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映晚清歷史的電視劇和其它文學作品中，常常會出現“北洋大臣”這個詞。

在晚清官員中，北洋大臣的權力可以說位高權重、無人能比。晚清叱吒風雲的人物李鴻章、袁世凱都曾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可以說北洋大臣決定了中國近代歷史的走向，也決定了大清王朝的命運；或者說正是李鴻章、袁世凱這兩個北洋大臣是大清的掘墓人，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

北洋大臣是固定的欽差大臣

大家在電影《林則徐》中，一定對欽差大臣這個詞比價熟悉。為了根除鴉片之患，道光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去處理廣東的外交、軍事、行政事務。

後來道光以林則徐禁菸不力為由，撤換了他，讓琦善接任欽差大臣一職，去跟英中國人打交道。

欽差大臣就好像拿了尚方寶劍，深受皇帝信任，代表皇帝意志，官員不能違抗欽差的命令，權力大了去了。

但是欽差大臣是臨時性的，是朝廷專門任命一個官員擔任欽差大臣，前往某地去處理某件事務，一旦任務完成，使命就中止，欽差大臣一職也就卸任了。

而北洋大臣，其實就是欽差大臣，二者不同在於，北洋大臣是常設職務，是長期的，固定的，不只是為處理某項事務而臨時擔任。

而北洋大臣的只要職責是處理通商事務，也就是外交事務，因此北洋大臣在當時也稱“北洋欽差大臣”、“北洋通商事務大臣”。

北洋大臣權力有多大？

關於北洋大臣的職權，《光緒會典》寫得明明白白。

北洋大臣的權力範圍如下：

“掌北洋洋務、海防之政令，凡津海、東海、山海各關政悉統治焉”、“凡洋人遊歷請照則給，有照即蓋印；凡招商之務則設局派員以經理之，其安設各路電線亦如之”。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則不但管理直隸(今河北)、山東、奉天(今遼寧)三省通商、洋務，辦理有關外交、海防、關稅及官辦軍事工業等事宜；而且還掌握著三省的軍、政大權。

從上述表述可以看出，北洋大臣不僅全權負責三口通商事務，還負責洋務、海防、招商和各路電線的架設，可謂是事無鉅細，一手遮天。而且洋務和海防雖然有明確的地域限制（直隸省和北中國的海岸線），可是招商和電線事務卻沒有地域限制，意味著全中國的招商和電力業務都歸北洋大臣管。

比如1872年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總部雖然設在上海，可是其業務範圍卻涵蓋了整個長江流域和沿海地區。

因為北洋大臣一般都兼任著直隸總督，這就讓他的權力再次加碼，無與倫比。

北洋大臣的前身是五口通商大臣，這個職務設立於鴉片戰爭之後，因為他兼任著兩廣總督，權力也大無邊。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進行，上海取代了廣東的位置，成為開放前沿，外交和通商中心也轉移到上海，五口通商大臣則由兩江總督兼任。

很多人不知道，除了北洋大臣，還有個南洋大臣，擔任南洋大臣的也不是泛泛之輩，左宗棠在1881年曾經擔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但是此刻左宗棠已經69歲高齡，四年之後就去世了，此後南洋大臣的地位就處於次要地位，遠不能跟北洋大臣相比。

北洋大臣的權力很多時候比總理衙門都大，因為總理衙門的決策體制是合議制，集體領導，一旦有事要幾個大臣協商決定，常常爭論很久，才會達成一致。

而北洋大臣是一言堂，首長負責制，是獨斷專行，辦事效率出奇地高。直隸總督本來已經是清朝權力最大的八位封疆大臣之一，再加上又兼職務北洋大臣這個權力能跟總理衙門相等的要職，可以說如虎添翼，一手遮天。

北洋大臣位置如此重要，擔任者的能力和人品也能重要。換言之，北洋大臣能決定大清王朝的興衰、榮辱和生死。

確切地說，由於李鴻章忠心有餘、能力不足，導致了大清甲午戰爭中慘敗，一蹶不振，走向深淵；而袁世凱能力過人，居心叵測，徹底要了大清的命。總而言之，還是慈禧鼠目寸光，不是與時俱進、順應歷史潮流，而是固步自封、因循守舊，把國運壓在了一個人身上，徹底葬送了大清。

