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比較著名的維新變革當屬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維新變法、維新運動，是晚清時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發起的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因為損害到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利益，而遭到強烈抵制與反對。最終的結局是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被迫出走國外，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世界範圍內的維新與變革當屬日本的明冶維新，是日本明治時代初期日本推行的一系列重大復興舉措。最終的結果是使日本躋身於世界經濟、軍事強國之列。

導語：孫可望內訌失敗、叛降清朝之後，李定國執掌了南明永曆朝廷的最高權柄。此時，雖然由於叛徒孫可望把大西南反清基地的軍事情況全部報告給了清軍，致使形勢明顯不利於南明永曆朝廷，但是，反清復明的大業還是能有一番大作為的。可惜，李定國在軍政方面的一系列失誤，導致了大西南反清鬥爭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隨著永曆皇帝朱由榔逃入緬甸，被緬甸方面扣留以後，李定國、白文選多次率部進攻緬甸，意欲迎回永曆帝，但是，幾次軍事行動都沒有達到目的。最終在清軍的威逼利誘之下，緬甸人把永曆帝交給了清軍。不久，永曆帝被吳三桂勒死於昆明。這面反清復明的旗幟沒有了，李定國聞訊嘔血而死。從此，大西南的反清復明鬥爭走向失敗。

大西軍餘部進入雲南，經過幾年時間的休養生息，軍力得以恢復和壯大。大西軍的領軍人物孫可望、李定國等人放眼天下，決定與清軍一決雌雄，恢復漢家江山。他們決策聯明抗清，加入了南明永曆朝廷。奉南明永曆皇帝朱由榔為反清復明的旗幟，開始了英勇反擊的大西南反清鬥爭，在全國掀起了反抗清朝統治的新一輪鬥爭高潮。

1652年，在孫可望的主持下，以大西軍為主的南明軍隊對清軍發起了大反擊。

大西軍先是收復貴州，然後兵分三路：首先是李定國、馮雙禮從貴州攻入湖南，幾乎收復湖南全境；接著是劉文秀、白文選橫掃四川；隨即李定國率軍進入廣西，一路披靡，攻取桂林，逼死滿清定南王孔有德，收復廣西全省。

清廷在驚恐中派遣滿清敬瑾親王尼堪率滿洲八旗勁旅從北京出發，前往湖南戰場增援。

孫可望聞訊，就調令李定國率部從廣西回援湖南戰場。李定國率部返回湖南，在衡陽附近設伏，一舉斬殺了滿清敬瑾親王尼堪，重創了驕橫的滿清八旗兵。

大西軍凌厲的攻勢，一度打得清廷摸不著北，使得清廷意欲放棄西南七省，與南明永曆朝廷隔江而治。

就在這一片形勢大好之際，孫可望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竟然私慾膨脹，野心陡起，一心想要取代永曆帝，自己來當皇帝。他的圖謀遭到李定國、劉文秀的反對。但是孫可望一意孤行，在大西軍內部挑起了內訌，最終演變成為一場大規模的內戰，

在內訌中，倒行逆施的孫可望遭到大西軍將士們的強烈反對；他眾叛親離，在內戰中慘敗，羞慚惱怒之下，孫可望投降了清軍，把大西南反清基地的軍事情報全盤獻給了清軍。

（孫可望畫像）

孫可望以大西軍及南明永曆朝廷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叛降，當了可恥的叛徒，這件事對大西南的反清鬥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但是，南明方面並非沒有機會，反清大業仍然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但是，接替孫可望執掌永曆朝廷權柄的李定國在軍政方面的一系列失誤措施，最終導致了南明永曆朝廷的覆滅。

南明出自大西軍的三大巨頭中，孫可望善治國，李定國善用兵，劉文秀擅長撫卹士卒。三人各有各的特長。儘管李定國是南明最富天才的軍事家，可他在治理國家內政、收攏人心、撫卹士卒方面卻能力欠缺，遠遠不及孫可望和劉文秀。因為李定國執政以後，在軍政事務方面舉措失當，大失人心；最終導致清軍在孫可望的指引下，乘機進攻。而人心渙散的南明軍隊在雲貴地區基本上沒有進行過上規模的抵抗，清軍很快就攻取了貴州、雲南。

懦弱膽小的永曆帝逃往緬甸，後來被緬甸方面獻給清軍，慘遭殺害。李定國於滇西得知永曆帝遇害的訊息，吐血而死；南明就此終結了。

縱觀李定國在後期執掌朝政以後的作為，主要有以下幾點重大失誤：

（1）.痛失廣西.

