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雖然對王樵的不平表示理解，沒說勸慰的話，但不厭其煩地舉出科舉、官場上得失、沉浮的例子，本身已足讓王樵明白世上不公平事甚多，不必掛懷。他能對一名秀才如此推心置腹，可見陸游的平易、善良。 杜甫曾經在夔府住了兩年多，在好幾個地方住過。 陸游在公餘之暇訪問了杜甫當年流寓的東屯高齋的遺地，作《東屯高齋記》：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居，日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日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日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吊先生之遺蹟，則白帝城已廢為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為阡陌，裂為坊市，高齋猶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才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溪，氣象良是。李氏業進氏，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 陸游這麼不辭勞苦地奔走尋訪杜甫的遺址，當然不是為了考證什麼，而是出於對杜甫的仰慕、憐惜與緬懷之情，同時也是因為自己的遭際與杜甫“坎壈且死”的一生頗有相似之處，二人都有偉大的抱負，想用所學為君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成一世功名，卻得不到機會。他悲懷杜甫，也是自傷。陸游帶著自嘆寫道： “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契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已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首居小屋中，思一吐氣而不可得。餘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方殊’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乎！辭之悲，乃至是乎？荊軻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光貞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 陸游與杜甫一樣只是人微言輕的小臣，貶到偏遠的蜀地，更無進策的機會，老病失意而流落異鄉，難怪陸游要流涕了。愈老愈窮愈病而愈不得志愈看不到希望，所以杜甫才有至悲之句，陸游才為他也為自己發出了至悲之嘆，流下了至悲之淚。陸游還作有《夜登白帝城樓懷少陵先生》詩，懷人傷己： “拾遺白髮有誰憐？零落歌詩遍兩川。 人立飛樓今已矣，浪翻孤月尚依然。” 杜甫詩有“孤月浪中翻”之句，人已去，景猶存，文人的落泊命運，還在一代接一代延續。 杜甫在蜀時吟頌諸葛亮的詩章甚多，陸游也對這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蜀相深為景仰和懷念。 在夔府東南有諸葛亮的八陳圖遺蹟。陸游憑弔這些遺蹟，吟道：“武侯八陣孫吳法，工部十詩韶（音萑）音。遺磧故祠春草合，略無人解兩公心。”陸游是知道杜甫的心的，杜甫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心願，可是他得不到機會，不能成就諸葛亮三分天下的功業。而“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樣悲絕千古、壯絕千古的名句，正是杜甫在功未立就“繁霜鬢”的苦恨中吟出的。陸游何嘗不擔心自己壯心未遂身先衰呢？他有英雄志英雄恨，才和杜甫一樣為壯志未酬的英雄熱淚滿襟。 不滿也罷，無聊無奈也罷，都只是一種情緒，失落的只是昔日的少年夢幻，並未真的失去，因為從來就沒有得到。但是，如果夔州通判三年任期已滿而未有新的召用，那就是失業了，這個現實問題比什麼都要迫切。乾道八年陸游任期將滿，他向現任丞相虞允文去信謀求一官。求官對於一位心高氣傲的詩人來說實在是一件難以啟齒的事，但陸游不是乞求不是強求而是振振有辭地說出一番道理來：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為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為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有高位處之；彼有功，吾借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御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也。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 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 君子故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 陸游不敢說自己有功有才，只以窮為由來求官，並極力論說這是理所固然。 一者，他把因才受位、因功受祿說成“市道”，也就是交換，沒有人情味，沒有仁愛和忠信之心。二者，他把垂憐窮人說成是聖人之政，是王者之道。一否定一拔高，他這無才無功的窮人就不僅應該受照顧，照顧了他還是成全了朝廷的聖聲美名。這就是文人的好笑之處，事事都要為自己找一個理由、找一種說明，而後心中才坦然，哪怕那理由只是在邏輯上成立也坦然。陸游有了訴窮求官的理由，接下來就大誇其窮，將一家十口說成“食指以百數”，將二十四的長子說成“兒年三十”，十二歲的女兒說成“女二十”，“婚嫁尚不敢言”，“大丞相所宜哀也”，是應該哀憐，而非乞求哀憐。不給官就是不合王道聖政，給官就是聖賢、父母之心，陸游等於是在咄咄逼人地究問：“給官還是不給？憐我還是不憐？”他本就有才也不無功，有求官的資格，如今又說得這麼哀婉這麼入情入理，當然就給他官了。乾道七年七日，四川宣撫使王炎闢陸游為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四十八歲的陸游從夔州調往南鄭。 王炎是一個幹練、有魄力的官員，很得皇上信任，時以參知政事宣撫川陝，掌握著西北軍政財權。陸游在他身上寄託了很大希望，積極獻策，認為“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則守。”這是英雄共識，以關中為基地圖謀恢復。如陸游詩所說：“國家四紀失中原，師出江淮未易吞。會看金鼓從天下，卻用關中作本根。” 陸游甚至主張遷都關中：“雞犬相聞三萬裡，遷都豈不有關中；廣陵南幸雄圖盡，淚眼山河夕照紅。”這種主張也早已有人提出過，也許是為上策，但實際上不可能實現。朝廷已為一種不可克服的惰性所浸滲，興師動眾、勞民生財也是多數人不以為然的，畢竟恢復中原不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全部，這未淪陷的一半也要有正常的生活、太平的日子。所以那些處於浪尖上的高階官員都是不敢輕言戰事的，西師主師吳玠死前就曾上遺表囑孝宗“宋輕出兵”。以南宋之羸弱根本不可能恢復中原，這只是一種願望卻不能立刻成為現實。
