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前還有張居正

答案如下：

王安石變法之前還有很多變法。王安石變法發生在1069年宋神宗時期。

1043年宋仁宗慶曆三年。范仲淹。富弼，韓琦執政。像宋仁宗提出《答手詔條陳十事書》列舉朝廷腐敗弊端。建議進行改革，史稱慶曆新政。

後來由於保守派阻撓新政沒有完全實施就夭折了。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拉開了序幕。

王安石變法之前還有秦國商鞅變法、魏國李悝變化、楚國吳起變法等，其中商鞅變法最成功。商鞅變法一舉讓秦國成為戰國七雄中最強大的國家，為以後秦統一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變法的主要內容包括獎勵軍功、開阡陌、實行連坐、設定郡縣等。

張方平。

     （1007年—1091年），字安道，號樂全居士，諡“文定”，北宋大臣，應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少年時聰敏絕頂，讀書過目不忘，宋綬、蔡齊認為他是天下奇才。

            神宗朝管理財政的還是張方平，他主張很簡單，就是“節流”。張方平的措施，一是在不大刀闊斧進行機構改革的情況下提高舊有機構的效率，讓它高效運轉，屬於緩和性的改革。二是和當時的主流一樣，張方平同樣主張“節流”，反對一味地靠增收稅費來壓榨老百姓。神宗朝給了張方平參知政事的頭銜——王安石後來就是用這個頭銜來主持政府工作，推行新法的。

慶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是北宋的兩次改革運動。前者發生於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主持者是范仲淹;後者始行於宋神宋熙寧二年(1069年),中止於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主持者為王安石。這兩次改革,前者不到一年便銷聲匿跡,所以慶曆新政比王安石變法要早。

首先，變法是否必要？

其次，王安石變法是否正確？

最後，司馬光廢除新法是否妥當？

回答了這三個問題，就應該有結論。

變法極其必要，已刻不容緩

北宋建立後始終存在三大問題：

1、冗兵

失去幽雲故地，遼國騎兵可輕易掠過河北平原，冬天渡過黃河直殺東京城下。北宋基本無險可守，那就只能堆兵防禦，所以京畿附近累積了全國禁軍的6成以上。宋仁宗時期禁軍達到頂點的82.6萬。

北宋政治相對溫和，凡是遭遇災荒就將難民青壯年編入廂軍，所以到宋仁宗時期，廂軍已經逼近50萬。

此外，出於防禦要求而招收鄉兵、番軍、勇敢、效用軍。

所以，宋仁宗時期國家軍隊超過150萬。

2、冗官

北宋推行文治科舉。同時大量設定官員以分薄權力，每個官員都身兼多職，有職、爵、勳、差、貼等多個工資俸祿。宰相每年薪金可達十來萬貫。

此外，每個官員還可以為子弟帶來數個甚至十幾個恩蔭。

3、冗費

150萬士兵要養活，十萬官員，幾十萬差役要養活，所以雖然北宋經濟繁榮，常年財政收入超過7000萬貫，但接近9成被用來養活軍隊與官員。

國家財政時刻緊繃。倘若出現一次大規模的災荒，北宋必然傾覆。

宋仁宗：

4、朝野共識

宋仁宗時期，朝野上下已形成共識，變法改革勢在必行，所以才有慶曆新政。

然而慶曆新政很快失敗了。原因在於慶曆新政只講裁剪官員，節約開支，這顯然導致大量官員利益受損。

主持慶曆新政的范仲淹：

王安石變法倉促，手段粗暴，結果很失敗，更是有功利目的

前面說，慶曆新政是節流，結果失敗了。

自然，王安石就主張開源。

三無畏宰相：

然而，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只能是笑話。

變法前，北宋常年財政收入7000萬，變法高潮時達到1.2億，看起來增長了。卻是民不加賦嘛？

沒有機械化大生產，沒有海外貿易，沒有殖民掠奪，增加的70%稅金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貴族地主繳納的？

算上過程損失，百姓增加最少一倍的稅務負擔。可國用依舊不足。

原因就在於，王安石只是掠奪民財，而非開源節流並舉，沒有針對三冗進行任何改進與修訂完善。

所以王安石變法，於國家財政局面，地方經濟發展，軍隊建設，無一成果。

當王安石的學生，八品官的安門上監鄭俠寧願承擔罪責，也要非法透過銀臺司快遞向宋神宗呈遞流民圖，變法也就徹底破產了。

司馬光為了反對而反對

最令人驚訝的是，因變法未能達到目標也因為變法過程倉促，政策漏洞百出，王安石就直接將責任推到反對派的掣肘上，甚至以辭職脅迫小皇帝宋神宗處分反對派。

顯然，率先破壞君子政治傳統的新黨，必然遭到舊黨報復。

宋神宗死後，司馬光登相。在高太皇太后支援下將所有新法一一廢除。然而這僅僅只是司馬光對新黨蠻橫變法的政治清算。司馬光沒有改變三冗的辦法，甚至沒有試圖解決問題的勇氣，所以蘇東坡很反感。

