溯到漢代，是漢代的文學家們將在先秦史料中並未記載的屈原拉回到歷史的舞臺，展現其熠熠生輝。兩漢時期的屈原評論有著重大的意義。

屈原的人生經歷和最終以死殉國的人生選擇構成了其形象的悲劇性。這種悲劇性有雙重含義：進仕可興邦富國並立個人之脩名，但又有昏君不察、小人讒言、殺生麼禍的危險，此其一；遠遊雖然可以潔身自好、獨善其身，卻又難慰＂恐皇輿之敗跡＂和＂哀民生之多艱＂的憂患之必，此其二。＂

這種進退兩難的雙重二難困境在後世文人那裡反覆出現，成為中國傳統文人的一種典型困境和永恆衝突。誠化後來范仲淹《岳陽樓記》所言：“是進亦憂，退亦憂”。兩漢文人對屈原這種悲劇性的解讀，都滲透了批評者的諸多感情，使其情感化、主觀化，他們站在不同的立場，以自己的價值觀作為考量，對屈原的悲劇形態的解讀存在不同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