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出了一樁轟動一時的奇案--怪西人案。據《申報》8月24日報導：“上海怪西人，又稱神秘西人之約瑟夫-華爾頓，前因勾結劉燧元、蕭柄實、陸海防等組織機關，刺探中國關於政治上及軍事上之秘密，報告第三國際案發，經淞滬警備司令部於本年五月五日派探將陸海防捕獲，繼由陸自首指供，先後捕獲該西人等，分別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起訴，開庭審判。”
這個西人約瑟夫-華爾頓，怪就怪在被捕後，一言不發，始終以沉默來應付一切審訊，令國民黨軍警特務一籌莫展，雖絞盡腦汁，也未能查清其身份，只好稱之為“怪西人”，聊以自嘲。 約瑟夫-華爾頓，真名叫羅倫斯，出生在蘇聯立陶宛，早年投身布林什維克革命，擔任過紅軍上校。他為人機敏，儀表堂堂，會講德、俄、英、法四國語言，頗有一副西方紳士的派頭。1933年，受蘇聯紅軍情報部(今蘇聯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前身)派遣，羅倫斯來到中國，接替他的前任、“紅色間諜”左爾格的工作。 當時，正值國民黨軍隊集中全力“圍剿”蘇區紅軍，蘇聯紅軍情報部在華工作的重點便是蒐集有關情報，以協助中國工農紅軍粉碎敵人的“圍剿”。羅倫斯經過一番努力，打開了情報工作的新局面。情報網遍佈以上海為中心的各大城市，甚至滲透到蔣介石的武漢行營、北平行營、南京警備司令部等要害部門。由於情報工作的迅速發展，人員的審查和安排就不那麼慎重了，魚龍混雜，良莠不分，最後出了一個給整個情報組織帶來滅頂之災的叛徒——陸海防。 陸海防是湖南嶽陽人，北京高等師範的學生，北伐戰爭時期到武漢參加革命，曾在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政治部任職。1930年，在上海，一個偶然的機會，陸海防遇到原十一軍政治部工作時的同事於生。於生這時已是左爾格領導的蘇聯紅軍情報部上海站的主要人物。鑑於陸海防精通英文，又比較傾向革命，於生便吸收他參加了情報組織，讓他將每天中國報紙上刊登的有價值的材料譯成英文。根據秘密工作的原則，陸海防只與於生一人單線聯絡。後來，1933年，左爾格和於生相繼調離上海，於生臨行前將自己負責的一部分情報關係轉交給陸海防，讓他直接受羅倫斯(化名約瑟夫-華爾頓)的領導 在陸海防接手的情報關係中，有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劉燧元。劉燧元的公開身份是蔣介石武漢行營第五處上校法規專員。武漢行營是蔣介石“圍剿”大別山區、洪湖地區、湘鄂贛邊區各路紅軍的大本營。劉燧元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蒐集有關“圍剿”戰況的報告及“剿匪”方針、政策、措施等絕密情報，然後透過交通員轉交給羅倫斯。 1935年4月中旬，羅倫斯讓陸海防派交通員到武漢給劉燧元送信，為安全起見，信是羅倫斯親筆用德文寫的。秘密交通是一項極重要機密的任務，而陸海防竟讓自己的弟弟陸獨步去完成。陸獨步根本不具備從事秘密交通的條件。他曾就讀於上海勞動大學，平素衣冠不整，蓄髮不剪，粗枝大葉，令人一看便知是30年代玩世不恭的所謂“名士派”。國民黨特務對這種人非常注意。果然，陸獨步一登上開往武漢的輪船便被特務跟蹤，上岸後即被逮捕。他隨身攜帶的那封德文信件也被特務搜出。在嚴刑審問下，陸獨步和盤托出來武漢的任務和接頭地點，但他只知接頭人的代號，而不知接頭人的真實身份和麵貌。武漢行營的特務馬上出動，嚴密監視接頭地點——漢口太平洋飯店，準備搜捕接頭人。 