又一個拗相公的司馬光：

結論：偉大的蘇東坡

真正憂國憂民計程車大夫。

他提出《寒暑論》，明確承認變法必須進行下去，但堅決反對新黨的操切，同時也反對舊黨為了反對而反對新法的行為。也因此蘇東坡自烏臺詩案後不斷被新黨與舊黨來回折磨，顛沛流離，卻矢志不改。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文人，他們的文學才能是出類拔萃的，但說到政治才能，可能就要差很多。因為文學和政治不是一碼事。唐代的李白、杜甫都是這類人，文學超一流，政治一般般。這就是他們當不了大官的原因。而蘇東坡不一樣。他不但文學才能出眾，政治才能也是一流。文學就不用說了，蘇東坡無論是在中央當官還是在地方當官的時候，政績都是很顯著的。他在蘇州當太守的時候在西湖所修的蘇堤，今天還有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蘇東坡在王安石變法之時，成了變法的反對派。而在王安石下臺之後，司馬光廢除新法的過程中，他又成了反對派。永遠的反對派，使得他在政治上成了永遠的倒黴派。讓這樣一個真正有才華之人，在為官的大部分時間裡，成了官場上的失意之人。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蘇東坡成為反對派，不是因為蘇東坡錯了。無論是他反對王安石，還是後來的反對司馬光，歷史都證明蘇東坡沒有錯。但是，堅持正確未必就會得到好處，有時反而會倒黴，這樣的情況，在歷史上是有很多的，根本不用奇怪。

王安石做為改革家，歷史的定位是正面的。司馬光做為史學家，歷史的定位也是正面的。所以，歷來的史論家把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稱為君子之爭，所爭的是是非問題。兩個人都是君子人格。這與明代後期官場之爭是大不相同的。由於王安石與司馬光都是學者個性，兩個人有個共同的特點是原則性很強，守規矩而靈活性不足。蘇東坡與此二人性格有很大差異。蘇東坡是絕頂聰明之人，他處事之時，常常不囿於成規，不拘一格。比如他在參加科舉考試之時居然敢編歷史典故，就是一個證明。

王安石變法之時，大宋王朝是存在不少問題。這些問題是可以慢慢一點點解決。可是，王安石的心比較急。他希望對大宋朝各方面制度進行全方位改革，進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王安石在當地方官的時候，就對一些方面的改革進行了嘗試，獲得了很好的效果。於是，他當了神宗的參知政事之後，就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工作。他改革的內容包括青苗法、保甲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等等。這樣大規模的社會變革活動必然給社會帶來很大負面影響。所以，王安石變法的效果並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用人方面，推進過快方面等等，都影響了變法的效果。

王安石變法中的一些負面效應，蘇東坡提前就已經預見到了。當時的情況之下，王安石得勢，又有皇帝的絕對支援，變法大政不可改變，這時，一些只圖升官發財的人投到王安石的門下。這些人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個人謀利的因素，遠遠大於富國強兵。所以，出現了許多侵害下層利益的事。這些事情，就是蘇東坡反對新法的原因。

蘇東坡其實並不反對社會改革和變法。而是反對用人和做事中的一些具體做法。王安石要強力推行新法。不允許有反對派對變法大事進行掣肘，於是，蘇東坡只能靠邊站了。

當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自己退下來的時候，恐怕會明白蘇東坡半時潑的冷水是有道理的。蘇東坡從黃州赦回的時候，路上曾去看過王安石。王安石曾對他說過一句名言：“禮法乃為我輩所設耶？”

司馬光上臺之後。決心要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廢除。王安石經過多年改革之後，一些新的做法，老百姓已經適應了，沒有必要全部廢除。只要廢除百姓們意見大的，無法堅持下去的就行了。可是，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辦事的時候，都是一根筋。司馬光廢新法的原則是，凡是王安石弄出來的，一律廢掉。這種絕對化的辦事方式，又受到了蘇東坡的反對。因此，蘇東坡又進入倒黴時段。

總之，蘇東坡成為永遠的反對派，並不是因為他錯了。恰恰因為他對了。因此倒了黴也無怨無悔，正是蘇東坡正直可愛可敬之處。他的人格比那些見風使舵，唯利是圖的小人們高尚的多了。蘇東坡能成為千年一人的文化人物，除了他天賦極高的文學才能之外，還有他出眾的政治才能和眼光以及高尚的人格。

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傷疤，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是因王安石變法以為國爭利為目的。

所以，蘇軾就上言皇帝大概意思就是說，上乘之尊以德化民，百姓就會敦厚，社會風氣就會好。如果君王近功利，百姓就會變的狡詐，一致向錢看。蘇軾的這個言論到沒有具體反對王安石變法，但這個言論是和王安石的新法相違背的。

在之後的變法過程中，要有位大臣上言說：君有愛民之心，臣有殘民之術。可見當時王安石的變法也不能說不對，但往往效果是適得其反，所以王安石變法非但沒給百姓帶來好處，且讓百姓苦不堪言。

就是這樣，有個叫鄧綰的大臣就不是個東西，當王安石問他新法推行之後的效果，鄧綰說行法後的效果是百姓歌舞歡騰。

王安石的變法對百姓造成不利後果，在宋神宗死後，就被司馬光廢掉了。

蘇軾其實並沒有反對司馬光廢法，而是對王安石的免役法，司馬光要變更差役法，就這個問題上出現了不同的看法而已。

這一重要的轉折，讓蘇軾有了一個為後世所熟知的號：東坡。

這就是“烏臺詩案”