保定直隸總督府

晚清疆臣中，位高權重者，首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袁世凱等人，正是在這一職位上辦理外交、洋務、軍事等事宜，深刻改變了晚清歷史走向。

先說第一個問題，北洋大臣的來歷。

北洋大臣的設立，起源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英法聯軍撤離北京，暫駐天津，以監督清政府履行剛剛簽訂的條約。當時，清政府沒有專門的外交機構，辦理外交往往臨時指派官員，辦理特別重大的事務還要給官員加“欽差”銜，比如鴉片戰爭時期，負責與英軍交涉的耆英就是欽差大臣。

為了加強與英法聯軍的溝通協調，恭親王奕訢命恆祺、崇厚送額爾金等人迴天津，沿途照料，並“長駐津郡，以便就近從中調處”。這一類似於聯絡員的角色，就是北洋大臣最初的雛形。

為了適應時局的變化，1861年1月，恭親王奕訢上了《統籌洋務全域性酌擬章程六條》，請求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提出南北口岸分設大臣：長江和東南沿海各口歸五口欽差大臣辦理，北方則專設辦理三口通商大臣，辦理北方三口的通商事務。

解釋一下，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南京條約》中，清政府開放了五個口岸城市，由五口通商大臣大臣負責辦理通商和部分外交事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中，清政府又開放了一系列口岸城市，其中位於北方的有牛莊（營口）、天津、登州（煙臺），清政府認為天津離北京較近，責任重大，“若無大員駐津商辦，萬恐諸多窒礙”，於是擬在天津設三口通商大臣；其他開放城市都在南方，擬全部劃歸原五口通商大臣。

三口通商大臣是北洋大臣的前身，五口通商大臣是南洋大臣的前身。

不久，咸豐皇帝批准了奕訢的“章程六條”，任命崇厚為三口通商大臣，“會同各地將軍撫府尹辦理”。此時的三口通商大臣是一種差使性質的職務，類似於臨時辦事處，不是納入編制的政府機構。

為什麼不讓直隸總督兼官三口通商事宜呢？一是直隸總督在保定，掌控畿輔重地，長駐天津不方便，二是總督府下的辦事機構都有分工，不便再兼管通商事宜（藩臬兩司各司其職，亦未便兼理其事），所以三口通商才另設專人負責。遇到要緊的事，三口通商大臣可“會同三省督撫、府尹商同辦理”。

崇厚在任上做了兩件有名的事，一是搞洋務創辦了天津機器局，二是處理天津教案失敗。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晚清史上很重要的涉外事件，其性質與後來的庚子事變類似，是規模不及後者。這一事件直接導致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晚節不保，黯然去職，在陝西前線指揮作戰的李鴻章被召回，出任直隸總督，崇厚則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法國道歉。

崇厚去法國後，三口通商大臣先後由總理衙門大臣成林、毛昶熙署理。

1872年，毛昶熙

此時，部分官員也在反思天津教案的原因，比如毛昶熙就認為，天津教案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官制不合理導致的。三口通商大臣是朝廷設定的專職大臣，地方官員有義務配合。但實際上，通商大臣“有綏靖地方之責，而無統轄文武之權”，由於沒有節制關係，地方官員往往並不認真配合通商大臣，要麼陽奉陰違，要麼坐觀成敗。這也是天津教案中，崇厚無法掌控局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毛昶熙向朝廷提議，撤銷三口通商大臣，仿照南洋之例（五口通商大臣先後由兩廣總督、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兼任），改由直隸總督兼任，並頒給欽差大臣關防。

奕訢等人遵旨複議，同意了毛昶熙的提議，決定不再設三口通商大臣，仿南洋通商大臣之例，“所有洋務、海防，均責成直隸總督悉心經理”，為了解決地理上的不便，還規定直隸總督輪流駐紮天津、保定，每年開凍後到天津，封河（黃河冰凍）後到保定，“遇要事則例外”。

清廷批准了這一複議結果。

當清廷詢問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的意見時，李鴻章表示完全同意朝廷的決策，並提出了一個小小的建議——津海關道，專管洋務，人事權由直隸總督掌握，以方便做事。1970年11月20日，清廷同意了李鴻章的提議。至此，李鴻章開始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走上更高的政治舞臺。

