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對稱，而且認為西洋是法治的社會，我們是‘人治’的社會。法治的意思並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能維持社會秩序，而是說社會上人和人的關係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法律還得靠權力來支援，還得靠人來執行，法治其實是‘人依法而治’，並非沒有人的因素。”

“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範的性質。”法治社會用“法”維持秩序，人治社會是“無法”的，但這“並不影響這社會的秩序，因為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

用現代的觀點看，提到“禮”，想到的是翩翩君子、溫潤如玉，但是歷史是相對的，事實上，“禮也可以殺人，可以很‘野蠻’。”比如中國古代的陪葬制度，緬甸的青年在成年時殺人，古代的禮與現代的禮是不同的，用現代的標準看，它是殘忍的。

“禮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維持規範的力量。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而禮卻不需要這有形的權力機構來維持。維持禮這種規範的是傳統。”鄉土社會安土重遷，在一代又一代的週而復始中形成了維持秩序的“禮”，使人在接受教化後不得不心存敬畏，主動服禮。法律是從外約束人的，但是禮治看似主動，實際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孔子常說的克己復禮便是最好的證明了。

禮治在相對封閉的鄉土社會適用，但是隨著人口流動和環境改變，禮治已經無法適應社會需要，法律應運而生，隨之進入法治社會。

“法治和禮治是發生在兩種不同的社會情態中”，作者提到的禮治便是人治了。禮治社會並不能在變遷很快的時代中出現的，這是鄉土社會的特色。而中國目前大力建設法治社會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