為了迎接永曆帝，李定國率精銳回師雲貴，留在廣西的兵力薄弱，清軍乘機佔領了廣西。

廣西丟失之後，後果非常嚴重。

首先就是從此隔斷了永曆朝廷與廣東反清義師及鄭成功、張煌言等抗清勢力的聯絡，致使抗清力量處於無法東西呼應，只得各自為戰的被動局面。

其次，清廷得到廣西，就為以後清軍三路大軍進攻貴州、雲南，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戰略態勢。

李定國離開廣西，營救永曆皇帝

（2）.處理孫可望內訌的善後事宜，舉措極其失當。

李定國對孫可望的親信舊部沒有加以爭取、團結，而是直接以軍事進攻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孫可望敗竄後，李定國本可以用永曆朝廷的名義，對孫可望的親信將領進行赦罪招撫；但他沒有這麼做。李定國親自率軍進攻迤西，打敗了這些人，把他們全部處死了。

在大敵當前之際，以內訌中的罪過來嚴懲孫可望的親信部將；從爭取和團結內部力量，儘量減少損失的大局出發，李定國的處理方法，無疑是有欠妥當的。

（3）.整頓軍隊方面，厚此薄彼，對孫可望的舊部多加歧視。

孫可望雖然投敵叛變了，但是跟隨他叛逃的只有幾百人，連一個重要將領都沒有。實際上，作為孫可望舊部的大批將士們，在關鍵時刻都是胸懷大義、很識大體的。他們雖然兵力強大，卻不願打內戰，紛紛投向了李定國一方，拋棄了孫可望；這才使李定國在內戰中獲勝，挽救了南明永曆朝廷。

因此，李定國在整合軍事力量的時候，絕對應該一碗水端平，絲毫不能有所偏向的。

可是，李定國卻胸懷不寬廣，厚此薄彼，採取了不少歧視孫可望舊部的做法。比如：孫可望封秦王，李定國封晉王；李定國就把自己的軍隊稱為“晉兵”，而把歸附的孫可望舊部呼之為“秦兵”。諸如此類的歧視，使得孫可望的舊部將士大為不滿，“由是孫可望之兵心懶矣”。

（4）.破壞團結，排擠劉文秀。

劉文秀是原大西軍中的第三號人物，一向擅長安撫地方，撫卹士卒，在軍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孫可望叛逃以後，劉文秀被派去追擊。雖然沒能抓住孫可望，但是，劉文秀安定了貴州、四川、湖廣的軍隊，穩定了當地的軍心和民心；並且積極組織反清前線的防禦工作。

隨後，劉文秀上書請求永曆帝移駕到貴陽。以便振興士氣，便利指揮，還能體現出南明朝廷的進取精神。永曆帝同意了劉文秀的提議，讓禮部選擇良辰吉日，準備移駕前往貴陽。

當時，李定國正在討伐盤踞永昌的孫可望親信王自奇，聽說了永曆帝同意劉文秀遷都貴陽的建議，李定國很是不滿。立刻上書永曆帝，以自己有病為理由，請求永曆帝同意自己解甲歸田。

永曆帝當然不會同意。他對李定國百般撫慰挽留。於是，李定國要求永曆帝把處於四川、湖南、貴州的一線將領全部召回昆明；於是，劉文秀遷都貴陽的提議就此被放棄了。

從軍事形勢上來看，劉文秀的建議是正確的。但是，李定國認為永曆帝生性怯弱，距離敵人越遠越好；而且遷都貴陽，必然要加重雲貴地區人民的負擔，這種考慮也確實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李定國在取代孫可望之後，對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慮，注意力過多地放在鞏固自己在永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由於劉文秀招撫安定了貴州、四川、湖南的軍隊，而李定國的親信部隊則大部分都駐紮在雲南；因此，李定國擔心永曆帝一旦遷都貴陽，劉文秀的地位就會凌駕於自己之上。