李鴻章是第一個以直隸總督身份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官員，也是在這一職位上乾的最長的官員。從1870年上位到1895年甲午戰敗下臺，中間除張樹聲暫時代理一年零三個月（李鴻章因母喪回家丁憂）之外，李鴻章在這一崗位上幹了二十幾年。從李鴻章開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成了定例。

北洋大臣也稱“辦理通商事務北洋大臣”、“北洋欽差大臣”、“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根據《光緒會典》記載，北洋大臣的權力範圍包括：“掌北洋洋務、海防之政令，凡津海、東海、山海各關政悉統治焉”、“凡洋人遊歷請照則給，有照即蓋印；凡招商之務則設局派員以經理之，其安設各路電線亦如之”。

從上述表述可以看出，北洋大臣除了三口通商事務之外，還涉及洋務、海防、招商和各路電線安設。其中，洋務和海防有明確的地域限制，即直隸省和北中國的海岸線，招商和電線事務沒有地域限制，從一這點看，北洋大臣的權力中有一部分是全國性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872年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總部在上海，業務範圍遍及長江流域和整個沿海地區。

除了這一部分規定的“特權”之外，北洋大臣所處的地域也為這一職位增加了分量。

李鴻章與洋務

眾所周知，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清朝的外交和通商中心在廣州，兩廣總督事實上兼著外交部長的角色，後來的五口通商大臣也由兩廣總督扛著，職務多意味著權力大，此時的兩廣總督是所有督撫中分量最重的。

此後上海開埠，飛速發展，華洋雜處，儼然國中之國，這裡很快取代廣州成了新的外交和通商中心，五口通商也改駐上海，由兩江總督兼任。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大臣從兩江總督身上剝離開來，改由江蘇巡撫兼任，但到1873年，南洋通商大臣（1862年五口通商大臣改稱南洋通商大臣）才再由兩江總督兼任，併成為定製。

從南洋大臣的駐地的變化，可以清楚看到晚清外交中心的地理變遷，也能看清晚清督撫權力變化格局。外交和通商中心是動態的，它能從廣州轉移到上海，也能從上海轉移到北京，事實上，總理衙門成立後，外中國人將外交活動逐漸轉移到了北京，南洋大臣的外交身份不被承認——外中國人認為它僅僅是一個地方官，不能代表朝廷。此後南洋大臣的外交權力轉移到了北洋大臣那裡。

北洋大臣的全稱是北洋通商大臣，一般由直隸總督兼任。原本通商大臣是個專職，針對的主要是五口通商之後與洋人之間打交道的事務。

後來由於開埠的地方越來越多，就在中央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地方設立南洋通商大臣，最早由兩廣總督兼任，後來改由兩江總督兼任。而北洋通商大臣則是針對天津開埠之後設立的管理直隸，山東及奉天三省外交事務的官員，由直隸總督兼任，駐地在天津。

這個官職的權力可謂是極大的，大到什麼程度呢？舉一個例子吧。伊藤博文擔任日本外相時，為了給日本擴大在北韓的利益就跑到天津來找李鴻章談判。伊藤博文聲稱要保護日本在北韓的僑民，需要向北韓派駐軍隊。而當時中國派駐北韓的外交官正是袁世凱。

袁世凱在北韓與日本人之間發生過幾次大的衝突，李鴻章認為袁世凱做的的確有一些問題，所以，他就與伊藤博文簽署了《中日天津條約》，條約規定中日兩國均可向北韓派駐軍隊，並且是對等的軍隊。這就為後來的甲午戰爭埋下了伏筆。

你可以看到，如此重要的外交條約，李鴻章這個北洋通商大臣在不經過任何請示的情況下就可以以大清國的名義與日本去簽訂，這個權力之大，可想而知。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相繼開放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及遼寧、山東、天津等通商口岸，經恭親王奕訢奏請咸豐皇帝，清廷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統一管理外交及通商事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面，設定三口通商大臣和五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管理牛莊、天津和登州三口通商事務；五口通商大臣管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一帶通商事宜。

