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牙、豎刁、開方三個是無用的大臣。

　　“主公，易牙、豎刁和公子開方這3個人不是好人，離他們遠一點。”管仲說。

　　“可是，易牙很愛我啊，他把他兒子都蒸來給我吃了呀。”——齊桓公

　　“人之常情是最愛自己的兒子的，他連兒子都忍心殺掉，對別人還有什麼做不出來的?”——管仲

　　“可是，豎刁為了留在我身邊，自己把自己給閹了啊。”——齊桓公

　　“人都是把自己的身體看得最重，他連自己的身體都不在乎，他會在乎別人嗎?”管仲說。

　　“公子開方呢?他放棄了衛國公子的位置來跟隨我，父母死了都不回去奔喪，他難道不是真愛我嗎?”——齊桓公

　　“連父母都可以拋棄，還有什麼人不能拋棄?”

　　管仲的一番話，讓齊桓公大感困惑怎麼這3個人的感人事蹟到了管仲這裡就成了沒人性了?

　　儘管齊桓公有困惑，可是他知道管仲看問題是有道理的。

　　管仲死後，齊桓公採納了管仲的建議，把易牙等三人流放遠方。但是，齊桓公從此吃飯不知味，宮室不修理，舊病又經常發作。

　　一向對管仲言聽計從的管仲這次在管仲死後卻沒有聽從他的話，過了三年，齊桓公想“仲父的看法是不是太片面了?”他糊塗地認為國家治理不夠好與流放這三個人有很大關係，於是，又把三人召回，把國家治理的重任都交給他們。然而可悲的是，繼續讓其三人在宮中主事，最後其三人竟將齊恆公宮殿用高牆圍住，任何人不得進去。將他活活餓死了。“唉，仲父真是聖人啊，我不聽他的話，才落得今天悽慘的下場。我死之後，哪裡還有臉見仲父啊，嗚嗚嗚嗚。”齊桓公臨死之前，發出這樣的哀嘆。

晉獻公死去的那一年，也就是齊桓公率領諸侯擁立周襄王的第二年（周襄王元年，齊桓公三十五年，魯釐公九年，前651年）夏天，齊桓公再次召集魯、宋、衛、鄭、許、曹等國會盟，地點定在葵丘（今河南商丘民權縣東），這便是著名的“葵丘之會”。

這次會盟，周襄王派周公忌父，也就是宰孔，也來參加了，並且給齊桓公送來了祭祖的胙（zuò）肉。照規矩，周天子賜胙是隻賜給同姓諸侯，而不賜給異姓的。葵丘之會上，魯、衛、鄭、曹都是姬姓，周襄王不賜給他們，單單賜給姜姓的齊國，可見恩賞之隆。這本已是出格的事，但還沒完，周襄王還特地傳旨，齊桓公受賜的時候可以不用下拜，這份榮寵可算是頂了天了。

遇到這樣的好事，齊桓公心裡一定不知道美成什麼樣了，但表面上還是很淡定。他說：“威嚴的上天就在眼前，我怎敢貪戀天子的優待而不跪拜呢？沒的折了我小白的草料，反倒辜負了天子的好意。”於是下堂行跪拜禮，這才接受了賞賜。

除了賜胙免拜之外，周襄王還賜給齊桓公天子之車大輅（lù）以及紅弓紅箭，算是對他做為諸侯之長的再次確認。於是，當年九月，齊桓公以周襄王的名義宣佈了幾條禁令，跟與會諸國達成盟約。

關於這個盟約，現在有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穀梁傳·釐公九年》的說法：“毋雍泉，毋訖糴（dí），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也就是，不準把水災引向鄰國；不準別國災荒的時候不賣給糧食；不準更換太子；不準讓妾享有妻的待遇；不準讓女人參與國事。另一個版本是《孟子·告子下》的說法：“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孟子》的說法比《穀梁傳》的多出了很多內容，我們不知道哪一個更符合事實。

葵丘會盟之後周使宰孔返回成周，在半路上遇到了因病來晚了的晉獻公。他告訴晉獻公沒必要去參加葵丘之會了，說：“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意思就是說，齊桓公假仁假義而有野心，所以才在北方伐山戎，在南方伐楚，在西方開了這麼個會。不知道他在東方的打算是什麼，但應該是不會再西顧了。晉獻公聽了宰孔的話就沒去赴會，回國後不久就死去了。

這是《左傳·釐公九年》的說法，只是說齊桓公“不務德而勤遠略”，並沒說他驕傲自滿，可是《公羊傳·釐公九年》卻說“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意思是齊桓公沾沾自喜，認為誰都不如他，導致有九個國家背叛了他。可是葵丘之會連東周和齊國都算上也不過才八個國家，而且像許國這樣的男爵小國都被記錄在案了，應該不會有什麼遺漏，哪來的“叛者九國”呢？所以《公羊傳》的說法總是讓人覺得可疑。

《公羊傳》這麼說的依據是“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意思是說，《春秋》記載齊桓公的會盟都不標明日期，葵丘之會之所以標明瞭，是為了突出潛伏的危機。但《穀梁傳》對“不日”卻另有說法。《穀梁傳·釐公九年》說：“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一個說是“危之”，一個說是“美之”，這讓我們信哪一個好？

《史記》為《公羊傳》提供了一個支援。《齊太公世家》說，葵丘之會以後，齊桓公認為自己的功績已經能趕上以往歷代的先王聖君，所以不顧管仲的反對，非要跟他們一樣去封禪泰山，後來由於管仲忽悠他說封泰山必須要有遠方的奇珍異寶，才答應等一等再去。這個行為顯然當得起“震而矜之”四個字了，大概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太史公才沒採納《穀梁傳》的說法，而相信了《公羊傳》和《左傳》。他在《晉世家》裡說：“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算是在略作修改之後對後二者做了一個綜合。

葵丘之會是齊桓公一生事業的巔峰。這以後，雖然他仍在繼續他稱霸諸侯的事業，但終歸是有些志得意滿了，開始愛聽奉承話，再加上年事已高，難免有些怠政，所以君子遠而小人進，再也沒能達到他以前所達到的高度。

齊桓公晚年寵信開方、易牙和豎刁。開方本是愛鶴的那位衛懿公的兒子，見齊國強盛便追隨齊桓公，據說十五年不曾回國探親，連狄人滅衛，衛懿公戰死，他也無動於衷，所以管仲說他“倍（背）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易牙擅長烹飪，掌管齊桓公的“御膳房”，被後世奉為庖廚之祖，因為聽齊桓公說沒吃過人肉，就殺了自己的幼子做成肉湯進獻給齊桓公，所以管仲說他“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豎刁是齊桓公的近侍，傳說是自己給自己做的淨身手術，所以管仲說他“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

管仲臨死時勸齊桓公不要信用這三個人，可是齊桓公沒聽。結果，周襄王九年（齊桓公四十三年，魯釐公十七年，前643年）冬十月齊桓公死後，易牙和豎刁殺群吏，驅逐世子昭，擁立公子無詭，引發齊國諸公子相互攻殺。齊桓公的屍首停在宮中六十七天都沒有人管，“屍蟲出於戶”。而開方則在十年後步易牙和豎刁的後塵，殺死齊孝公的世子，擁立齊桓公的另一個兒子公子潘為齊君，也是一個擅行廢立的亂臣。

拋開晚年的昏聵（kuì）不談，齊桓公的一生波瀾壯闊，“南服強楚，北服山戎”，“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驅海內使朝天子”，“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晏子春秋》說他“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論語·憲問》稱讚他“正而不譎（jué）”，堪稱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