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活人來為死者殉葬的行為稱為人殉。殉葬的人一般生前均與死者關係密切，如妻妾、近臣內侍、親戚親信、奴婢僕人等等。

《墨子，節葬》載:“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 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

人殉是階級對抗的產物，也是一種殘忍而野蠻的原始宗教行為。產生這種行為的原因至少有三。

第一，是由於當時生產力水平有所提高，商品交換的發展和私有制的產生，最終引起氏族內部出現了階級分化。父權制初期一些膳事中的隨葬品多寡精劣懸殊明顯，這顯然是私有制的表現。而私有制的進一步發展，最後連牲畜、收穫物以及房屋和妻妾都被隨葬了進去。第二，這種現象的出現，也與父權制的發展有關係。那個時候，隨著歷史的發展，母權制逐漸被推翻，父系大家族日益成為左右一切的政治勢力，婦女同男子的不平等地位最後徹底鞏固起來，在父系大家族中，父系家長擁有支配全體家族成員的權力，這個大家族的共同特點，是男人對女人的奴役，男性大家長與丈夫死後，有的還要讓妻妾為其殯葬。第三，葬禮中的殺殉，也是為了死者的陰間生活，人們相信妻妾被殺後，仍會在陰間服侍夫君，奴隸死後，其靈魂仍會在陰間當主人的奴隸。

根據考古資料來看，原始社會末期的殉葬墓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在死者為成年男性的墓葬中，被殉葬者全為女性，這就說明了在父權制下的婦女地位是相當低下的，這一點具有典型的時代特徵。

由於資料的缺乏，知識界對於夏代的人殉情況不甚清楚，夏朝文化的重要遺址、著名的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墓葬中，也尚未發現明確的人殉墓例。 商代的人殉現象最為慘烈。

商代晚期的人殉，尤以股墟發掘的大、中型墓最為突出。人殉數量的多少，一般與墓葬規模成比.如殷墟侯家莊西北崗100 號亞字形大基，基內腰坑、二層臺、基道中發現有人23個，墓外東側發現陪養人陶坑22 個共68人，合計確人達91人190年發福的武官中字形大墓，基內共發現45 殉人: 股城西區發現的701號甲字形大墓，墓內共有12 個殉人，其他中型基，一般都是響1一4人。他們有的用於墓中的腰坑。有的殉於墓主身旁，有的殉於墓道，有的殉於墓的周圍，他們有的是生殉，有的是死殉;有的呈捆綁狀，有的呈俯身詭僕狀，有的身首分離，殉葬中有男性、女性，也有兒童。

考古者據此分析認為。商代晚期的股墟文化時期，是中國早期人殉制度發展的巔峰時期。 股商時期盛行的人殉，始終與當時人們濃厚的鬼神觀念分不開。

人們相信死後靈魂的存在，也相信鬼神的存在，並以實際行動來取悅鬼神，安排死後的生活。 這種制度或說風氣，也被西周人所繼承和推行。

西周的人殉有個明顯特點，就是以殉葬青少年和兒童較多。但這時候的人殉。已比商代減色不少。考古發現西周墓葬中的人殉，少者1人，多者不過7人發現的西周人殉基共有80多座,累計殉人總數約200多人，這個數目僅相當於商代已知殉人數的約二分之一弱這種情況說明，人殉制度和風氣在西周晚期開始出現衰落的趨勢。

春秋戰國時代，人殉之風一度重新張揚。史載，秦穆公死時，殉葬者達177 人，其中包括三位良臣，秦華人深感痛傷，作了一首《黃鳥》詩來怨刺此事，詩中說:“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關於春秋戰國時代人殉的事例，在《左傳》、《禮記》、《吳越春秋》、《戰國策》、《呂氏春秋》、《史記》、《屍子》、《墨子》、《列女傳》等文獻資料中均有記載，另外在山西、山東、河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蘇等地的考古發掘中也發現不少人殉例項 ，此時殉人身份變化較大，除了姬妾、近侍，工匠、僕從、奴隸外，還有大臣、義士、弟子。

殉死者除了與主人同穴而葬的外，還有異穴而葬的。從死成了當時社會的最高美德，正如《國語，魯語下》所說:“君好內，女死之; 好外，士死之。”

春秋戰國之時，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及各種新思想的出現，人殉、人祭現象急劇減少，人殉又以“俑”的形式出現在貴族基葬中，“俑”成為繼續為死者亡靈服役的人。

《孟子·梁惠王》，“仲尼日: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像人而用之也。”趙岐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鄭玄釋為“與生人相對偶，有似於人”。

相對於以人殉葬，俑的出現顯然是一種進步。

中國大陸發現年代最早的陶俑，是在山東臨淄春秋時期殉人墓中。這個齊國貴族的大墓隨葬品極其豐厚，其中有六個隨葬坑，各出土一組隨葬的陶俑。這些早期的陶俑每個僅高十釐米左右，有男 俑和女俑之分。早期的木俑在楚國發現較多，成為戰國楚墓的特色之一。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俑，開後代以俑隨葬之先河，是用模擬的奴婢、衛士等代替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是人殉制度在新形勢下的演變。

不過總的看來，春秋戰國時期，俑雖然出現了，但其存在並不普遍，製作也是很簡單粗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