劉燧元按約定時間來到太平洋飯店，發覺氣氛有些不正常，“茶房”“夥計”賊眉鼠眼、面露兇相，遂生警惕，當機立斷，銷燬所帶情報材料，撤出飯店，並立即電告上海的羅倫斯。羅倫斯接電後，憑著長期對敵鬥爭的經驗，知道事情不妙，即派專人乘飛機去武漢，送給劉燧元350元錢作旅費，要他和家屬馬上轉移。劉燧元決定和妻子分別離開武漢，到上海會合後再定行止。劉燧元當天夜晚即以去廣州探望病重的父親為由，取道天津轉赴上海。後因特務追捕日緊，劉燧元在朋友幫助 下，上了泰山，得到隱居泰山的馮玉祥將軍掩護而脫險。而劉妻帶著三個孩子離武漢去上海時，被特務盯上。 劉妻抵達上海後，住進南京路上的東亞旅館，特務隨即監視這家旅館。5月5日，特務發現一箇中年男子前去看望她，當即將這人逮捕。被捕者竟是陸海防。 原來，陸海防在派弟弟陸獨步去武漢後，一直未得到弟弟的音訊，放心不下，現在聽說武漢情報網有人來上海，競不顧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則，未經羅倫斯批准，貿然前去探詢，結果落入特務的魔爪之中。陸海防被捕後，倘沉著應付，也不至於造成很大損失，因此時特務僅處於偵察階段，並未掌握太多的證據線索。但陸海防在受審時，被凶神惡煞的特務嚇破了膽，為免受皮肉之苦，供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機密，並無恥地表示願領特務去抓捕他的上級領導“約瑟夫-華爾頓”。羅倫斯就這樣被叛徒出賣了。 羅倫斯被捕後，軟硬不吃，一言不發，簡直就象個啞巴，可他又不是啞巴。無論姓名、國籍、職業、住所，特務一無所獲。羅倫斯的沉著機智，拖延了時間，保護了一大批情報人員和機密檔案的安全。 羅倫斯的住處在上海法租界一所外華人公寓中。這處秘密據點，叛徒陸海防並不清楚，特務也就無從查獲。羅倫斯身邊有三位蘇聯派來的助手：一位是法華人，任無線電通訊員；一名波蘭人，任技術機要員，還有一位蘇聯人，擔任他的交通員，負責莫斯科和上海之間檔案的傳送。他們分居各處，但常去羅倫斯的寓所。自羅倫斯被捕後，他的這三名助手發現羅倫斯的房門連鎖數日，估計已出意外，決定冒險破門入室，將房間內的機密檔案和器材轉移出去，以免落入敵手。在一天深夜，那位膀大腰圓的年輕交通員在另外兩人掩護下，硬是用身體撞開房門，將房間內的所有器材、檔案安全轉移。這位勇敢的交通員回國後，受到紅軍情報部的表彰，榮獲一枚勳章。 由於陸海防的叛賣，除羅倫斯外，國民黨當局還陸續逮捕了蘇聯紅軍情報部人員陳紹韓、黃維祜、汪默清、胡克林、俞瑞允等人。其中，陳紹韓系蔣介石嫡系部隊第三軍軍部上校參謀，蔣介石下令對他軍法審判，迅即槍決，其他人一直關押到抗戰爆發後才被釋放。 “怪西人案”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千方百計想搞清此案的背景和組織情況，以破壞整個情報組織。我黨中央對此也極為關注，當獲悉日本情報系統已掌握此案內幕時，黨中央急派“左聯”盟員關奚如等請魯迅先生透過內山完造和其他日本友人瞭解案情。三天後魯迅先生即透過胡風向關奚如轉告了有關案的情報。黨中央瞭解此案內情後，即密切配合其它設在中國的國際革命組織採取緊急措施，使一部分情報人員及時轉移，阻止了案情的擴大。 羅倫斯被捕後，國民黨當局先在上海對他進行偵訊，沒有取得任何有價值的線索，便將他押解到武漢。1935年8月24日，湖北高等法院開庭審判“怪西人約瑟夫-華爾頓”，最後判處他有期徒刑十五年。抗戰爆發後，蔣介石有求於蘇聯，在蘇聯的壓力下，不得不於1937年將他釋放，羅倫斯取道新疆返回蘇聯。 至於叛徒陸海防兄弟，後來都死心塌地當了軍統特務，專門搜尋他們所認識的國際組織情報人員。全國大陸解放時，陸海防逃往臺灣，陸獨步則在大陸潛伏下來，肅反時被上海公安部門查獲，繩之以法。