李定國不但阻止了遷都貴陽的計劃，而且，他還要求永曆帝召回了劉文秀。這是李定國在南明後期最大的失策。

因為清廷此時正要利用南明內訌、孫可望來降的有利時機，調兵遣將，準備大舉進攻雲貴川地區；而李定國卻心存芥蒂，把劉文秀和處於一線的南明將領調回大後方昆明，嚴重地削弱了反清前線的指揮力量。造成後來清軍一路暢通無阻，基本沒有遇到明軍的什麼抵抗。

劉文秀被召回，失去了兵權，內心非常苦悶。他對李定國一些目光短淺的軍政舉措甚為不滿，甚至於私下對人說：“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

不久，劉文秀因病死去。他臨終前上書朝廷，建議一旦形勢不利，務必遷往四川，再圖復興。劉文秀還把自己集聚的窖金一十六萬，全部拿出來充當軍費；由此可見，劉文秀是一心盼望南明覆興的。

劉文秀雖然在戰功上不如李定國，但是劉文秀擅長安撫工作，深得軍心。如果李定國能夠與劉文秀精誠團結，一定會再度復興南明的抗清事業。可惜，在李定國的猜忌排擠之下，劉文秀鬱悶致病而死。

（5）.未能加強戰備，及時部署軍事力量，應對清方必然乘機發起的攻勢，結果，錯失戰機。

清廷利用南明內訌、孫可望投降的機會，兵分三路，由湖廣、四川、廣西出兵，對西南地區進行大舉攻擊。

1658年，當清軍出動之初，李定國不但沒有料敵先機，及時應對；反而為了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不斷整肅內部。先是征伐孫可望在雲南的心腹將領；接著又把劉文秀及貴州、四川的前線將領全部調回了昆明，致使與清軍對峙的前線明軍失去了統一的指揮系統。

清軍三路進軍貴州的實際行動開始於2月25日，李定國到7月才從昆明率軍進入貴州迎戰，耽誤戰機長達半年之久。與此相關的是，在總體上南明兵力已處於劣勢的時候，要打破清軍合剿，只有趁三路清軍相距尚遠之機，集中兵力擊潰其中一路，方可贏得戰略上的主動地位。由於李定國軍事行動過於遲緩，錯過了最佳戰機，致使明軍節節敗退，清軍進展十分順利。

當清軍三路大軍已經會合之後，南明軍隊在戰場上已經無法擊退敵人的進攻了。

（6）.信任奸佞馬吉翔，放棄轉進四川的計劃，退往滇西。

當明軍全線敗退，李定國下令棄守貴州之後，永曆朝廷就認為清軍必然要大舉進攻雲南。雲南必然不保。於是，大家就開始商議遷都之事。

最後，永曆帝與李定國決定遷都四川。可是，這個計劃被奸臣馬吉翔給破壞了。

馬吉翔原來投靠孫可望，極力攛掇孫可望自立為帝；孫可望兵敗以後，馬吉翔本應受到嚴懲。可是，馬吉翔竟然靠著一身吹捧拍馬的本領，贏得了李定國的欣賞和信任。

馬吉翔與四川的南明大臣文安之有過節，他認為遷都四川之後，文安之必定會執掌朝廷大權，而自己的靠山李定國必然要經常出兵在外打仗；那麼，就一定不會有自己的好果子吃。

於是，馬吉翔會同李定國的親信幕僚、雲南人金維新，對李定國進行勸說。李定國對二人很是信任，在他們的巧舌如簧之下，李定國果然改變了主意，決策向滇西撤退。派行營兵部侍郎龔應禎趕到趙州，請永曆帝前往永昌。

