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于謙曾升任兵部尚書，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禦。

于謙生於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字廷益，號節庵，曾做過少保、兵部尚書等職位，未進過內閣。他的一生為大明王朝鞠躬盡瘁，立下不朽功勳。可卻在景泰八年（1457）“奪門之變”中明英宗受到徐有貞等大臣的讒言下將其賜死，一代名臣就這樣離開人世，實屬令人唏噓。

年少之時，于謙就有高遠的志向，且極其仰慕文天祥，七歲就被僧侶稱讚為“他日救時宰相也”，也的的確確被一語中的。永樂十九年（1421），于謙考取了辛丑科的進士，從此開啟了仕途之路。在正統年初之際，內閣朝政主要是張太皇太后、“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主持，此時的政事清明，“三楊”知人善用、體恤百姓。因於謙為官清廉、一心為民，所以他所奏請的事，早上上奏， 晚上就可以得到批准。

但好景不長，張太皇太后、“三楊”相繼於在正統五年（1440）到正統十一年（1446）之間相繼去世，而深受英宗朱祁鎮寵幸的宦官王振逐漸登上政治舞臺，貪婪的王振開始結黨營私、魚肉百姓，朝中有攀附者甚至還稱之為翁父！朝政一時之間暗無天日。

正統十四年（1449），受到北方瓦剌軍來犯的訊息後，王振煽動英宗朱祁鎮親自北伐，效仿朱家祖輩建立軍功。英宗朱祁鎮聽信讒言，不顧群臣反對，下詔親征，然而僅僅準備了兩日，將軍事權力交予王振後就讓大軍匆忙啟程。

在準備不足、情報有誤、用非其人、決策混亂、延誤戰機的種種因素下，導致了明朝版的“靖康之恥”，史稱“土木堡之變”。明軍在居庸關外的土木堡被瓦剌大軍包圍，英宗朱祁鎮被俘，隨行五十多名的文官武將大多戰死沙場，成祖朱棣時留下的數十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

瓦剌大軍見打瞭如此勝仗，便將兵鋒直指北京，訊息傳到京師後，朝廷震動，明朝危在旦夕，以徐有貞為首的大臣希望效仿南宋，主張還都南京保全性命。

此時擔任兵部侍郎的于謙就在這國難當頭之際站了出來力挽狂瀾。他堅決反對還都南京，主張抵抗瓦剌、固守北京，光有主張不夠，在獲得皇太后的支援之後，開始為抵禦強敵做準備。

首先，將罪魁禍首王振的爪牙抄家滅門，藉此以洩民憤，振奮士氣，又聯合被其壓迫多年的文臣武將齊心抗敵；第二，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擁立英宗朱祁鎮的異母弟弟郕王朱祁鈺即位，即明代宗，讓瓦剌的“送還明英宗，進取北京”的陰謀不攻自破；第三，修築防禦工事，做好充分的武器、糧食、人力準備，做好長期堅守的準備；第四，任用能臣為將，發動百姓，還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

自正統十四年（1449）十月到景泰元年（1450）八月，瓦剌大軍首領也先率軍數次南下，想要拿下北京，迫使明朝就範。都因於謙防範嚴密而未能得逞。長期的戰爭，使也先倍感勞民傷財，加上與明朝交惡，無法經商獲得物資。萬般無奈之下，於景泰元年（1450）無條件地釋放了英宗朱祁鎮，恢復了蒙古部與明朝的臣屬關係。

北京保衛戰在於謙的英勇領導下獲得了勝利，不僅為明朝延續了壽命，也儲存了明朝的尊嚴，而英宗朱祁鎮的無條件釋放更是意外之喜，在中國的歷史上，漢族君主被外族俘虜又被無條件釋放回國是第一次。但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英宗朱祁鎮被釋放回國也為後續的奪門之變和于謙之死埋下伏筆。

英宗朱祁鎮回京後，代宗朱祁鈺表示不願退位，不僅將英宗朱祁鎮尊為太上皇囚禁在南宮，命錦衣衛加以監管，還廢除英宗朱祁鎮之子朱見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兒子朱見濟。

歷史就是這般波譎雲詭，景泰八年（1457）正月，代宗朱祁鈺病重。於是武將石亨、文臣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人決定擁立英宗復位，藉此飛黃騰達。十七日的早朝，兵不血刃的復辟成功，“造反派”當日就逮捕了兵部尚書于謙、吏部尚書王文等一眾大臣，並將其關入獄中。

英宗朱祁鎮曾在是否殺于謙的問題上猶豫，認為“謙實有功”。但徐有貞進言：“不殺于謙,師出無名。”短暫沉默之後，英宗朱祁鎮默認同意。于謙在二十三日被押解至崇文門，在這座他誓死堅守的城池之下泰然赴死，不做爭辯。

在奪門之變中一文一武一太監的三人聯盟挑撥離間下，使于謙冤死。但因有復辟擁立之功，一時之間，受寵正盛，權傾朝野。不過善惡終有報，不到四年，徐有貞被流放，石亨、曹吉祥都因謀反被滿門抄斬。于謙的死這才得以沉冤得雪。專權小人都被清算，明朝的政治次序也重新迴歸正軌。

奸佞小人能猖狂幾時？害死於謙的三位主謀的結局也應對了于謙晚年的《北風吹》中寫的那樣“北風吹，吹我庭前柏樹枝。樹堅不怕風吹動，節操稜稜還自持，冰霜歷盡心不移。況復陽和景漸宜，閒花野草尚葳蕤，風吹柏枝將何為？北風吹，能幾時！”

于謙此生如同他自己寫的那樣“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明史》中讚揚于謙道:“謙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卒得復官賜卹。公論久而後定,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