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非常重視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他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諸葛亮文集》卷3）認為選用賢能是治理好國家的關鍵，是關係國家興亡的大事。在舉賢這一方面，和厲行法治一樣，他做了大量艱苦而細緻的工作。他選拔一些很有才能並忠於蜀漢政權的文臣武將，讓他們擔任郡守、都督、將軍等重要職務，發揮他們的作用。這裡有一個統計數字，很能說明諸葛亮在選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國志蜀書》自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傳者（包括附傳）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還有龐統、法正、許靖、劉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過人而受到他的稱讚或推薦。在餘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薦的人當中，除已去世的劉備的舊屬（如關羽、張飛等）及諸葛亮死後新上臺的新人外，所剩就無幾了。

當然，不能說能夠進《三國志蜀書》傳記的，個個都是優秀人才，但是能夠進《三國志》的，應該是擔任重要崗位的人物或是當時頗有影響的人物——這卻是個事實。這樣一些人物，大多是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們的政績，大多也是人們所稱讚的，這不能不說是諸葛亮廣攬人才的結果。

如果再綜合《華陽國志》、《三國志》裴注、《季漢輔臣贊》等資料來看，諸葛亮用人範圍之廣，更是三國時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了。

諸葛亮選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德才並重，著重於德。

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過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標準，就是在德才並重的前提下，更著重於德。他施政治國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純正的才智之士。如蔣琬、董允、陳震、郭攸之、姜維、楊洪、鄧芝、王平、李恢、呂凱、射援等等。

正因為諸葛亮選擇嚴格，蜀漢的人才雖然不如曹操手下“謀臣如雲，武將如雨”那樣多，但從質量上看，卻要比曹魏高得多。

這一點，在奪取漢中時，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劉備說過：“魏之將帥，比不上蜀國的將帥。”（《三國志蜀書法正傳》）而直到蜀國滅亡，郭頒在其《世語》中還稱讚蜀國的官員大多屬“天下英俊”。

對於諸葛亮這種選拔人才的精神與做法，後代的學者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明代的方孝儒在《諸葛丞相論》中就認為，自秦漢以下為相者都不如諸葛亮。而清代的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把諸葛亮與曹操、劉備、孫權加以比較後，認為：就用人來說，曹操用權術來駕馭人才，劉備以他的摯誠來籠絡人才，孫氏兄弟用意氣相投來網羅人才。用權術駕馭可以說是一種機謀，用摯誠與意氣都是誠心的表現。而兼有這三者的長處的人，只有諸葛孔明一人而已。

諸葛亮治國“開誠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講才，同時兼蓄各類人才，他量才授任，揚長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慧之士，表現出用人之度。這一點，將在下文專節敘及。

2．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資歷出身為限。

諸葛亮選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門戶之見，不講資歷和門第，而是以“德才”為標準，以才幹為依據，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勝列舉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門戶之見來說，只要看看劉備集團中各級官僚機構的人員組成情況，就可以明白。

在以劉備和諸葛亮為首的蜀漢統治集團中，有很早就跟隨著劉備東征西討的北方舊人，如關羽、張飛、趙雲、孫乾、簡雍等，又有在劉備佔領荊州後，跟著劉備入蜀的荊楚人士，如龐統、蔣琬、陳震、馬謖、向寵、黃忠、張南、馮習等，還有原為劉璋舊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嚴、吳懿、費觀、董和、程畿、張嶷、馬忠等，甚至還有從敵對國歸順過來的，如姜維等，這些人可以說來自五湖四海。不管來自何等地區，參加蜀漢集團無論先後，只要忠誠於“復興漢室”大業，有一定的才能，諸葛亮都儘量錄用，盡力發揮他們的作用，公正地對待他們，甚至讓他們擔任重要的官職，處於顯要的地位。這種選士授職不以主觀色彩和從狹隘的本派私利出發，而是著眼於整個集團利益的作風，表現了諸葛亮傑出的政治家風度。

諸葛亮擢升官吏，不講資歷出身，不計門第，對於有卓越才幹和特殊貢獻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認為“亙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因而他處處留心，時時注意從下層官吏中發現、選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業的新人。

巴郡人張嶷，出身寒微，劉璋時只是個下級官員，諸葛亮發現他“識斷明果”，並有“忠誠之節”，提拔他為越巂太守。張嶷到任以後，在處理本郡複雜的民族關係方面，顯示了他靈活機動的領導能力，在貫徹諸葛亮“安撫”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書，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小軍官，劉備徵漢中時投降劉備。由於他“遵履法度”（三國志蜀書王平傳》），實踐經驗較豐富，在街亭之戰時立了功，諸葛亮提拔他為討寇將軍。在日後諸葛亮北伐等戰役中，他也屢立戰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楊洪原是犍為太守李嚴手下的小吏，當劉備北攻漢中急需援兵時，諸葛亮向他徵求意見，發覺他很有政治頭腦，於是提升他為蜀郡太守。何祇原是楊洪門下書佐，因有“才策功於”，又被諸葛亮提升為廣武太守。這裡還有一段軼聞。楊洪對何祇說：“你的馬怎麼跑得那麼快？”何祇回答說：“不是我的馬跑得快，而是你沒有快加鞭啊！”一時傳為美談（見《三國志蜀書楊洪傳》裴注）。李嚴、楊洪、何祇三人原來官職懸殊，而後來卻同為太守，這件事使人們看到了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盡時人之器用”的用人風格。