永曆朝廷的文武官員聽說朝廷變更了方針，由入川改為西撤，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先後脫離朝廷，尋找避難藏身之處。其他的人也大都在心理上動搖了。破壞了李定國磨盤山大戰計劃的文臣盧桂生，恐怕就是在此時開始萌生了投降清軍的念頭的。

（7）.撤退計劃毫無章法，一離開昆明，再也無法聯絡和指揮貴州、雲南、四川各地的南明軍隊

李定國倉促向滇西撤退，永曆帝更是一直逃進緬甸境內，這直接導致雲南、貴州、四川各地的南明軍隊群龍無首，失去了統一的指揮，無法採取一致行動，來抵抗清軍的進攻，造成了清軍一路行軍暢通無阻的局面。

李定國在撤退途中也無法指揮各地的明軍，以致於在他軍事生涯的最後絕唱——磨盤山血戰之時，李定國身邊僅僅只有6000餘名精銳親軍能夠投入這場大戰。

永曆朝廷撤往緬甸境內，對於群龍無首的明軍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許多將士都喪失了鬥志，在清軍的引誘之下，紛紛投降了清軍。像猛將馬寶、王會、高啟隆等人，都是這個時期投降了清軍。這些猛將都被吳三桂籠絡住，在吳三桂起兵反清、發動“三藩之亂”時，他們又重新衝鋒陷陣，重創了清軍，讓康熙皇帝也極為頭疼。

所以說，李定國倉促退往滇緬邊境的決策是非常失誤的。如果他聽從劉文秀的遺言，撤往四川，集結各地明軍，振作士氣，依靠這些百戰猛士，再聯合李來亨等夔東十三家的大順軍餘部，一定是能夠再起風雲的。

結語

南明永曆朝廷的滅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實，如果沒有大西軍的加入，永曆朝廷早就覆滅了。正是大西軍這支戰力強勁的生力軍，才讓永曆朝廷的壽命延長十來年。如果孫可望不利令智昏，非要當皇帝；如果李定國最後能夠團結劉文秀，善待孫可望的舊部，南明的反清鬥爭還是會大有作為的。

李定國逐漸敗退，不僅僅只是孫可望叛變，而是他拋棄了大西軍的優勢。

明軍要不投降清朝，要不毫無戰鬥力。

大順軍就是爛泥扶不上牆，不到兩年，就從佔領全國大部分北方重新變成流民（1644～1646），李自成死後，更是樹倒猢猻散，各個部隊各自為戰，互相傷害。

反倒是大西軍這支農民部隊在明末清初時期表現極其亮眼，特別是大西軍的首領張獻忠也突然暴斃後的表現。

其主要原因就是孫可望想把大西軍獨立於南明政權之外，而不是和大順軍那樣，依附在南明官員身上，成為一支南明官員內耗爭鬥的棋子。

而李定國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把大西軍融入南明政權，使得大西軍戰鬥力嚴重下滑。

大西軍的聯合南明，可以溯源到順治四年，當時孫可望、李定國等將領根據張獻忠“我死，爾急歸明”的遺訓，揮師進入雲南，在以軍事手段打敗南明政權地方勢力的基礎上，與吳兆元、楊畏知、沐天波分別在昆明、祿豐、永昌達成了共扶明室，恢復江山”的協議，一大批南明官員和士紳地主“降附”。

但是大西軍一直對他們都抱有強烈的戒心，史書記載“以勳舊禮待之，不復假以事任也”,並繼續實行保護農民軍利益的政策，內部組織也仍然保持著大西軍的“四將軍”（張獻忠四位義子）議事制與“掌盤子”制度等古樸平等作風。

順治六年至順治八年，大西軍與南明永曆朝廷進行了“脅改秦封”的鬥爭。

應該說，在當時情況下，尚未完成封建化過程的孫可望作為大西農民軍的代表，他的“逼允秦封”，不管其觀動機如何，客觀上是代表著農民軍藐視明朝“異姓不得封王”的“祖制”，要求南明皇帝必須承認農民軍的實力地位，承認大西軍在抗清陣營中的獨立地位與領導地位，並在此基礎上實現合作抗清的內部鬥爭。