1935年，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出了一樁轟動一時的奇案--怪西人案。據《申報》8月24日報導：“上海怪西人，又稱神秘西人之約瑟夫-華爾頓，前因勾結劉燧元、蕭柄實、陸海防等組織機關，刺探中國關於政治上及軍事上之秘密，報告第三國際案發，經淞滬警備司令部於本年五月五日派探將陸海防捕獲，繼由陸自首指供，先後捕獲該西人等，分別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起訴，開庭審判。”
這個西人約瑟夫-華爾頓，怪就怪在被捕後，一言不發，始終以沉默來應付一切審訊，令國民黨軍警特務一籌莫展，雖絞盡腦汁，也未能查清其身份，只好稱之為“怪西人”，聊以自嘲。 約瑟夫-華爾頓，真名叫羅倫斯，出生在蘇聯立陶宛，早年投身布林什維克革命，擔任過紅軍上校。他為人機敏，儀表堂堂，會講德、俄、英、法四國語言，頗有一副西方紳士的派頭。1933年，受蘇聯紅軍情報部(今蘇聯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前身)派遣，羅倫斯來到中國，接替他的前任、“紅色間諜”左爾格的工作。 當時，正值國民黨軍隊集中全力“圍剿”蘇區紅軍，蘇聯紅軍情報部在華工作的重點便是蒐集有關情報，以協助中國工農紅軍粉碎敵人的“圍剿”。羅倫斯經過一番努力，打開了情報工作的新局面。情報網遍佈以上海為中心的各大城市，甚至滲透到蔣介石的武漢行營、北平行營、南京警備司令部等要害部門。由於情報工作的迅速發展，人員的審查和安排就不那麼慎重了，魚龍混雜，良莠不分，最後出了一個給整個情報組織帶來滅頂之災的叛徒——陸海防。 陸海防是湖南嶽陽人，北京高等師範的學生，北伐戰爭時期到武漢參加革命，曾在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政治部任職。1930年，在上海，一個偶然的機會，陸海防遇到原十一軍政治部工作時的同事於生。於生這時已是左爾格領導的蘇聯紅軍情報部上海站的主要人物。鑑於陸海防精通英文，又比較傾向革命，於生便吸收他參加了情報組織，讓他將每天中國報紙上刊登的有價值的材料譯成英文。根據秘密工作的原則，陸海防只與於生一人單線聯絡。後來，1933年，左爾格和於生相繼調離上海，於生臨行前將自己負責的一部分情報關係轉交給陸海防，讓他直接受羅倫斯(化名約瑟夫-華爾頓)的領導 在陸海防接手的情報關係中，有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劉燧元。劉燧元的公開身份是蔣介石武漢行營第五處上校法規專員。武漢行營是蔣介石“圍剿”大別山區、洪湖地區、湘鄂贛邊區各路紅軍的大本營。劉燧元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蒐集有關“圍剿”戰況的報告及“剿匪”方針、政策、措施等絕密情報，然後透過交通員轉交給羅倫斯。 1935年4月中旬，羅倫斯讓陸海防派交通員到武漢給劉燧元送信，為安全起見，信是羅倫斯親筆用德文寫的。秘密交通是一項極重要機密的任務，而陸海防竟讓自己的弟弟陸獨步去完成。陸獨步根本不具備從事秘密交通的條件。他曾就讀於上海勞動大學，平素衣冠不整，蓄髮不剪，粗枝大葉，令人一看便知是30年代玩世不恭的所謂“名士派”。國民黨特務對這種人非常注意。果然，陸獨步一登上開往武漢的輪船便被特務跟蹤，上岸後即被逮捕。他隨身攜帶的那封德文信件也被特務搜出。在嚴刑審問下，陸獨步和盤托出來武漢的任務和接頭地點，但他只知接頭人的代號，而不知接頭人的真實身份和麵貌。武漢行營的特務馬上出動，嚴密監視接頭地點——漢口太平洋飯店，準備搜捕接頭人。 劉燧元按約定時間來到太平洋飯店，發覺氣氛有些不正常，“茶房”“夥計”賊眉鼠眼、面露兇相，遂生警惕，當機立斷，銷燬所帶情報材料，撤出飯店，並立即電告上海的羅倫斯。