這次事件，蘇東坡差點丟了性命，是王安石一句話救了他的命。

但，這並不是蘇東坡後來反對司馬光廢法的原因。

我們的蘇大學士是不會因為救命之恩而輕易改掉自己的觀點的。

烏臺詩案蘇軾是被冤枉的嗎？

不是蘇東坡在烏臺寫了一首詩犯了事。

而是烏臺也就是御史臺當時的老大御史中丞李定，盯上他了。

當然，還有個神隊友，是大家都熟悉的寫《夢溪筆談》的沈括。

李定是有意的，而沈括純粹是好心辦了壞事。

起因很奇幻，是蘇東坡給自己的好友，二十四孝之一的朱壽昌寫了一首讚頌他孝行的詩。

壞就壞在蘇東坡名氣太大，所以朱壽昌辭官尋母的事，天下皆聞。

這就襯托出另一位不孝順的人，對，御史中丞，李定。

李定的老媽是被丈夫休出的家門，後來改了嫁，後來，死了。

按當時的禮制，出母亡，則不必服喪。

李定也就心安理得的繼續當官，但是，為士林（讀書人）所不容。

蘇軾的詩一出，這一對比，李定愈加顯得不孝，李定也就越恨蘇東坡。

而蘇東坡呢，在杭州任上那簡直是文如泉湧，一首一首接一首的寫詩。

本來蘇軾就反對王安石的變法，這詩裡不自覺的就帶出來了。

李定收集好蘇軾的罪狀，向神宗趙頊（音：須）報告了。

“豬隊友”沈括！

神宗這時候，正生氣呢，因為，他正看著沈括交上來的差旅報告呢。

沈括是出於好心，是為了完成出差前神宗交給他的好好照顧蘇軾的任務。

於是，沈括出差回來交給神宗的差旅報告，關於蘇軾的部分，那就細的不能再細了。

還附上了蘇東坡的詩集！並且沈老大人還生怕神宗看不懂，做了詳細的註解！

神宗兩下一對比，得出了結論：這事是真的！蘇東坡不僅反對變法，還藐視朕躬！

這事，大了！眼看就要違背藝祖趙匡胤定下的不殺士大夫的老規矩了。

這時，從遙遠的江寧，傳來一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

這話是王安石說的，此時他已罷相，這句話的意思是，你把蘇軾殺了，對你的聖名有損啊！

再加上太皇太后曹氏的求情。

蘇軾，終於被放出來了。

蘇東坡誕生！

蘇東坡死罪可免，活罪難逃，被貶為黃州團練使。

而且，不得隨便離境！

而且，生活還出問題了！

蘇東坡作為被編管的人員，工資是發的實物，

也就是說，咱們的大詩人，還得當個小販才能維持生計。

迫於無奈，蘇軾東求西求，求來了黃州城東一塊五十畝的地，種地養活自己！

此時的蘇軾，再也不是攻擊“均輸法”時，捍衛鉅富豪商利益的開封府推官，

也再不是攻擊“免役法”時，捍衛士大夫享樂權力的文壇領袖了。

他，是黃州城東山坡上一農夫！蘇東坡！

司馬光“變”法。

當神宗故去，哲宗上臺之後，召回了在洛陽地洞裡寫《資治通鑑》司馬光為相。

司馬光，是舊黨的核心人物。

元祐更化，開始了。

蘇東坡在流放多地後，被召回了京都。

司馬光在把章惇（音：蹲）為首的新黨連根拔起之後。

關於是否廢除“免役法”，司馬光遭到了蘇東坡的迎頭痛擊。

人，是會變得，蘇軾此時已是明白人間疾苦的蘇東坡了。

而司馬光，雖然被貶到洛陽地洞裡寫書，但是，待遇始終沒變。

還是十指不沾陽春水計程車大夫，

小時候知道變通砸缸的司馬光，此時卻固執的被蘇東坡氣稱為“司馬牛”！

這就是蘇東坡先是反對王安石變法，後來又反對司馬光廢法的原因。

同時，也是蘇軾，向偉大的文學家，書法家，畫家蘇東坡轉變的原因！

簡言之，蘇軾是改革派，支援變法但不支援劇烈的變法。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是關於變法的方式之爭。蘇軾反對司馬光廢法，是關於國家前途的路線之爭。

一、蘇軾其實是個改革派

武備鬆弛的北宋，長期苟安。既要養大批軍隊，卻又不敢向北方的遼國開戰，不能抵禦外侮，只能用納貢稱臣的方式維持。久而久之，官越養越多，兵越養越多，耗費越來越大，正所謂“冗官、冗兵、冗費”。“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這一切蘇軾都看在眼裡，明在心裡。

蘇軾認為要解決宋王朝的根本問題，必須要變革。

二、蘇軾反對王安石激進的改革方式

蘇軾認為變革第一要務，是要整頓吏治，為改革爭取必要的人事支援。特別是州縣地方官員，必須是支援改革的人士，因為改革的具體政策由他們來執行。地方官的態度事關改革成敗。

反觀王安石，他一方面認為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整頓財政。另一方面又卻操之過急，待到神宗繼位，迫不及待就啟動了改革程式。此時朝廷內外就只是新設定了一個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來作為總領變法的機構。地方執行機構和其他相關機構人事，沒有配合措施。

同時，蘇軾主張萬全的改革方式，王安石則傾向雷厲風行的變法。可惜的是，王安石的變法沒有得到神宗堅定的支援，從人事安排可見一斑。

蘇軾後來激烈的反對王安石，卻並非反對變法，是反對沒有一整套萬全體系的變法。後來，在司馬光廢法時，蘇軾又激烈反對，則是因為已經實施的新法確實產生了效果，雖然很不盡人意，也沒有必要因為政見不同而置國家前途於不顧。