正如孫可望致永曆書中所稱：“今之奏請，為聯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

李定國、劉文秀雖然一直與孫可望不和，但在這一點上，在當時是一致對外的。

南明政權高層對這場內部鬥爭的性質也很清楚，瞿式耜就認為允封秦王等於向“獻孽”投降，並說出“可望未我降而我先降之，可望未父師我而我先父師之，可望未納土請官而我先納土請官之”這樣的話。

他認為南明政權不能向孫可望低頭，應該是南明政權詔安大西軍，而不是南明政權依附大西軍。

因此，這場內部鬥爭就主導方面來說，是抗清陣營內部的階層鬥爭，屬於農民軍與官僚士紳地主階層的鬥爭，有著重大的意義。

但在“脅改秦封”的過程中，南明高層中的一部分人看到永曆政權的衰弱無能，便力圖加快大西軍的封建化程序，在其中尋找能比永曆皇帝更好地代表自己階層利益的人，並鼓動其取永曆皇帝而代之。

而南明地主階層中與永曆政權命運相連的那部分人，也力圖從大西軍中尋找保護人。

這樣，“脅改秦封”的直接結果是農民軍戰勝了南明高層，而其間接結果卻是大西軍封建化的加速。

到“秦封”問題解決後，事情就演變成了站在孫可望、李定國二人背後的南明官僚士紳地主階層兩派的內部鬥爭了。

這為孫可望與李定國內鬥提供了條件。

“脅改秦封”起源於胡執恭的“盜寶矯詔”。

史書記載胡執恭“奉(陳)邦傅之意旨：可望而就撫也，則遠交近攻為挾可望以脅朝廷之地，可望而不降也，則執恭且為邦傅納款之使，暗通可望，外輸國情。”

為了達到其目的，這一派官僚士紳階層向孫可望大肆鼓吹取永曆皇帝而代之。

“縉紳附可望，勸進者累累...故御史倡議稱可望為國主，設六部…大造宮殿，署百官，以明臣雷躍龍、範鑛、任僎、程源、龔彝、朱運久、張重任、方於宣等為宰相、九卿、科道、翰林等官……為可望起朝儀，易印章，立四廟、制鹵簿、九奏萬舞之樂”。

孫可望剛開始感到不太適應，但是嚐到那種當皇帝的滋味之後，就開始變了，也開始對這種權力習以為常了。

與此同時，南明官僚士紳地主階層中的另一派也在對李定國下功夫。

原先錢邦芑曾致書孫可望，希望他“文武之升降一稟於天子，征伐之行止必請於朝命”，也就是說孫可望提拔和貶罷文武百官要稟奏天子，打仗行軍要聽從南明朝廷的安排，但這時候一心想當“國主”的孫可望完全聽不進去。

於是錢邦芑、範鑛、黃應運等人轉而拉攏李定國、白文選，鼓動他們“統率羆虎，掃蕩不庭……他日分茅胙土，傳之奕世”。

對於這些農民將領來說，這種忠君愛國的“春秋大義”很能迷惑人。

李定國思索之後就決心效法“關、張、姜伯約”，把自己捆在了永曆皇帝和南明政權的戰車上。

這樣，在順治八年以前，大西軍已經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皇權思想越來越嚴重，農民軍平等的思想越來越式微，史料記載“流賊之習尚少改，漸明禮義”。