羅倫斯接電後，憑著長期對敵鬥爭的經驗，知道事情不妙，即派專人乘飛機去武漢，送給劉燧元350元錢作旅費，要他和家屬馬上轉移。劉燧元決定和妻子分別離開武漢，到上海會合後再定行止。劉燧元當天夜晚即以去廣州探望病重的父親為由，取道天津轉赴上海。後因特務追捕日緊，劉燧元在朋友幫助 下，上了泰山，得到隱居泰山的馮玉祥將軍掩護而脫險。而劉妻帶著三個孩子離武漢去上海時，被特務盯上。 劉妻抵達上海後，住進南京路上的東亞旅館，特務隨即監視這家旅館。5月5日，特務發現一箇中年男子前去看望她，當即將這人逮捕。被捕者竟是陸海防。 原來，陸海防在派弟弟陸獨步去武漢後，一直未得到弟弟的音訊，放心不下，現在聽說武漢情報網有人來上海，競不顧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則，未經羅倫斯批准，貿然前去探詢，結果落入特務的魔爪之中。陸海防被捕後，倘沉著應付，也不至於造成很大損失，因此時特務僅處於偵察階段，並未掌握太多的證據線索。但陸海防在受審時，被凶神惡煞的特務嚇破了膽，為免受皮肉之苦，供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機密，並無恥地表示願領特務去抓捕他的上級領導“約瑟夫-華爾頓”。羅倫斯就這樣被叛徒出賣了。 羅倫斯被捕後，軟硬不吃，一言不發，簡直就象個啞巴，可他又不是啞巴。無論姓名、國籍、職業、住所，特務一無所獲。羅倫斯的沉著機智，拖延了時間，保護了一大批情報人員和機密檔案的安全。 羅倫斯的住處在上海法租界一所外華人公寓中。這處秘密據點，叛徒陸海防並不清楚，特務也就無從查獲。羅倫斯身邊有三位蘇聯派來的助手：一位是法華人，任無線電通訊員；一名波蘭人，任技術機要員，還有一位蘇聯人，擔任他的交通員，負責莫斯科和上海之間檔案的傳送。他們分居各處，但常去羅倫斯的寓所。自羅倫斯被捕後，他的這三名助手發現羅倫斯的房門連鎖數日，估計已出意外，決定冒險破門入室，將房間內的機密檔案和器材轉移出去，以免落入敵手。在一天深夜，那位膀大腰圓的年輕交通員在另外兩人掩護下，硬是用身體撞開房門，將房間內的所有器材、檔案安全轉移。這位勇敢的交通員回國後，受到紅軍情報部的表彰，榮獲一枚勳章。 由於陸海防的叛賣，除羅倫斯外，國民黨當局還陸續逮捕了蘇聯紅軍情報部人員陳紹韓、黃維祜、汪默清、胡克林、俞瑞允等人。其中，陳紹韓系蔣介石嫡系部隊第三軍軍部上校參謀，蔣介石下令對他軍法審判，迅即槍決，其他人一直關押到抗戰爆發後才被釋放。 “怪西人案”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千方百計想搞清此案的背景和組織情況，以破壞整個情報組織。我黨中央對此也極為關注，當獲悉日本情報系統已掌握此案內幕時，黨中央急派“左聯”盟員關奚如等請魯迅先生透過內山完造和其他日本友人瞭解案情。三天後魯迅先生即透過胡風向關奚如轉告了有關案的情報。黨中央瞭解此案內情後，即密切配合其它設在中國的國際革命組織採取緊急措施，使一部分情報人員及時轉移，阻止了案情的擴大。 羅倫斯被捕後，國民黨當局先在上海對他進行偵訊，沒有取得任何有價值的線索，便將他押解到武漢。1935年8月24日，湖北高等法院開庭審判“怪西人約瑟夫-華爾頓”，最後判處他有期徒刑十五年。抗戰爆發後，蔣介石有求於蘇聯，在蘇聯的壓力下，不得不於1937年將他釋放，羅倫斯取道新疆返回蘇聯。 至於叛徒陸海防兄弟，後來都死心塌地當了軍統特務，專門搜尋他們所認識的國際組織情報人員。全國大陸解放時，陸海防逃往臺灣，陸獨步則在大陸潛伏下來，肅反時被上海公安部門查獲，繩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