費禕、董允俱為太子舍人，職位較低。費禕“有俊才”、“識悟過人”，董允能“斟酌規益，進盡忠言”。諸葛亮發覺他們各自的才幹之後，分別委以重任。費禕在完成聯吳修盟的外交活動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董允為侍中，領虎中郎將，恪盡職守，處事幹練，是蜀漢優秀的高階官員。費禕、董允以及蔣琬，是繼諸葛亮死後主持蜀漢軍政事務的重臣，時人把他們與諸葛亮並稱為“四相”，又號“四英”。

3．採取措施，廣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諸葛亮是透過這麼幾條途徑來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紹過的許靖，他與當時著名學者蔡邕、孔融齊名，資望頗高。劉備入益州時，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認為應該起用，以擴大影響，諸葛亮也非常贊同法正的意見。因而許靖官至司徒。這對人才的招納起了不小的作用。諸葛亮對他也很敬重，經常以學生的身份去拜訪他。

再如，對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個“行義素著，鄉里敬慕”的老儒生。劉備入益州時，他已是一個雙眼昏花、兩耳失聰的老人了。他閉門不出，採取與劉備集團不合作的態度。諸葛亮為丞相後，用車把他請了出來，由於杜微耳聾，諸葛亮用書面與他對話，最後徵得他的同意，拜他為諫議大夫。

像許靖、杜微這樣的老儒生，應該說是沒有多大實際工作能力的。但諸葛亮這樣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對書生儒士的重視，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諸葛亮特別鼓勵和獎賞屬下及各州郡長官為他舉賢薦能。當過廣漢太守的閬中人姚伷向他推舉了一批“文武之士”，還專門寫了一篇教令號召大家向姚伷學習，教令中說：“當臣下對國家最忠誠、最有益處的工作，莫過於為國家多推薦人才。姚伷能夠這樣做，希望大家都來學習他。”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諸葛亮不僅自己當伯樂，還鼓勵大家都當伯樂。這樣一來，何愁人才不會向蜀中大批湧來？

另外，據《諸葛亮集故事》卷5中記載，為了延引人才，諸葛亮做了丞相之後，還專門在成都城南修築了一個讀書檯，這對於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響的。

4．循名責實，注意對官吏進行考核。

為切實做到“任人唯賢”，諸葛亮以“循名責實”對官吏進行考核，要求官吏們為政要講求實效，他特別強調“治實而不治名”這條原則，反對名不符實、表裡不一的作風。

諸葛亮考核官吏的標準，也是他考察、識別、使用人才的標準。他提出了7條“知人”之道，即分別對人從“志”、“變”、“識”、“勇”、“性”、“廉”、“信”7個方面進行了解、考察的辦法。“志”就是向對方提出是非不同的問題，觀察其志向；“變”，就是向對方提出複雜的難題，考察他對問題的解答、應變能力；“識”，就是向對方徵詢計策，以觀察其見識；“勇”，就是告訴對方有艱難險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臨危不懼的精神；“性”，就是考察其在醉酒之後所顯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把對方安置在有利可圖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潔；“信”，就是託對方辦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

除了“七條”，諸葛亮還嚴格地考查官員身上是否存在著“五害”。這“五害”分別是：“因公為私，乘權作權”；“內侵於官，外採於民”；“過重罰輕，法令不均，無罪被辜，以致滅身”；“縱罪惡之吏，害告訴（上告申訴）之人”；“阿私所親，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賦斂”，“詐偽儲備，以成家產”；“民失其職”（即加重人民負擔，使人民無法生存）。對犯有“五害”的官員，一定要嚴懲不貸；沒有“五害”的官員，一定受到獎賞。

諸葛亮舉賢授能的用人之道，從上所敘可以見其梗概。在蜀漢複雜的人事環境中，諸葛亮憑自己的政治文化素養和聰明才幹，舉賢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舉才用人之道，保證了蜀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的安定和團結，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他重視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盡其器能”，能比較公正地對待各種人才等等做法，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我們今天所應該借鑑的。

著重品性，要選德才並重，著重於德。

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過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標準，就是在德才並重的前提下，更著重於德。他施政治國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純正的才智之士。如蔣琬、董允、陳震、郭攸之、姜維、楊洪、鄧芝、王平、李恢、呂凱、射援等等。

另外諸葛亮生性謹慎，一般選人都會比較保守，不會重視激進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