蘇軾是一個至誠之人，沒有政治偏見和黨同伐異的心思，他只是對國家存在的問題看的很清楚而支援變革，也對王安石的變法方式存在問題看得很清楚而反對王安石，同樣對司馬光私心自用看得很清楚而反對司馬光廢法。

在後來分析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時，還大膽指出，神宗的搖擺不定動搖了變法的根本支援。可見其是一片赤誠之心，能夠看到不同時期變法存在的不足和產生的效果，不為一己之私利而單純反對變法或反對廢法。

原因很簡單，因為蘇軾是那個時代罕見的，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識分子。

宋神宗熙寧二年以後，隨著變法的推行，新舊兩黨也在鬥爭中逐漸涇渭分明，為支援而支援，為反對而反對，將朝政攪的翻天覆地。

被人視作舊黨的蘇軾，曾在王安石推行變法時，堅決反對新法，可元祐年間舊黨得勢時，又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從表面看，蘇軾的行為前後矛盾。但實際上，這恰恰是他不以“黨派利益”和“私人恩怨”為行事準則的外在表現。

蘇軾是個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識分子

先說句題外話，知識分子是近代以後才產生的概念，特指那些受過高等教育，並且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人。

而在奉行“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宋代，受過高等教育計程車子多追求“東華門唱名”，進而成為帝制時代附庸於“王朝統治”的高階“腦力勞動者”。他們的思維模式，行事準則，無一不是為了“王朝統治”服務。

在這種價值觀下，人的道德反而不那麼重要。如北宋名臣歐陽修，為了將以“武人”入樞密院的狄青趕出朝廷中樞，不惜捕風捉影，有意誣陷，手段之惡劣，與他後世的“文名”相差極甚。

但是，我們只要結合當時的背景因素，就不難理解歐陽修如此做為的必要理由。唐末至五代，武人割據亂政，荼毒天下兩百年，因此北宋自立國開始，便奉行“崇文抑武”的國策，以避免再次出現“武人亂政”的情況。狄青以武人入兩府，顯然打破了這個底線。

在歐陽修看來，驅逐狄青是維護“王朝統治”的正確行為，私德自然就不是那麼重要。他顯然不是一個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識分子，我們只可以將生於那個時代的歐陽修看做一個合格的政客。

我們再看蘇軾，他在反對新法之初，理由和舊黨大致相同，無非是新法改易過甚折騰百姓、與民爭利等等，並因此遭受新黨迫害十餘年。直到舊黨上臺，當司馬光打算盡廢新法時，蘇軾卻沒有和紛紛起復的舊黨中人落井下石，反而出人意料的站出來反對盡廢新法。

他的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新法自熙寧年間開始已經實行十餘年，百姓也漸漸適應習慣了，雖然仍舊有著種種弊端，可再貿然盡廢，與熙寧年間驟然變法，折騰百姓不是如出一轍嗎？

在蘇軾看來，盡廢不如增添修改，廢除那些所謂的“弊法”，留下“有益”之法。這種施政態度顯然是更客觀，更有利於國家和百姓的。儘管司馬光與之交誼頗深，而且在“烏臺詩案”發時，又對他多有營救之舉。可他仍舊站出來，用近乎於“撕破臉”的舉動，與司馬光據理力爭。

但是，這在“黨爭”極甚，舊黨清洗報復新黨的元祐年間，可謂極度特立獨行，沒有極大的勇氣，絕對不敢站出來和舊黨首領進行公開爭辯。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於江寧，蘇軾奉命起草制文。當年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曾不止一次對他進行打擊迫害，但他並沒有因此夾帶私怨，反而在制文中對王安石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制文中非但沒有對新法予以貶損，反而客觀評價了新法在多年實踐中的完善與進步，肯定了它對國家的積極作用。由此可以見得，蘇軾對新法的態度與絕大多數舊黨有著本質的不同，其對新法的理解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更為深刻、全面。

由此，也可以充分解釋，當司馬光決定盡廢新法時，蘇軾為什麼又站出來進行反對。

新法雖好，但確有弊端，蘇軾反對新法中的弊法，不等於站隊舊黨

王安石主導的新法在推行初期，確實有著很多弊端和不足，這也是歷代改革家進行“自上而下”改革時，最容易出現的通病。

蘇軾最初反對新法的理由大致有兩點：1，新法改易過甚，驟然實行又急於求成，唯恐百姓難以適應，而折騰過甚；2，新法中存在著不少弊端之處，除了有與民爭利的情況，還過於繁雜，容易為胥吏所乘，反而與初衷相悖，因此勞民、害民。

如僱役法執行之初，以錢代役的做法在理論上固然於國於民有利，但免役錢、助役錢、免役寬剩錢等各類名目過甚，徵收標準又繁雜難以統一，地方胥吏具體執行時，往往就成了“兩稅之外，別出科名”的重複徵收。

