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叔想到了和之前一個日本朋友聊天的內容。他年紀不小了，在日本和中國都有商業往來，因此看問題還算比較客觀，至少表面上如此。記得木叔也問過類似的問題給他，他開玩笑說，這可能算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當然也是笑談，但不過從這個思路似乎也能理解一二。

所謂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簡而言之，是說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對傷害自己的人抱有一種同情甚至支援的態度，而且對傷害自己的人不反抗，逆來順受，甚至幫助它。這是一種社會心理學範疇的概念和所謂醫學上的症狀。用在國際關係不一定恰當。但木叔一直有個立場，那就是國際關係本質也是人際關係，至少與人際關係可以類比，因此在人類社會的這種症狀，似乎也可以用在國際關係上。

日本和美國的關係可能也能套用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美國對日本有過巨大的傷害，但是很多日本人對美國給日本提供過的保護也感激涕零，比如沒有讓蘇聯肢解日本的企圖得逞，同時沒有讓蘇聯和北韓等國對日本發動新的打擊和侵略，日本反而透過戰爭間隙發展了自己的工業，並且美國的保護下讓日本不用佔用大規模財政預算髮展軍事，將其用到了經濟和民生領域，讓日本戰後經濟迅速復甦，20年後就騰飛起來，後來躋身全球經濟第二創造了必要的基礎。

況且在美國佔領日本時期或者說美國管制日本時期，本質上也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政治管理環境，日本的內政外交完全聽命於美國，不能有任何自主行為，這也類似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產生的封閉環境。

其實這種看法只是一家之言。本質日本和美國之間還是有著巨大共同利益的，這種現實利益要遠比幾十年前的歷史恩怨更有價值。一旦有一天這種現實價值小於歷史恩怨的話，雙方關係的破裂可能性就會急劇增大。

這個問題的背後是一個現代化轉型和價值觀的問題。

如果從狹隘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出發，那麼這個問題的回答無疑是，“你傷害了我，我也要報復你”，那麼日本人真的應該記仇。但這明顯經不起追問，二戰中的太平洋戰爭，一開始並不是美華人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美國只不過是正當防禦和反擊罷了。一個軍國主義的日本，和一個自由主義的美國，到底哪個才是戰爭的罪魁禍首？答案很明顯。

從現代文明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出發，這個問題就不應該那麼膚淺地回答。

二戰前的日本，經歷了19世紀的明治維新，其間頒佈了《大日本帝國憲法》，開設國會，建立君主立憲制，走上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這部憲法仍然具有強烈的專制主義色彩，天皇權力過大，議會形同虛設，日本國民並沒有獲得真正的民主權利。經濟方面，扶植帶封建性的財閥和地主，土地兼併嚴重；軍事方面，學習德國的軍隊編制和訓練方法；教育方面，灌輸的是武士道、忠君愛國等思想，強制民眾絕對服從天皇。這一切，逐漸演化為極端民族主義和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可以說，明治維新是很不徹底的改革，日本並未因此真正實現現代化文明。和德國一樣，日本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給亞洲各國帶來了深重災難。

而美國是一個自由、民主、憲政、法治的現代國家，美國國民具有實實在在的個人權利。經過慘烈的二戰，無論是在歐洲戰場還是在太平洋戰場， 美國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如果單方面說美華人炸死日本人，是十分偏頗的。而且戰後的日本得以重建，得歸功於美國的全新改造。日本投降後，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進駐東京，對這個國家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主持起草了日本憲法樣本，後來成為《和平憲法》，保障了日本國民的基本權利。將天皇拉下神壇，實行三權分立的議會內閣制，日本成為名副其實的君主立憲國家。經濟方面，整頓壟斷財閥，拆毀軍國主義的經濟支柱，將土地還給農民；教育方面，實行新式教育，摒棄極端民族主義理念；文化方面，引入自由、民主、平等的觀念，幫助日本人建立現代文明價值觀，等等。

總之，由於麥克阿瑟大刀闊斧的改革，日本戰後完成了明治維新時期未能實現的現代化轉型，成為真正的現代化國家。日本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後來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日本和美國從此站在了同一陣線。日本人還記仇嗎？麥克阿瑟在1951年離開日本時，30萬日本民眾自發前來送行，甚至有人掩面痛哭。你說是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