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詞句式長短變化更豐富，按照不同詞牌要求，平仄變化也更多，更適合演唱。不同於唐詩的五言或七言格律詩。

宋詞有豪放派和婉約派，是中國文學史上最璀璨的瑰寶之一。

1、中國自古詩、樂、舞一體，由《詩經》《楚辭·九歌》，一直到漢樂府的歷時態發展演變中，尚能發現詩歌、音樂、舞蹈由合到分的痕跡。

自屈原《離騷》、宋玉《九辯》開創的明顯帶有文人詩傾向的抒情言志之風以來，經過《古詩十九首》的民間原型與文人加工的雙重協作，到了建安時期的曹植大力創作五言詩，詩歌完成了合久必分的歷程，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在新變中自足的向前發展。

然而，詩歌本身的特點又決定了它易於吟詠、便於歌唱的功能，不管是五言詩、七言詩或雜言詩，不管是早期的古詩或南北朝時期逐漸注重對偶與押韻之作，詩歌的這些基本特徵並未有太大的變化。

加之，隋唐建國後的政治統一、經濟繁榮，少數民族樂器、歌舞伎大量向內地湧入，為了順應統治者的享樂與新興市民的多元文化需求，分久必合的規律也同樣落實到詩歌與音樂等藝術的再次合流。

考察敦煌曲子詞與中唐張志和、白居易、韋應物等文人的長短句作品可知，已經初步具備了應樂合歌的形式。李賀與李商隱雖沒有詞體作品，但他們的意境營造方式、錘詞煉字的技巧等已經接近詞藝。到了溫庭筠手裡，詞的標準形態終於異軍突起，影響了花間詞派和後世的諸多詞人。



後蜀與南唐的天時、地利、人和，造就晚唐五代的兩批詞人，後蜀以韋莊、歐陽炯為代表，南唐以二主、馮延巳為代表，尤其是以溫庭筠、韋莊、李煜、馮延巳這幾位既有鮮明風格，又有很大成就能開來者法門的詞人，已經給宋人指明瞭方向，實是宋詞全面繁榮的前奏和序曲。

2、詞長期被看作詩餘，是花前、樽邊、供歌兒舞女淺斟低唱的小道末技，適宜於表現婉轉低迴、細美幽約的情思意緒，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女性的陰柔之美與鶯歌燕舞式的香豔綺麗，這種狀態維持了近百年。

雖說晚唐五代的韋莊、馮延巳、孫光憲、李煜等人已在某種程度上突破藩籬，寫出了一些場景壯闊、境界深遠的慷慨悲歌之作，但他們只是在家國之悲的境遇裡偶一為之。雖也有李煜的“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但也僅限於他後期的詞作，只有等到大文豪蘇軾出來，方能遙相呼應，形成大宗。

在東坡之前的百餘年裡，宋初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削弱武將的兵權和實權，建立文官制度，到了後來甚至造成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嚴重程度。

另一方面，為了打造歌舞昇平、太平盛世的局面，放縱官員們娛樂消遣。官員劇增，導致冗官；冗官導致薪俸多、花銷多，進而導致冗費。於是，形成了畸形的繁盛局面。

隨著大城市的經濟復甦，市民的文化需求旺盛，官家的蓄妓宴冶之風與市場勾欄瓦肆的輕歌曼舞暗通款曲。奢侈浮華給社會造成壓力，卻給詞體的興盛營造了溫床。

3、在沉寂幾十年後，詞曲終於在雅俗二派的代表手裡開出嬌豔欲滴的鮮花。晏殊、歐陽修等對詞予以雅化、淨化，題材卻很少超出閨閣，所寫多是小女子之情愛相思。雖有晏殊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之高遠之境，但還是多如歐陽修的“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式的幽情之作。

雌性的感傷與他們的詩文形成了極大的反差。詞在他們手裡或是茶餘飯後的迎合時髦之作。而歐陽修的人品與學品，還是使他稍微突破了拘囿，以至寫出如范仲淹《漁家傲》式的悲慨之詞境，雖很有限，但影響到其後的蘇軾、辛棄疾等豪放詞人。



備受民間時人看好，造成“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轟動效應的柳永，其以真、以俗為美，以賦法作詞，一改小令稱霸詞壇的格局，大量改造和創制長調慢詞。

思想內容方面的變化不多，藝術形式卻得到多方面的拓展和延伸。如其白描、通俗的手法，時空迴環的多層結構，均是對詞體的莫大貢獻，澤被詞人非一代也。

而這種時尚明星般的詞家卻不被士大夫階層看重，於是柳永遭到了晏殊等的菲薄、怠慢，可見當時雅俗之爭還是相當激烈的。雖然俗文學正一步步走向文學的殿堂，但它的被排斥、不被認可，面對重重阻力，雖然艱難卻韌性的發展著，最終釀成了元明清俗文學的全面振興。

十七八歲女郎演繹的柳永詞，畢竟有了一些意境壯麗之作，而須關西大漢演唱的東坡樂府，也僅僅是“大江東去，浪淘盡……”等一部分作品。

詞的題材、內容等在蘇軾手裡，真正達到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寫”的境地。舉凡詠史懷古、抒懷、悼亡等，眼界拓寬，領域擴大。

緣情綺靡的小詞不再只是娛賓遣興的在場產物，而是可以像詩文一樣的言志抒懷。東坡在思想內容上有魄力，在藝術形式上也大力脫離格律押韻的束縛，為詞的朝純文學樣式發展開闢了施之可行的道路。