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急於求成，新法中的僱役法就很容易成為擾民、害民之法。

還有被詬病為“與民爭利”的均輸法，朝廷命地方廣置官署，用以“徙貴就賤”，具體辦法與漢武帝時，桑弘羊所施斂財之法大體相當。

“徙貴就賤”在遭受災害歉收地區以高物價折徵錢幣，然後用所徵錢幣到豐收低物價的地區採買物資，這種做法用近現代流行的說法就是投機倒把，吃相太過難看。

而且，官買官賣在實際操作時還會出現“非良不售，非賄不行”的情況，東西不好，沒有回扣，就別想成交，強買強賣更是等於再扒掉百姓一層皮……長此以往，與殺雞取卵無異。

漢武帝時，桑弘羊以此法斂財是為解決連年征戰導致的財政危機，只做權宜之計，一旦有所緩解即行作罷。可如果當做常法，顯然並不合適。舊黨反對“均輸法”，這一點在客觀上是於國於民有益的。

除此以外，新黨為打擊反對派，將舊黨逐出朝廷，在宋神宗的支援下，逐漸控制檯諫官員，從而使臺諫不再能夠

“言及乘輿，則天自動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自此，臺諫官員成為新黨的附庸和打手，失去本來應有的作用。這也是蘇軾所明確反對的。

在這種情況下，蘇軾曾與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做過一系列抗爭。

如熙寧三年春試，蘇軾與王安石就葉祖洽是否能夠得中狀元一事發生爭執。

爭執的問題表面是葉祖洽當否得中狀元，但實際卻是新黨和舊黨圍繞著新法進行的一次較量。彼時，宋神宗既支援新法，又重用王安石，葉祖洽當然得中，舊黨一敗塗地。

同年十一月，蘇軾自請外放，任杭州通判。

蘇軾反對“盡廢新法”出於公心，奈何再次捲入黨爭，朝政翻天覆地

如果將蘇軾自請外放看做新舊黨爭第一階段的落幕，那麼“烏臺詩案”顯然就是黨爭進入第二階段的高潮。元豐二年，御史何正臣上書彈劾蘇軾在謝恩表中暗藏譏刺朝政，同時，御史李定也跟風彈劾其四大罪狀。

指斥蘇軾在謝恩表中對宋神宗“心存怨憤，包藏禍心，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尚在湖州任官的蘇軾被鎖拿進京，關進監獄。

張方平、司馬光、範鎮等蘇軾友人均因“烏臺詩案”而受到牽連。

黨爭愈演愈烈，這也為元祐年間，舊黨得勢以後報復新黨埋下了引線。

直到神宗駕崩，太皇太后臨朝，司馬光、蘇軾等一干舊黨官員紛紛復起。舊黨在清洗報復新黨的同時，又決意盡數廢除新法。蘇軾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操守站出來，與曾經積極營救他的司馬光進行爭論，認為新法不應盡廢，而是應該去弊存益。

這種精神，恰恰是北宋中晚期以及今天的我們所欠缺的。

很可惜，司馬光很快去世，舊黨分裂成蜀、洛、朔三黨：以蘇軾兄弟為首的蜀黨；程頤、朱光庭為首的洛黨；劉摯、王巖叟為首的朔黨。其內鬥之激烈，不輸於新舊黨爭。朝政之敗壞，已經不是孤兒寡母所能操控，逆轉。

元祐三年正月，蘇軾不堪臺諫的誹謗和攻擊，決定自請外放。但彼時太皇太后對他頗為器重，再三挽留而沒有成行。直到十月間，攻訐愈演愈烈，蘇軾不堪其擾，只得再次上書請求外放，終於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然而，即便躲到杭州，來自舊黨內部的攻擊仍舊沒有停止。

因為太皇太后的器重，蘇軾能夠安穩外任，而後又以兵部尚書被召還開封，但太皇太后不久後去世，新黨再度得勢，他這種屢遭攻訐而不倒的“好日子”也被徹底終結。

哲宗親政以後，新黨中的章惇、呂惠卿等人得以復起，新法隨之又盡復。此時的蘇軾誠然意識到了危險，但還是秉承著一貫原則，上書哲宗，委婉勸諫：對太后臨朝時所行之政應循序漸進的改易。

只是哲宗苦於太皇太后挾制久矣，新黨恨於舊黨報復迫害亦久矣，一場新的大規模報復行動已經在所難免。

從王安石變法到不分是非對錯的黨爭亂政，蘇軾一直都保持著相對清醒的認知，無論反對新法或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始終以國事和百姓為根本，都不以“私人恩怨”和“黨派利益”作為行事準則，這在帝制時代是很難能可貴的。所以，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他是一個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識分子。

因為蘇軾是一個真正關心民生疾苦，憂慮國家存亡計程車大夫。所以無論是前期的王安石變法，還是後期司馬光廢法，蘇軾都選擇追隨自己信仰的真理。

宋神宗滿腔熱血，王安石雷厲風行。

在宋朝開國時期，軍權政權財權的過度集中化，使得大宋王朝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出現財政負擔加劇，官僚體制臃腫等問題。

到了宋仁宗時代，國庫空虛問題突顯，朝廷不得不加大吸收民間財富的力度，而這一措施使得社會矛盾進一步銳化。

慶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韓琦為樞密副使，實行改革，史稱“慶曆新政”，但最終由於保守派的強烈反對，改革終止。

待到他堂孫子宋神宗繼位，國家對外軍事薄弱，只能靠財物維持外交關係，對內貧困積重難返，民生凋敝。在這內外憂患的夾擊下，年輕的宋神宗滿腔熱血，發誓要有一番作為。

宋神宗向司馬光請教，如何才能深化改革，為國家探尋出新的道路。

司馬光說，人要先修身才能治國，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

司馬光作為肱骨大臣，深知國家積重難返，變革是急不得的，只有循序漸進才能慢慢開啟局面。

但是，過分強調細水長流，便容易深陷於因循守舊，過分強調客觀困難，便容易深陷於庸碌無為。

在神宗看來，朝廷上的大臣是指望不上，泛泛空談根本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所以他把眼光瞄向了名聲在外卻素未謀面的王安石。

