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外交是妥協的，用歲幣，割讓土地方法處理對外戰爭，影響深遠，它一方面體現宋朝的軟弱，大量的歲幣賠款，加重人民的負擔，引起社會動盪。另一方面，戰爭換來和平，雙方商品交往，出現了繁榮。

宋朝儒家士大夫的北部外交策略既《史書》中行說、班固《漢書》及乾隆《非漢文喇嘛說》中所批評的觀念，“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徵供。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乾隆認為此觀念“興臭然！”北宋與北方的外交問題不在於議和，而在於總和不該打的人大打出手。但宋代海外貿易外交的情況卻盛況空前，是中國封建社會對外貿易的黃金時代，是最彰顯海洋文明的朝代。宋朝繼承唐朝楊良瑤的出使傳統，繼續與西方保持友好平等的關係，北宋中朝以後，海外貿易的收入一直佔宋朝全年收入的很大比重。

宋朝外交，以和平為手段,以實際利益為目的,採用了實用主義的外交模式。這種模式在封建社會性質的古代對於保護國家的利益有積極作用並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根據國家實際情況改變從而更加適應國家制度體系和社會經濟體系。這種適應性賦予了其巨大的可能性，在思想容易僵化而喪失隨社會進步的發展的前進動力的中國古代是十分難得的。

對於宋朝的一昧“求和”的說法是有失偏頗的，在宋朝初期也有大規模戰爭,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宋朝本身是具有一定的軍事實力的。這種軍事實力是足夠保護包裹主權完整並在此基礎之上具有擴充套件領土可能性的。但是宋朝最終放棄了戰爭模式，因為自太宗之後的連年重文輕武和休養生息的政策在潛移默化中對於宋朝的軍事實力是有著較大影響的。

宋朝外敵頻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針對不同的外交物件，給予不同的館待禮遇，並使之專門化。

北方的遼金兩朝都對宋朝構成巨大威脅，其外交事務主要由樞密院的禮院負責，包括文書往來、使節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奉行對等外交。元豐年間，樞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國信，南宋沿襲之。

此外，宋朝專門設定主管往來國信所，作為負責與遼、金交往的具體事務機構。而西夏、高麗、越南（宋朝先稱之為“交趾”，後改稱“安南”。宋時越南歷經丁、前黎、李、陳等王朝統治）等國，由於宋朝視他們為藩屬國，所以發出的外交文書和禮物等皆稱“制詔”或“賜”，對其國家的外交承認被稱為“冊封”。

北宋在汴梁設定許多外交接待館驛，作為國家接待各國使節的地方。遼在都亭驛，西夏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鶻、于闐在禮賓院，三佛齊、真臘、大理、大食（喀喇汗）等國家在瞻雲館或懷遠驛。

宋朝首都開封，比唐朝首都長安更加繁華，更加開放。“八荒爭湊，萬國鹹通。”“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

這是當時宋朝的真實寫照。唐代的外華人大都來自亞洲西域、阿拉伯、北韓、日本。而到宋代除了這些地方還擴大到非洲、歐洲等地。宋朝比唐朝是更加開放的，宋朝的商業活動、商業氛圍發達。唐朝來中國經商的都是以外華人為主，而宋朝的商人是走出去的。

宋朝商人比外國商人更加活躍，《中國古代經濟簡史》就指出:“當時（宋代）中國的船隻已經航行於印度洋各地，包括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次大陸、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甚至達到非洲的索馬利亞。”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感慨:“直至11、12世紀以前，華人並未顯示商業上的才幹。

但打那（宋代）以後，經商能力便成為華人最卓 越品質之一。”宋朝海外貿易發達，是中國封建社會對外貿易的黃金時代，是最彰顯海洋文明的朝代。泉州在南宋晚期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開封、杭州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宋代造船業的規模和製作技術，都比前代有明顯的進步，處於當時世界領先地位，具備了推進海洋文明的技術和經濟基礎，受到海外國家的歡迎。宋人到高麗，“是宜高麗人迎紹之日，傾國聳觀而歡呼嘉嘆也”，宋人到印尼爪哇、蘇門答剌二島，“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飲食豐潔。

宋朝外敵頻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針對不同的外交物件，給予不同的館待禮遇，並使之專門化。

北方的遼金兩朝都對宋朝構成巨大威脅，其外交事務主要由樞密院的禮院負責，包括文書往來、使節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奉行對等外交。

元豐年間，樞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國信，南宋沿襲之。此外，宋朝專門設定主管往來國信所，作為負責與遼、金交往的具體事務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