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四大漢碑屬於東漢晚期。

所謂四大漢碑、七大漢碑都是不準確的個人之見，各種漢碑都有自身鮮明的特點。
在東漢晚期的儀式化，使它取得了官方正體的地位，由此．隸書由出自徒隸的庶民化書風，一躍而成為廟堂體。隸書的這種“文字”演化，超出了它漢碑的原初文化學規定，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誤讀”。

　　在很大程度上，漢隸極則是以漢碑為典範的，也就是說隸書與碑的結合才在終極意義上為隸變的完成提供了客觀條件。

在漢碑之前存在的簡帛書法雖然已具有隸書的性質和風味，但它本身所包蘊的多極發展方向，使其處於一種不定的隸化程序中，而難以構成隸書的完型。漢碑是東晚期石刻制度儀式化及隸變終結的產物，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與隸書本體語言的高度成熟為漢碑奠定了文化物質基礎。

由此，站在書史立場上，雖然不能無視簡帛書在隸書進化過程中的推動作用，但將漢碑視作隸書的典範卻無疑是符合書史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