陸游雖然對王樵的不平表示理解，沒說勸慰的話，但不厭其煩地舉出科舉、官場上得失、沉浮的例子，本身已足讓王樵明白世上不公平事甚多，不必掛懷。他能對一名秀才如此推心置腹，可見陸游的平易、善良。 杜甫曾經在夔府住了兩年多，在好幾個地方住過。 陸游在公餘之暇訪問了杜甫當年流寓的東屯高齋的遺地，作《東屯高齋記》：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居，日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日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日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吊先生之遺蹟，則白帝城已廢為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為阡陌，裂為坊市，高齋猶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才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溪，氣象良是。李氏業進氏，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 陸游這麼不辭勞苦地奔走尋訪杜甫的遺址，當然不是為了考證什麼，而是出於對杜甫的仰慕、憐惜與緬懷之情，同時也是因為自己的遭際與杜甫“坎壈且死”的一生頗有相似之處，二人都有偉大的抱負，想用所學為君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成一世功名，卻得不到機會。他悲懷杜甫，也是自傷。陸游帶著自嘆寫道： “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契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已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首居小屋中，思一吐氣而不可得。餘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方殊’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乎！辭之悲，乃至是乎？荊軻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光貞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 陸游與杜甫一樣只是人微言輕的小臣，貶到偏遠的蜀地，更無進策的機會，老病失意而流落異鄉，難怪陸游要流涕了。愈老愈窮愈病而愈不得志愈看不到希望，所以杜甫才有至悲之句，陸游才為他也為自己發出了至悲之嘆，流下了至悲之淚。陸游還作有《夜登白帝城樓懷少陵先生》詩，懷人傷己： “拾遺白髮有誰憐？零落歌詩遍兩川。 人立飛樓今已矣，浪翻孤月尚依然。” 杜甫詩有“孤月浪中翻”之句，人已去，景猶存，文人的落泊命運，還在一代接一代延續。 杜甫在蜀時吟頌諸葛亮的詩章甚多，陸游也對這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蜀相深為景仰和懷念。 在夔府東南有諸葛亮的八陳圖遺蹟。陸游憑弔這些遺蹟，吟道：“武侯八陣孫吳法，工部十詩韶（音萑）音。遺磧故祠春草合，略無人解兩公心。”陸游是知道杜甫的心的，杜甫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心願，可是他得不到機會，不能成就諸葛亮三分天下的功業。而“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樣悲絕千古、壯絕千古的名句，正是杜甫在功未立就“繁霜鬢”的苦恨中吟出的。陸游何嘗不擔心自己壯心未遂身先衰呢？他有英雄志英雄恨，才和杜甫一樣為壯志未酬的英雄熱淚滿襟。 不滿也罷，無聊無奈也罷，都只是一種情緒，失落的只是昔日的少年夢幻，並未真的失去，因為從來就沒有得到。但是，如果夔州通判三年任期已滿而未有新的召用，那就是失業了，這個現實問題比什麼都要迫切。乾道八年陸游任期將滿，他向現任丞相虞允文去信謀求一官。求官對於一位心高氣傲的詩人來說實在是一件難以啟齒的事，但陸游不是乞求不是強求而是振振有辭地說出一番道理來：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為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為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有高位處之；彼有功，吾借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御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也。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 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 君子故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 陸游不敢說自己有功有才，只以窮為由來求官，並極力論說這是理所固然。 一者，他把因才受位、因功受祿說成“市道”，也就是交換，沒有人情味，沒有仁愛和忠信之心。二者，他把垂憐窮人說成是聖人之政，是王者之道。一否定一拔高，他這無才無功的窮人就不僅應該受照顧，照顧了他還是成全了朝廷的聖聲美名。這就是文人的好笑之處，事事都要為自己找一個理由、找一種說明，而後心中才坦然，哪怕那理由只是在邏輯上成立也坦然。陸游有了訴窮求官的理由，接下來就大誇其窮，將一家十口說成“食指以百數”，將二十四的長子說成“兒年三十”，十二歲的女兒說成“女二十”，“婚嫁尚不敢言”，“大丞相所宜哀也”，是應該哀憐，而非乞求哀憐。不給官就是不合王道聖政，給官就是聖賢、父母之心，陸游等於是在咄咄逼人地究問：“給官還是不給？憐我還是不憐？”他本就有才也不無功，有求官的資格，如今又說得這麼哀婉這麼入情入理，當然就給他官了。乾道七年七日，四川宣撫使王炎闢陸游為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四十八歲的陸游從夔州調往南鄭。 王炎是一個幹練、有魄力的官員，很得皇上信任，時以參知政事宣撫川陝，掌握著西北軍政財權。陸游在他身上寄託了很大希望，積極獻策，認為“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則守。”這是英雄共識，以關中為基地圖謀恢復。如陸游詩所說：“國家四紀失中原，師出江淮未易吞。會看金鼓從天下，卻用關中作本根。” 陸游甚至主張遷都關中：“雞犬相聞三萬裡，遷都豈不有關中；廣陵南幸雄圖盡，淚眼山河夕照紅。”這種主張也早已有人提出過，也許是為上策，但實際上不可能實現。朝廷已為一種不可克服的惰性所浸滲，興師動眾、勞民生財也是多數人不以為然的，畢竟恢復中原不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全部，這未淪陷的一半也要有正常的生活、太平的日子。所以那些處於浪尖上的高階官員都是不敢輕言戰事的，西師主師吳玠死前就曾上遺表囑孝宗“宋輕出兵”。以南宋之羸弱根本不可能恢復中原，這只是一種願望卻不能立刻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