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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它給後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國力強大、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點就是輝煌燦爛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榮基因,我們不難發現,其間政府的引導功不可沒。
在統一、開放的背景下,統治者不斷調整政策對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與儒學,並稱“三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魏晉南北朝時期,釋、道、儒三教為了維護各自的地位,既相互爭鬥,又相互滲透。到了唐朝,在統一、開放的背景下,統治者不斷調整政策對宗教加以扶植,使這種局面得到較大改觀。
唐朝開國之初,李淵為了抬高門第,神化統治,認李耳為先祖,將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發展。武則天想當女皇,實行武周革命,僧人懷義、法明則造《大雲經》宣傳武則天是彌勒佛下凡,為其大造輿論。武則天上臺後大肆佞佛,廣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雲經》,將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興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後期的不良影響,復將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儘管前後的統治者出於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變化,但從總體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積極的扶植,獲得了充分發展。
正是在貞觀年間,玄奘法師赴印度求法17年,載譽歸國後受到至高禮遇,唐太宗令大臣、僧眾出城高接遠迎,又多次在宮中接見玄奘,與之談經論道,倍加褒獎,頗有相逢恨晚之嘆。朝廷還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經院,讓玄奘在那裡著書立說,傳經佈道。武則天雖說佞佛,卻也提倡三教並重,既不準僧人排斥老君,也不準道士毀謗佛法,命大臣彙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書《三教珠英》,傳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奮好學,精通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國家,調和各類矛盾,穩定社會秩序中發揮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相容,充分利用。他曾在開元十年、天寶二年先後兩次給《孝經》作注,頒行全國,以示教化;又於開元二十三年親注《道德經》,下令每家必備一部;接著在次年還將其《御注金剛般若經》頒示天下,對佛教給予支援和弘揚。
唐王朝對釋、道、儒三教並尊的做法不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倫理觀為基準、佛道學說兼收幷蓄的盛唐獨具的統治思想體系,大大鞏固了帝國基業,而且也促進了三者間的相互吸收,不斷完善。佛教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走向成熟,進而成為中國式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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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為北方文化背景,其特點與影響為:
(1)尚武精神。開放的胸襟是唐代立國的基本氣象。唐代開展了比秦漢更大規模的開邊拓土,而這樣強勁的軍事實力,在於其以北方傳統為背景的精良府兵。唐朝的赫赫武功來自於它從北朝帶來的尚武精神和能征慣戰的習性。
(2)開放的民族政策。不論是對邊地民族還是對異國之人,唐朝基本能以開放、包容的精神一視同仁。而這種民族政策,導致了一種波瀾壯闊的歷史文化景觀;在東亞前所未有的以唐朝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聯合,以及日益高漲的學習唐文化的運動。
(3)崇佛教與重詩文。唐代是一個宗教文化的時代,北朝“偏於教”的宗教信仰,使各種宗教都可以找到它的信眾,並使佛教在唐代達到了極盛的局面。北朝貴族對南朝文化的羨慕心態,在唐代初期仍然以強勁的勢頭沿襲著並重新被振作起來,終於繁榮成一個偉大的詩文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