王安石，出生官宦家庭，自小就有經世濟時的抱負，進士及第後，歷任多地長官，試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取得些許成效，便形成了系統性的變法理論體系，其口號就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曾經他寫成上萬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但石沉大海。聰明的王安石深知，身在基層的官員根本沒有話語權，只有身居要位，才能讓世人聽見自己的聲音，才能真正將自己的變革理論推行下去。

他審時度勢，靜待時機，在仁宗時期，他推掉了多次晉升的機會，再加上他博學多智，見解非凡，生活簡樸，一時間，天下讀書人對他讚不絕口，成為聖人在世，人人爭相與他交往。

宋神宗與王安石一見如故，徹夜長談，在治國理政上取得了高度的君臣一致。王安石對著神宗心情澎湃地說：“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熙寧二年，王安石受命執政，變法運動開始，史稱“熙寧變法”。雷厲風行的王安石，頒佈和實行了一系列新法，主要涉及財政的軍事，終極目的是維護大宋王朝的長穩統治。

有變法派，就有保守派，這是歷史規律。新法一出臺，朝廷內爭論激烈，其中以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反對最為突出。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一大批老臣以稱病，辭官為威脅以求抵抗新法，司馬光與熙寧三年離朝隱居洛陽，而後十五年不談國事，閉門寫《資治通鑑》。

而蘇軾，早已看到國家的弊端，想要變革的心思在他心中騷動，但是面臨著王安石大刀闊斧的變法，他看到了富國強兵的願景，但他也看到了民心不定的現狀。所以他自然站在了反變法派的一邊。

王安石計劃興辦學校，廢掉科舉。蘇軾上書《議學校貢舉狀》，表示堅決反對。

神宗看重蘇軾的才華文采，想讓他修撰《中書條例》，王安石反對。修《起居注》，再反對。

王安石新法的弊端逐漸顯現，雖然新法重心放在國富上，但是隨著國家收入提升，百姓的負擔也在不斷加重。再加上很多老臣出走，新人良莠不齊，一些貪利求進的地方官，為了晉升，不惜以重法壓榨人民。新法中的“良法美意”實際上卻成了擾民的工具。

蘇軾看到如此現狀，深知自己的立場是對的，堅守“危言危行、獨立不回”的政治操守，捍衛真理，反對新法。

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蘇軾奉勸皇帝要“結人心，厚風俗，存紀剛”，並同時對新法發起全面攻擊。但卻反映全無。

再寫《再上皇帝書》，言辭激烈，“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不已，則亂亡隨之。”依舊石沉大海。

因為對新法的反對意見日漸激烈，朝廷上小人察覺出神宗已對蘇軾有不滿之情，便開始羅列罪名，彈劾蘇軾。最後因為有老臣求情，陷害之事不了了之，心灰意冷的蘇軾，便上書請求外任，好離開這是非之地。

具備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蘇軾，堅定維護免役法

元豐八年，宋神宗病逝，司馬光回京弔唁時，所到之處百姓聚集，紛紛哭泣請求司馬光留在京城，輔佐君王，還百姓安居樂業生活。

而後，司馬光成為高太后最重要的依仗，他們一致認為熙寧變法完全失敗，當務之急，要排除一切阻力，廢除新法，一切回到熙寧二年的樣子。

同年，蘇軾回朝，發現曾經變法的兩撥人的關係位置對調，對抗的力量失衡。

在司馬光的執政之下，一邊起用反變法大臣，一邊有計劃地廢除新法，元豐八年七月廢保甲法，十一月廢方田法，十二月廢市易法、保馬法。而後免役法的廢止，卻成為爭論的焦點。許多反變法大臣，認為免役法比較有利，“法無新舊，惟善之從”，按戶徵稅僱役，可以斷絕官吏勒索的機會，確實是有可取之處。這幫支援免役法的大臣中，就有蘇軾。

與司馬光見面後，蘇軾便將自己免役法的見解深入淺出作出瞭解讀，希望司馬光能夠取長補短，合理對待免役法。

但是司馬光性格執拗，面對蘇軾的長篇大論，根本不以為然。蘇軾堅持己見，撰寫《論給田募役狀》，詳細闡述免役法便民利民的經驗，但是司馬光還是堅決不同意。最後和司馬光鬧翻。

半年之後，司馬光去世，但蘇軾與他的政治矛盾暫時停止，但未終結。司馬光一生坦蕩，雖說於蘇軾政見不合，但從未開罪與他，待司馬光去世後，由他提拔起的御史，卻把蘇軾作為必須除掉的政治敵人，黨爭之路才剛剛開始。

以上。

可愛的東坡先生在政治上官場上並不才華橫溢，幼稚如孩童。再則文人常見病一一自以為是目中無人軾屢造次多多而無悔！

因為五個字：對事不對人。

蘇軾何許人也？王安石何許人也？

在王安石還沒有拜相之時，在仁宗、英宗在位之際，蘇軾是整個北宋文壇中，為數不多的可以被王安石稱讚的文人。

考取功名後，蘇軾以一篇杜撰的故事（刑賞忠厚之至論）名噪汴京，當時王安石這個“宅男”一直反覆研讀，他真的是典型的學者型人才，見到了蘇軾的面後，也不客套，利用了王安石式的表白：