“蘇詞曠”，他抒發的多是逸懷浩氣，給人的多是超邁豁達的感發，與壯懷激烈的稼軒體同而不同。蘇軾的門人黃庭堅在詞的造詣上不如秦觀，少遊將身世之痛打併入豔情的手法，上承晏幾道、柳永，下開周邦彥、吳文英。秦觀的開宗立派之功不大，可是被後世認作婉約正宗，影響深遠矣。

蘇軾之後的賀鑄，豪婉兼善，剛柔相濟，有“一川菸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的憂懷，更有《六州歌頭》式的大氣磅礴，給南渡詞人、辛棄疾等樹立了豪放的典範。

堪稱“詞中老杜”的周邦彥，身為大晟府官員，創調建體之功超著，為詞的格律化、正規化定製了標準，南宋的姜夔吸收多矣。其在詞的時空轉換、抒情言懷上，傳承柳永，下開吳文英。由此可見，北宋中後期的詞壇已經顯露百花爭豔的態勢。

4、靖康之難，“靖康恥，猶未雪”的岳飛、李綱等文臣、武將，紛紛吼出愛國救難之渾音。這激發起了張元幹、張孝祥的悲憤壯烈情懷。

天崩地裂的大變局，引發詞思想內容的隨時變動。張元幹早期多婉約之作，而南渡之後詞風大變，保家衛國、收復失地的豪情壯志盡流筆端。

張孝祥一面悲壯豪邁、一面曠達博大。脫盡“多兒女之情，少男兒之氣”的詞風，展示了男性的陽剛大氣與詞言志的無窮魅力。

南渡的其他隱逸、逃難詞人從略，因為他們脫離了時代的大潮，不能代表當時的主流。



而堪稱當行本色的女詞人李清照不得不大表一番。她的“別是一家”之說、女性寫女詞的恰當完美、前後詞風的變而未變，尤其是後期的將流離動亂之悲與身世感愴之痛水乳交融，創制出“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的時代共鳴。她創“易安體”，自成一家，後世模擬者不絕如縷。

詞中大帥、大丈夫的辛棄疾，智勇雙全，文武兼備。他以英雄許人，更以英雄自許。不指望以詞名家的他，卻不得一展文韜武略，錯位成豪放派的中堅，稼軒體的開創者。他更在蘇軾以詩為詞的基礎上以文為詞，手腳放得更開，改革力度更大，更有魄力和胸懷，無意不可入的橫穿經史子集，盡顯男性陽剛之氣。

他又不乏柔美之作，是剛柔相濟的真正完美融合者。在武功上沒有實現的，在詞壇上充分發揮，形成了聲勢浩大，堪稱兩宋最大的詞學群體。陸游為其同盟，陳亮、劉過為其羽翼，劉克莊為其殿軍，成就詞史的豪放一派，足以與婉約派爭鋒抗衡。



5、其後，姜夔在柳永、周邦彥的基礎上創調、定律，合豪放與婉約而獨創清空騷雅之體，其中不乏清剛孤峭之作。又在詠物而不滯於物的詠物詞上向前一大步，直接啟發了張炎、王沂孫，也為南宋詠物詞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自認為姜夔一派的張炎，能與姜前後頡頏，有時甚至青出於藍。因善詠物，得“孤雁”“春水”美名，而具有宋詞理論之一大著作的《詞源》，更是為後來的詞話等鋪平了道路。

“得白石意度”的王沂孫，詠物詞超絕妙勝。“清真之苗裔”的史達祖與其不相上下，組成詠物詞的大宗。

“七寶樓臺”式的吳文英詞，拆下來是能組成片段的。他的密麗質實與時空自由變換的絕招，讓人想起詩家之李賀、李商隱。不走尋常路，敢於突破前人的章法制度而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使其具有意識流的超現代意識，詞中不可少此一體，因此吳文英詞得到越來越多讀者的喜愛。

宋末元初的江西詞派，以劉辰翁為翹楚，詞中充滿黍離之悲和家國之恨；以愛國文人文天祥等名家的詞作顯示了忠心不二的高貴精神，理應看做愛國之音的號角，鼓舞后人保家衛國，前赴後繼。

江西詞派的蔣捷在詞中抒悲寫恨時能做到悲中有壯，哀而能達，筆帶勁氣，境界高朗清遠。又善於用詞記實，透過自身亡國後的生活，反映一代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唱出那個時代的浩歌和輓歌，為宋詞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宋詞能夠成為文學樣式的原因是：文化人的參與創作，意味著一種深邃的文化意識和高度的文化修養對文學樣式的滲透和對文學品格的提升 。

宋詞就像一顆燦爛奪目的明珠照亮了整個宋代文壇，宋詞就像一杯芳香四溢的清茶，雖歷經數百年，卻留有餘香。，宋詞是中國歷史文化長河中一塊瑰麗的珍寶，令世人永遠銘記。

宋詞成為一代文學，也是主客觀因素造成的。

最初，詞的題材範圍比較小，充斥著花間派的小資情調。從柳永奉旨填詞開始，擴大了詞作的知名度。加上宋朝商業較為發達，生活內容豐富，詞的表現範圍不斷擴大。到范仲淹蘇軾，將唐詩盛唐氣象融入詞作，改變了詞作淫詞豔曲的傳統印象。宋詞在文學上與唐詩比肩，范仲淹蘇軾功不可沒。

宋詞能成為一代文學樣式的原因是:文化人的參與與創作，意味著一種深邃的文化意識和高度的文化修養對文學樣式的滲透和對文學品格的提升。其實還是在文人參與創作之後。過去文學史總是說民間創作對文學創作對文學有多少啟發，給文學注入了多少新鮮的養分，這都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