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從決議親征到出發只有幾天時間，連兵器都是臨時發的，這種情況下大軍的後勤必然出問題，而軍糧是戶部和五軍都督府負責，和于謙的兵部沒有關係，談不上啥陰謀。

明代京衛，五軍都督府轄下共計三十九衛（萬曆朝數字），非五軍都督府轄下共計三十五衛，合計74衛.按照《英宗實錄》的記載，英宗朝有義務參加訓練的京衛，共計七十個。明代一衛標準編制5600人，則當時京衛的滿額守軍總數應為約十二萬人左右。從《大明會典》的記錄來看，在京的班軍總數應為八萬人。

如果這麼計算，則京師滿額戰兵，應為本地衛所守軍和班軍的總和，共計約二十萬人。但從《宣宗實錄》的記載，京軍三大營，五軍營每軍二萬全營足額十萬人，神機營滿額共計七萬五千零七十一人，再加上三千營，則當時神機營的足額兵力，應為十八萬人左右。之後《英宗實錄》的記載，正統元年，京衛選操官軍居然只有十萬，而且大家還都認為夠用，希望免調外衛軍隊入京（即班軍）。這裡京衛軍十萬，加上班軍八萬，仍然是十八萬人。由此可知，正統朝的京營編制，與前朝無異。

至於土木堡，根據《英宗實錄》的記載，親征徵調的是在營操練者，因此屯軍不在徵調範圍之內。曾擔任兵科給事中的葉盛（正統十年進士）寫的《水東日記》裡就明說了衛所兵普遍存在缺額近半的現象。因此當時從京衛所選的禁軍數目，應該只有一半左右。

由此可知，當時京衛外加班軍，能有十三萬人就不錯了。而且在英宗親征前，明軍先派出了四萬五千人前往宣府大同協助當地守軍防備，因此英宗親征的實際兵力，當為十三萬人去掉四萬五千及京師必要的守備兵力，約八萬人左右。這也正好符合了北韓李朝實錄對土木堡之戰的記載。

李朝實錄記載“皇帝領兵八萬親征出居庸關”，乃抄自遼東都司的邸報。另外吳克勤等人是先期派出去的，後隨皇帝回撤，總共加起來不會超過12、3萬。由於吳克忠、吳克勤以及朱勇、薛綬的部隊相繼被瓦剌軍消滅。等英宗到土木堡時已經丟了快一半人馬了（還都是野戰部隊）。

須知九邊就是個篩子，女真和蒙古入寇只要上萬，就沒啥大用處了。朱勇部4萬人在野戰中被消滅，至於宣大的那些人除了龜縮守城根本指望不上。瓦剌騎兵已經控制了周邊戰場，所以探出中軍的撤軍路線並不難。

具體看土木堡的戰鬥過程：蒙古軍包括兩部分，在東南佈陣（差不多正好位置在今天官廳水庫湖面）的阿剌知院部，大概2-3萬，從北面獨石口南下進入土木堡設伏，截斷了親征軍退入居庸關的歸途。在西北追擊而來的也先主力，幾乎是秒殺了斷後的朱勇之後，追到土木堡和阿剌知院部一起形成合圍 。

而英宗從雷家站向懷來城西移動，其中軍所在主要是徵召的役夫等大量非戰鬥人員。在土木堡地區遭遇突然襲擊時，因為軍隊數量不足，關鍵是成建制的騎兵都跟著朱勇送了人頭，所以對瓦剌軍無法主動攻擊加以驅逐，只能臨時集結到土木堡紮營以等待救援。

但是土木堡當地缺水，少量的飲水只能優先供給皇帝大臣，其次才是士卒。由役夫臨時組建的營伍缺乏管束，在移營過程中擾亂了軍陣，導致全軍崩潰。皇帝身邊只剩下了貼身太監團和所謂三千小韃子的京軍三千營，這些人戰鬥到了最後。

由於明軍並沒有組織起會戰就崩盤了，因此蒙古軍還沒來得逐步收緊包圍圈。所以四散潰逃的明軍實際上大部分逃出生天了。土木堡離西直門就70公里，所以戰後逃回京師的人挺多，于謙防禦北京並不缺人手。甚至當時傳說80多歲的張輔其實也逃回了家，然後是上吊自殺的。