晚清大學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

1866年，朝廷將五口通商大臣改為辦理江浙閩粵內江各口通商事務大臣，主管江蘇以南各省通商具體事務，後演變成南洋通商大臣。南洋大臣開始是專職，後來由兩江總督兼任，逐漸成為慣例。在清朝歷史上，先後擔任南洋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的薛煥、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劉坤一、端方、張之洞和周馥等。南洋大臣（五口通商大臣）駐地期初在上海，後改南京。

1870年，清廷將三口通商大臣改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隸、山東、奉天(今遼寧)三省通商事宜。像南洋通商大臣一樣，北洋通商大臣開始也是專職，後來由直隸總督兼任，也成為定例。北洋大臣住所在天津，先後擔任北洋大臣（三口通商大臣）的有崇厚、李鴻章、王文韶、榮祿和袁世凱等人。

袁世凱也擔任過清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一職，這也是北洋軍閥一詞的由來

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名義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下屬機構，總理衙門功能上類似於今天的外交部，這兩個大臣地位類似於今天的外交特派員公署。但實際上這只是名義性的，南、北洋大臣並不受總理衙門節制，特別是清代後期李鴻章擔任該職以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作為天下督撫之首，直接代表朝廷處理外交、海防、關稅和軍工事務，其地位類似於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並且還兼任著京畿一帶的行政和軍事首長，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勢熏天。

我們知道，通商問題是晚清時期中國與西方列強的一大分歧點。清政府始終堅持自乾隆年間形成的“一口通商”，即只開放廣州一個通商口岸對外通商，以至於後來以自由貿易著稱的大英帝國因不滿於中國的貿易和外交政策而發動了鴉片戰爭。

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條約規定，開放廣州、福州、寧波、福建、上海五個通商口岸。為了統一管理對外貿易，清政府設立了五口通商大臣。但是，北方沿海城市的門戶一直未被開啟。

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後，西方列強終於敲開了北方城市的門戶，如天津、牛莊、登州等地均被闢為商埠或通商口岸。1861年，在列強的建議下，清政府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管理涉外事項，並在其下設立專門的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即三口通商大臣和五口通商大臣。

三口通商大臣專門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個城市的對外通商事務。1870年天津教案爆發，由於三口通商大臣只管貿易，而行政權則把持在直隸總督手中，導致事件愈演愈烈，列強遂建議應改變二者互相掣肘的狀態。

清政府於當年11月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職，設立北洋通商大臣，簡稱北洋大臣，管理直隸、山東、奉天三省對外通商、洋務、外交、海防、關稅等有關事宜，並由直隸總督兼任。同年，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並以天津為試點興辦洋務，同時還壟斷了清政府的重要外交、海防事宜，北洋大臣一職的地位也隨著李鴻章地位的提高而不斷提高。後來的榮祿、袁世凱等人也都是擔任直隸總督，併兼任北洋大臣，成為晚清政壇的中流砥柱。這便是北洋大臣一職的來龍去脈。

相比之下，五口通商大臣就落寞得多了。總理衙門建立之初，五口通商大臣延續了鴉片戰爭後的舊例。但在1866年，五口通商大臣被改組為“辦理江浙閩粵內江各口通商事務大臣”，專門管理長江及江蘇以南沿海各省的對外通商事務，又稱南洋大臣，由兩江總督兼任。擔任過這一職務的人有薛煥、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劉坤一、端方、張之洞等人。

北洋大臣一般由直隸總督兼任，主管直隸、山東、奉天三省通商、洋務，辦理有關外交、海防、關稅及官辦軍事工業等事宜。從最初的職權上來看，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是平級的，但是因為清末風雲人物李鴻章擔任北洋大臣28年之久，利用各種機會擴大北洋大臣實權，才使得北洋大臣的威望、勢力遠遠超過本來與之對等的南洋大臣。所以說厲害的不是北洋大臣這個職務，而是李鴻章。

隨著清朝對外戰爭的不斷失敗，與各國列強的外交活動成為晚晴的最重要政務，因此1861年1月20日咸豐皇帝批准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管對外事務。而為了管理不平等條約中被迫開放的各口岸，在總理衙門下設三口通商大臣和五口通商大臣。其中三口通商大臣在天津辦公，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五口通商大臣在上海辦公，管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及潮州、瓊州、淡水各通商事務。