“你寫得很好，老子稀罕你”。

蘇軾也同樣的，對當時在江南為政的王安石也十分仰慕。

其實王安石早在仁宗朝時就在地方推行“青苗法”的雛形，想搞政府貸款，盤活經濟。但是在慶曆新政中，很明顯王安石這種“不社交經濟家”並不可能在北宋這種人情社會獲得支援，想要北宋人都超前？那不是開玩笑嗎？

而蘇軾之所以仰慕王安石，很大程度是因為王安石賊酷！

反對王安石：蘇軾是中立式反對

何為中立式反對？

熙寧元年，被老師推薦已久的宋神宗拜相王安石，以盤活北宋經濟，解救三冗困局。

可壓抑已久的王安石得到支援後，性情大變，客觀地講，有點急於求成，以至於不擇手段。

他提出青苗法、免役法，這些新法都引來巨大的爭議，但即便是司馬光、歐陽修、富弼等慶曆派元老都激烈反對的情況下，蘇軾都沒有立即站隊。

直到王安石搞起黨爭，說白了，提拔呂惠卿這種眾所周知的小人，然後排除異己，離間歐陽修和司馬光，最後把範鎮給弄走。那麼王安石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王安石經歷過“慶曆派”的失敗，慶曆派是理念不夠好嗎？不是的，王安石變法本質上是范仲淹等人的延續，可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太民主”，再說白點，這種儒學背景下的民主，就是囉嗦，就是行政臃腫，慶曆派最終也毀於自己的不團結。

那麼王安石就要搞一言堂，這裡不能說他是錯的，只能說他矯枉過正導致黨爭出現，這和他的性格有關。

因此，這件事上，蘇軾開始忍不住了，他也是受過慶曆派關照的人，自身更是應承“慶曆士風”而誕生的新興文人，而蘇軾也不是無腦一邊倒反對，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蘇軾對於這個北宋政壇喜歡“囉裡八嗦”的現象提出意見：

“雖然的確存在這種言論自由導致行政臃腫的事情，但是也不能像王安石一樣直接破天荒地撕破臉皮。即便有一些囉嗦的官員存在，但是他們的存在不是沒有意義的，皇上身邊必須要有兩個疏言諫言之人，這是制衡之術”

就是這樣的內容，被王安石認為蘇軾也反對他搞變法，因此和蘇軾的關係降到冰點。

客觀來講，蘇軾的方法就是“中庸”，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於王安石的下猛藥，有一定的調和作用。可惜的是，宋神宗沒錢，他一切只能聽王安石的。所以這《上神宗皇帝書》在後來成為大多數帝王將相拜讀的作品，卻在這個時候一點用都沒有，宋神宗這個時候都要看“師相”王安石的臉色。

那麼既然是人，就會放大矛盾。

時間久了，蘇軾也開始瞭解到了青苗法的實際影響，在《流民圖》還沒來的時候，蘇軾就已經知道青苗法適得其反，箇中緣由和王安石手下的人調查工作、走基層工作缺失有關。

但蘇軾能和王安石對抗嗎？

不能！

在現在的很多輿論中，都說蘇軾的政治才能並不弱於王安石。其實在熙寧四年之前，蘇軾的確在王安石的錯誤中不斷進步，但後來被貶後，他和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已經成為兩條不相交線。

在汴京逐漸受到王安石擠壓，蘇軾只好黯然離京，前往杭州，這既是蘇軾“千古”生涯的開始，也是蘇軾“悲情”餘生的開端。

元祐黨翻盤：蘇軾再次中立反對，司馬光再度謫貶蘇軾

蘇軾是瀟灑的，直到烏臺詩案。

對於輾轉幾州之地，民間的困境不改反惡，一篇《湖州謝表》，裡面提出了對於新法執行後的弊端。

受王安石提拔的沈括首先看蘇軾不順眼，大氣小報告，而王安石的“學生”李定，手下何正臣也急於給蘇軾定罪，一開始說的是要弄死蘇軾。

因為王安石當時已經歸隱，主政者是神宗，新黨想要殺一個蘇軾儆猴，讓別人不敢再對新法指指點點，神宗也覺得可行，殺！

但被王安石知道後，他立馬動用了當年神宗留給他的銀章，阻止了這場案件，他說蘇軾不至於死，也不可以死。神宗給王安石面子，放過了蘇軾。

所以蘇軾很感激王安石，後來鐘山之會，蘇軾和王安石一起待了許久，不論政，就是回到當年王安石欣賞蘇軾才華那些純粹的年月一般。

元豐年末，神宗駕崩，哲宗登基。

哲宗還小，只能後宮攝政，就這樣，這位討厭新法的皇太后立馬扶持了司馬光。

“光不廢新法，死不瞑目矣”

司馬光晚年一上場，就搞政治報復。

是真的報復，因為他只要是王安石這一派人弄的，他都要全部給推翻，就這樣，拉起了元祐黨，這個黨就是為了清算元豐黨（變法黨）的，而之所以這麼極端，和王安石一開始搞的極端行為有關，這就是北宋黨爭的第一次還擊。