雲南官僚士紳地主階層原來認為“只謂不復得見天日矣，誰知復有今日！乃不三四年而孫可望等革故鼎新一洗前轍，養民恤民，急圖善治”。

雲南得到大西軍的保護，孫可望治理的也不錯，得到這些好處，那些官僚士紳地主階層就開始為孫可望大唱讚歌。

南明官員馬吉翔等人甚至說出“今秦王權傾內外……我內入作秦王心腹。公等作羽翼，然後徐謀尊上為太上皇，讓位於秦王，則我輩富貴無量”這樣在當時屬於大逆不道的言語。

早已為孫可望所器重的一位叫任僎的官員更是聲稱“明運已終，事無可為”，並借“大乙六壬”之術大肆宣揚孫可望與永曆皇帝為“二龍”。

孫可望於是“自謂九五之尊，捨我其誰”，利令智昏地開始做起了皇帝夢。

這樣，他與李定國等其他大西將領的關係就一步步走向破裂。

最後，孫可望因為野心未遂，叛變投降清朝，成了歷史罪人。

李定國與孫可望不同，他忠於抗清事業，為此不屈不撓，奮鬥到最後，是一個傑出的抗清英雄。

順治十三年，李定國迎接永曆皇帝進入雲南，次年擊敗孫可望的叛亂。

至此為止，李定國對孫可望的內部鬥爭，對抵抗清朝，統一內部力量的進步意義是基本肯定的。

但必須指出李定國之反對孫可望，並不是反對他的封建化，相反，他是站在封建“忠臣”的立場上去反對孫可望的“鷹眼猶張、狼心未化”。

李定國否定了孫可望，同時也否定了他本人與大西軍的過去。

聯明初期的大西軍，在孫可望有意無意下，一直掌握著行政、軍事、財政等方方面面的實權，“總統天下兵馬錢糧，節制諸文武”。

孫可望投降清朝，李定國入主雲南後，就變為“一切事物俱稱奉天子詔令，不能自如”。

儘管永曆皇帝由於自己軟弱無能並出於種種顧慮，仍然規定“兵馬總歸晉王（李定國）執掌”，官員也任由李定國來提拔和罷黜，然而李定國卻以南明“忠臣”自詡，仍然“軍行進止，一以詔敕從事”。

不僅如此，李定國還一改大西軍對南明官員“不復假以事任”的傳統，把極其重要的京城衛戍部隊“禁軍”交給沐天波來掌管,用以鎮壓“內賊”，而所謂的“內賊”就是大西軍那些以前並肩作戰，現在反對他的戰友。

李定國不僅“往來權佞之門，蹈秦王故轍”,而且比孫可望準備當皇帝的時候的做法走得更遠。

在孫可望時期，大西軍依然遵循明末農民軍“右武輕文”的質樸傳統，頒佈的法令，史書記載“所頒儀注，輕文重武，無所不至。”

後來李定國掌權之後，居然大規模任用南明官員，其中就包括馬吉翔、內侍龐天壽、龔銘，金維新等人，史料記載“吉翔與金維新朋比竊政，定國聽其蠱惑，奸黨佈列”。

但是大西農民軍的那些老人舊人則地位日益淪落，紛紛“失職”。

此外，李定國還對他們進行進一步的迫害，曾在孫可望掌權時期救濟了李定國老營的王尚禮被逼死；狄三品、王會、張光翠等一大批大西軍將領被降職削爵；張獻忠四位義子之一的劉文秀被無端地懷疑為“暗藏叛逆之意”，不得不交出“一切兵馬事務”，終於鬱郁而死；他的部將陳建、鄒簡臣在李定國下令逮捕後被迫逃亡四川。

南明的官僚勳Quest紳們，本來對廣大大西軍將士都懷有很強烈的階層仇恨，在李定國支援、縱容下，他們更為猖狂。

此時的大西軍再也不是以前的大西軍，大西軍完全完成了封建化，其首領已經變成官僚士紳地主階層的一部分。

無怪乎時人歡呼：“李定國入滇，朝政一新，衣冠復振矣！”

但是要知道現在南明政權別說統一天下，就連與清朝劃江而治都非常困難，國家尚未一統，居然就開始大力打擊軍事將領，任用腐朽墮落且喜歡黨爭的前朝官員，這必然導致大西軍戰鬥力嚴重下降。

最終，李定國雖然連續大敗清軍，依然無法挽救沉淪的南明政權。

可以說後期的李定國是不能稱之為“農民首領”的，他是可以與史可法、文天祥等並列的英雄。

然而，南明政權需要的是劉邦、朱元璋式的農民首領，或者于謙、岳飛式的挽救危亡之際的絕世將領，而不是文天祥、史可法式的悲劇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