隨著列強對於中國南方的滲透，越來越需要朝廷重臣與外國直接交涉，因此1866年五口通商大臣改為南洋大臣，由兩江總督兼任，管理長江及江蘇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和各項“洋務”。有意思的是第一位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就是李鴻章，在任內大肆興辦洋務、軍工企業，知名的有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等。

1870年因為在處理天津教案中和外國列強交涉時的出色表現，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時專辦清政府外交事物。隨著和外國列強接觸的增多，綜觀世界各國的發展，李鴻章認為國家發展要“先富而後強”，因此任用提拔盛宣懷等一大批精通洋務和企業管理的人才，在北方兼長江流域創辦輪船招商局、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清朝的方方面面，使得北洋大臣地位不斷提高，職權不斷擴大，甚至於蠶食了南洋大臣的勢力範圍。

北洋大臣力壓南洋大臣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大臣很少更換，在政策延續性、人員任用等等方面很有優勢。任職南洋大臣的有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劉坤一，端方，張之洞，周馥等七人，其中在任時間最長的劉坤一也只有十幾年；而北洋大臣只有李鴻章、王文韶、榮祿、袁世凱四人擔任過，光是李鴻章自己就當了28年，這使得李鴻章盤踞一方，在北洋範圍內培養起了一個涉及清朝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方方面面的龐大集團，就像滾雪球一樣勢力越滾越大，最終形成了影響中國近代史的北洋軍閥集團。

北洋大臣是北洋通商大臣的簡稱。北洋通商大臣則是由三口通商大臣演變而成。

咸豐十年（1861）,由於中國門戶漸開，與西方人打交道勢不可免，為此，設立三口通商大臣。三口，是指北方的三個通商口岸，即天津、牛莊(牛莊在今遼寧海城，但後來通商口岸移到附近之營口，不過仍習慣稱牛莊）和登州。

三口通商大臣駐節天津，負責辦理上述三口的通商、交涉事務，管理天津關稅，併兼辦海防、練兵和機器製造等事務。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列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下，但有權直指請旨。

從其職掌可以看出，三口通商大臣的權力很大。相當於把國家外交的一部分和天津海關、北方海軍和國家的技術引進都交給了他。

其後，由於同治九年（1870）發生了天津教案，三口通商大臣正式改稱北洋通商大臣，並且由直隸總督兼任，並加以欽差之銜，職權進一步擴大。

其時，北洋大臣掌管奉天、直隸、山東三省的通商和地方對外交涉事務，並常參與重大外交活動，還兼管海防，訓練、節制北洋海軍、陸軍，以及開辦工礦企業。

所以，此時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事實上已是封疆大吏中高居榜首的實權派人物。

清政府前後在全國設立了9個總督，其中北方以直隸總督為尊，南方以兩江總督為尊。

【南洋曾國藩】

鴉片戰爭後，根據《南京條約》約定，開放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五個口岸，為了管理地方的通商和交涉事務，特設南洋通商大臣，也叫南洋大臣。一般由兩廣總督兼任。南洋大臣主要為曾國藩的湘軍人馬，先後擔任南洋大臣的有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沈葆楨、劉坤一等，南洋大臣職掌除交涉、通商、海防外，還訓練南洋海陸軍，興辦工礦交通事業，但侷限於兩江一帶。其看家班底主要是南洋水師和南洋路軍。

【北洋李鴻章】

咸豐十一年北方也對外開放口岸，教案發生後，同治九年因通商事務擴大，設立北洋通商大臣，也叫北洋大臣。一般由直隸總督兼任，擔任過北洋大臣的主要有崇厚、李鴻章、王文韶、榮祿、袁世凱等。主要是李鴻章的淮軍人馬。

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管理河北（直隸）山東，遼寧（奉天）三省通商、權力還是非常大的。除辦理北方地區的外交、通商外，還負責訓練北洋海陸軍，及興辦輪船、電報、煤礦、鐵路、紡織等洋務企業。因直隸靠近京師，，分掌了一部分辦外交、辦洋務的權力，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斷提高，其影響遠在南洋大臣之上。看家班底為北洋水師和袁世凱天津六鎮新軍，民國時期的北洋軍閥都出自這裡。袁世凱能讓清朝滅亡，你說北洋大臣勢力到底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