《明英宗實錄》卷一百八十四：是日虜眾奉，上皇至紫荊關北口，副都御史孫祥遣指揮劉深出見上皇。嶽謙與深言，此處達子（韃子）三萬，止有精壯者二萬。又有二萬從古北口入。

從這個記錄也可以看出經過土木堡前後多次的激戰，瓦剌軍仍有相當的規模，甚至還不斷有增援入關。所以土木堡之戰，明軍兵力或許略勝瓦剌（相差不會太大），而戰力明顯不如。加上英宗倉促親征，戰略上盲目衝動，戰術上不斷失誤，最終導致了慘敗。

“土木堡之變”發生於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它是明代自建立以來面臨的最大的邊疆危機，明英宗朱祁鎮也被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抓走，讓中原王朝的顏面盡失！接著，出現了于謙所領導的北京保衛戰，守住了京城，為明朝的翻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于謙後面也被關進了監獄。總之，在明朝建立以來，從來沒有皇帝被擄走的事情，這種事情的發生讓人瞋目結舌！在大家的印象中，此時的明朝經過了太祖朱元璋、成組朱棣的努力國家實力達到了鼎盛，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下面我將逐一分析。

王振，山西蔚縣（今河北蔚縣）人。王振進宮前，據說是一位老師。他進宮的原因就是要擺脫基層，走向上流社會。這一點可以從他進宮的經過看出來，其他太監進宮是因為家裡沒有吃、沒有穿的，所以小時候就被迫做太監了。但是，這個王振有些奇葩，他進宮完全出於自願，並且走流程的時候也是自己動手的，真讓人不得不“佩服”！王振進宮後由於心中“偉大的抱負”，贏得了成祖朱棣的喜愛，又因為他有著其他太監所沒有的本事——識字。所以王振就理所當然地當上了小孩兒朱祁鎮的“近侍”（保姆兼老師），這個小孩就是以後的明英宗朱祁鎮。朱祁鎮繼位之後，王振掌管了明代太監的最高權力機構——司禮監，從此權勢熏天。正統十四年（1449）慫恿朱祁鎮北征，從此釀成大禍。

當然，對於“土木堡之變”這麼重大的歷史問題，也不能把原因全部怪在大太監王振的身上。因為馬克思老人家告訴我們，分析事物原因的時候也要注重其外在因素。此時的蒙古勢力，屬瓦剌部最強，而且瓦剌部憑藉其精銳的軍隊和傑出的領袖也先，又一次統一了蒙古高原，這在蒙古高原的歷史上是少見的。因為這一地區長期處於逐水草而居的分裂狀態。同時，也先當上領袖之後也拿下了西域難啃的骨頭哈密衛，這是明朝想得到卻得不到的地方，可見此時蒙古瓦剌部的強大。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廢宰相、權歸六部”，使皇帝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強。試問，在大明朝還有誰的權力能和皇帝相提並論？應該沒有吧！人們在分析“土木堡之變”的過程中喜歡將主要的責任推向大太監王振。在這兒，我們是否想過明英宗朱祁鎮的責任？他作為當時國家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掌握著巨大的話語權，如果他不同意王振會硬拉著他去親征？這恐怕還需深入探討。

在我看來，明朝前中期的士大夫缺乏宋代士人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憂而憂”的高遠志向，當然後期的東林黨就是另一說了。也可能有人會說這時有于謙啊！他也是為國為民！但是，我認為當時這樣的人太少了！畢竟獨木難支，孤掌難鳴啊！如果當時有更多的士大夫站出來，結局會好點兒吧！

結語

“土木堡之變”的發生看似偶然，實則與明朝宦官專權、北部邊疆民族的強大和皇帝朱祁鎮本人有著更深層次的關係。我們在看到王振權勢熏天的同時，也要看到他所依附的權力，這個權力就是古代世界至高無上的皇權，所以王振才會為所欲為。另外，也要看到同時期蒙古勢力瓦剌部的強大和明朝士人風氣的重要性，這二者也成為“土木堡之變”爆發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