那麼司馬光也認為蘇軾是深受王安石迫害的人，於是把他召回京城，加入元祐黨，蘇軾欣然應允。

元祐黨開始工作不久，就開始一通毀，先是毀策，再是毀果。

青苗法、免役法直接被pass掉，而王安石也就在免役法被廢除後，悲傷喊了一句：“不至於連這個法也廢掉吧”，就西去了。中華民族史上，這位外儒內法的大無畏者，就這樣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那麼蘇軾就是在這時，又開始反對司馬光等人的行為了。

因為兩個原因。

一、王安石對蘇軾有救命之恩。

二、免役法在元祐年時實際上是所有的新法裡最好的、最成功的新法，常理說，的確不應該廢除。

司馬光一看蘇軾反對：你這個騎牆派，給勞資彈開。

司馬光這個時候也快死了，典型迴光返照，但他也不忘上書請求給予王安石最高規格的諡號和評價，這是作為好友的最後的一點理智。

而蘇軾，又再次被貶，不過這時的蘇軾已經看得很開了，這就是蘇軾的文學再一次i變的緣由，他已經從那個痴兒，成為了“通透者”，他看完了李白的詩，於是給友人寫道：“萬物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這是後人無法企及的智慧，振聾發聵，讓人久久回味。

回顧蘇東坡一生，也有失誤之時，更多的是智慧，我認為他更高於王安石，他是從廟堂再到平凡，從風光再到波瀾，好似忘了初心，但卻從未繞行。

一直行走在，人類孜孜以求的道路上。

1068年，宋神宗趙頊即位。宋神宗即位後，對當時宋朝疲弱的政治現狀深感不滿，由於他素來欣賞王安石的才幹，即位後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王安石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結束。王安石提出了“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稅法”等共十項新法，並設立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專門主持變法。

新法實施一段時間後，蘇軾上書專門談論新法的弊病，他的《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縱古論今、引經據典，苦口婆心地勸說皇帝，停止王安石那套疾風驟雨式的變法。

其實，蘇軾並非反對變法改革，他自己亦曾曰：“器久不用而蟲生之，人久宴溺而疾生之，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皆謂之蠱。”蘇軾只是反對王安石的那套改革變法的方式。

蘇軾認為，王安石的改革變法，是要從熾熱的大熱天，瞬間轉變為冰天雪地的大冬天，老百姓受不了便是坑害老百姓。他主張根據國家和百姓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循序漸進地進行變法改革，提倡多用君子少用小人。結果蘇軾被認定為新法的反對派，即“舊黨”。

元豐八年（1085），三十七歲的宋神宗皇帝駕崩，宋哲宗趙煦繼位，高太后垂簾聽政，五月即啟用舊黨代表人物司馬光主持朝政。由於司馬光一貫賞識蘇軾的才華，於是派蘇軾去登州任知州，蘇軾剛到任登州五日即被召還回朝廷。在司馬光和高太后的提拔下，蘇軾仕途得意，連連升官。

然而，由於司馬光要全面廢除新法和新黨人物，尤其是要廢除新法中透過實踐證明對老百姓有益的“免役法”，蘇軾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結果，蘇軾又被舊黨認定為新黨，從而被貼上了“新黨”的標籤。

蘇軾一生經歷了仁宗、短暫的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位皇帝，逝世於徽宗繼位的第二年。蘇軾一生宦海浮沉於黨爭之中，但他堅持了士大夫積極入世、剛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做人做事無不秉持自己的良知，雖九死一生仍初衷不改；蘇軾一生都在堅守“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信念，做到了以天地為心，以人民為親，他高貴的人格魅力，令無數後人推崇景仰。

宋仁宗曾經驚歎蘇軾、蘇轍兄弟的文采和見識，評價道：“我又為我的子孫得了兩個太平宰相啊”。可惜蘇軾沒達到宋仁宗所期望的高度，仕途非常不順和坎坷，他的命運與變法密切相關。蘇軾既反對王安石變法，又反對司馬光一味地廢除新法，與新舊兩黨都產生了矛盾。是蘇軾不識時務嗎？非也，他是辯證地看問題，絕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

宋仁宗

蘇軾

宋仁宗一朝與遼國等鄰國和平相處，贏得了百年的和平。同時，軍隊、官吏過多等問題導致朝廷財政吃緊，難以為繼。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實施“慶曆新政”，不過沒有取得成功。宋仁宗的繼任者宋英宗僅在位四年，沒有什麼建樹。宋英宗的兒子宋神宗登基後，想要大展宏圖，任用王安石為宰相，全面實施變法。王安石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法，核心是為了富國強兵，副作用是擾民、損民，與民爭利。所以，王安石變法的爭議很大，反對者眾多，蘇軾也是其中的一位。

王安石

十幾年後，飽經滄桑的蘇軾名作迭出，成為文壇領袖。這時，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繼位，太皇太后高滔滔臨朝聽政，啟用舊黨的代表人物司馬光為宰相，蘇軾被召回京，得到重用。但蘇軾看到司馬光全面否定王安石變法，廢除所有新法後，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新法中的免疫法等推行已久，有可取之處，老百姓已經適應了，沒必要推倒重來再折騰。

司馬光

應該說蘇軾的見解是切合實際的，可當時朝堂之上舊黨當政，既推翻了所有新法，又對新黨予以嚴厲打擊，蘇軾不被諒解，不得不自請出京。待到太皇太后高滔滔去世，宋哲宗親政，新黨捲土重來，蘇軾又被視為舊黨，一直被貶到海南島。宋徽宗繼位後，蘇軾被大赦，在北歸途中去世。

蘇軾名作《赤壁懷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