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服制是西周王朝控制廣大疆域、實現王朝有效管轄的重要措施。西周王朝透過分封四方侯國,以侯服統御賓服、'要服等手段,實現王朝獲取重要資源及擴張疆土的重要作用。

西周中後期在事實上形成了以王畿為劃分依據,內有“甸服”、外有“侯服”的新的“五服”系統,這一內外服制度也投射在王朝的政治地理版圖之中。

　　早期國家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是早期文明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周王朝作為中國早期國家承前啟後的重要朝代,它的權力執行方式與政治地理結構自然是西周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傳統文獻中記載了商、周王朝實施的內外服制度,在古今史學界都是爭論的焦點。

隨著考古材料的發現,尤其是甲金文材料的釋讀解釋工作的進展,內外服制度作為一項歷史時期確實存在而非文獻虛語的國家權力執行方式,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承認和重視。外服制是西周王朝控制廣大疆域、實現王朝有效管轄的重要措施。

西周王朝透過分封四方侯國,以侯服統御賓服、 要服等手段,實現王朝獲取重要資源及擴張疆土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以西周時期的內外服制度尤其是外服制為核心,探討周王朝的外服經營情況;並結合最新的考古學成果,尤其是出土的青銅器銘文等材料,探索在西周外服制影響下的四方邊域統治情況。

一、圍繞著有關傳統文獻對內外服問題的各種說法進行整理,基本可以歸納出文獻中對內外服問題的描述存在著三種不同的體系:內服百官與外服“侯、甸、男”體系、“五服”體系以及“九服”體系,這三種體系都有合理成分,但彼此之間也有矛盾衝突。西周前期,商代以來的內服職官如“亞”職等逐漸融入西周的內服體系,周王朝表現為內服百官與外服“侯、甸、男”這一系統。

西周中後期在事實上形成了以王畿為劃分依據,內有“甸服”、外有“侯服”的新的“五服”系統,這一內外服制度也投射在王朝的政治地理版圖之中。

二、透過對傳統文獻和金文材料的比對和考證,可知《國語·周語上》所記載侯服、賓服、要服、荒服四種服制的記載是基本符合西周的外服制的。外服制度以侯服制為核心。侯服的實質是以侯國分封為主體、以執行軍事職能為主服事王室的一種職官制度,是西周的政治地理區劃的重要部分。

侯服透過周王的分封和冊命實現,一般以姬姓貴族子弟為主,有著固定的分封原則和冊命秩序,其最主要的職能是執行天子的命令、拱衛王室疆土。西周王朝則透過設立諸監、冊命侯國主要卿士的辦法對侯服進行管控和監督。重要的異姓方伯周人一般稱之為“賓服”,在《周禮》等文獻中記載為“綏服”,這是取義賓貢天子、懷來遠人的含義。

在侯服、賓服以外,周人將東南方的各部族方國概稱為要服,要服承擔了向周王朝貢納糧食、絲織品以及服勞役等義務;與之不同,周人將西北方部族稱為荒服,在記載中荒服進貢極少,這是由於偏居西隅、物資貧乏的緣故。以侯服為中心,統御賓服,統治要服、荒服,這就構成了西周的外服制度。

三、西周時期東、南方典型的侯服方國有同姓的齊、魯、衛、滕、曾,以及異姓如鄂侯、相侯等,這些侯國分封在東、南方邊域,對周王朝在這些地區的有效控制以及收取貢納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周王朝對東南方要服的控制隨王朝勢力影響有所進退,數次南征戰役的成果奠定了王朝重要的南緣地帶。

從考古學文化播遷的角度來說,在漢水流域、長江中游北岸一帶,都是周人勢力所及的地域。在淮河—長江中下游一帶地區,也廣泛發現了中原式樣的青銅器,這表明遠至長江下游一帶,在西周時期也已經有了周文化的散佈。四、西周時期西北方的典型侯國有晉、燕、邢、楊、韓等,這些侯國分佈在關中平原北部、山西汾河谷地、以及太行山東麓的重要地區,是周人抵禦北方草原文明南下的重要根據地。這些侯國往往掌握著交通要衝,起到了對內護衛王畿、對外開疆拓土的職責。

透過對甘肅、山西一帶的考古學成果分析,可以確認如潶伯、倗伯等異姓方國都是臣服於周王朝的重要邦國。由西北方重要侯國組成的北方防線基本上構成了西周時期周文化擴張的北緣。

五、外服制作為西周王朝的政權組織方式,涉及到周王朝的軍事制度、國家性質等方方面面的內容。文中選取西周重要的軍事職官“師”與分封侯國的關係這一問題進行論述。外服制作為西周王朝的重要政權組織方式,其實施為西周王朝在廣大疆域的統治提供了保障,在外服制的基礎上形成了西周王朝的四至,這也是中國後世王朝疆域的初形。

西周王朝的國家統治形式是西周史研究的核心內容。傳世文獻中記載了商周時期曾經施行過內外服制度，但由於各種說法彼此相習又彼此相斥，在古今史學界始終存在爭議。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以及甲骨文、金文釋讀工作的進展，內外服制度作為一項歷史時期確實存在而非文獻虛語的國家權力執行方式，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承認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