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債務危機、難民危機、恐襲危機等多重危機影響下，歐洲中下層平民面臨“貧亂交加”的生活窘境與精神困境，對既有體制和傳統精英的失望與不滿潛滋暗長、與日俱增。

在此背景下，民粹主義和極端思潮在歐洲迅速抬頭。這背後既蘊含了危機疊加、人心思變的原動力，更凸顯了歐洲國家長期以來積重難返的戰略失策與制度困局。

一、當前歐洲民粹主義的源流與表現

何為民粹主義？“民粹主義”是舶來詞，亦稱“平民主義”。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其基本指向是反對精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其主張是由平民大眾直接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又常常被政治精英所利用，透過強調全民公決、民眾的創制權等，對平民大眾實施誘導和操縱。

民粹主義是一種左右搖擺的意識形態，其政策主張既可以是左翼的，如西班牙“我們可以黨”；也可以是右翼的，如法國國民陣線；還可以是左右翼混雜的，如義大利五星運動黨，但共同的特徵是反對既有體制、反對傳統精英、反對主流政治。

正如美國學者法裡德·扎卡利亞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政界主流未能傾聽和解決民眾的擔憂，新興政治力量就會煽動恐懼和偏見，致使民粹主義抬頭”。

當前，民粹主義為何在全球特別是歐洲興起？2008年，源自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排山倒海般的全球金融海嘯，歐洲債務危機即是蝴蝶效應的一環。在歐債危機的重災區——希臘和西班牙，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青年失業率長期接近50%，政府不得不在歐盟壓力下實行減低福利的緊縮政策。

2011年5月15日，西班牙爆發了名為“憤怒者”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抗議政府“劫貧濟富”的緊縮政策。一種不滿現狀、不滿政府的社會情緒迅速蔓延。

上述現象表明，歐洲的民粹主義現象與此前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具有因果關係。過去幾十年來，經濟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催生了人類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但增長的成果在不同國家之間、在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和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卻是不公平、不均衡、不普惠的。

新自由主義政策，解決了資本與貿易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快速增殖的問題，但其自由化政策卻又造成了全球財富、國民財富向極少數的富人迅速集聚，更加擴大了平民與精英階層的社會鴻溝。由於資本的流動性高於勞動力，資本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最優配置，工作崗位可以隨時轉移至成本更低的外國，資本擁有者與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差距顯著擴大，日益引發底層平民的憤怒，這也正是“憤怒者”抗議運動等左翼民粹主義現象的民意基礎。

另一方面，人口的移動也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些工資和福利水平居高不下的歐洲國家，外來移民不斷湧入以填補本地人不願從事的工作崗位，這原本是精英層期待的所謂“移民人口紅利”，卻不料其所帶來的文化差異與族群衝突日益使本土民眾感到焦慮，成為英國“脫歐”等現象的民意基礎。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藉助蘊藏於社會中下層的民粹主義思潮，左右兩翼的政治人物在歐洲國家政治光譜上粉墨登場、各執一詞。通俗而言，左翼民粹主義“仇富”，主要關注社會分配不公和貧富分化，反對政府和國際資本強加給本國國民的財政緊縮政策；右翼民粹主義“仇外”，矛頭指向外國勢力和外來移民，認為不僅當地民眾的工作機會被搶走，本國的文化和價值觀也受到了威脅，因而不遺餘力地煽動排外情緒。

右翼民粹主義固然強調本國優先，要求限制移民，不歡迎人口的全球化流動；左翼民粹主義則認為經濟全球化肥了上層精英、卻損害了中下層平民利益，因此主要反對資本的全球化流動。這正是為什麼歐洲的左右翼民粹主義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對既有的國際秩序、歐洲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浪潮的重要原因。

二、民粹主義折射出的歐洲制度困局

面對種種危機，歐洲傳統主流精英捉襟見肘，民眾因而寄望於誇下海口的民粹主義政黨——至少在其反對精英的政治語言中能夠獲得心理上的發洩與滿足。這種現象體現出歐洲國家長期積累而無法解決的四大困局。

第一，產業困局引發民生凋敝。長期以來，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影響，一些歐洲國家走上了去工業化、買空賣空、舉債度日的歧途。以西班牙為例，1986年加入歐盟後，西班牙加大了金融資本的自由化，逐漸形成以房地產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隨著加入歐元區，西班牙勞工不再便宜，工廠逐漸停產，於是又步入去工業化程序。1997年至2005年，西班牙房價暴漲了177%。

到2012年，房地產不良資產高達375億歐元，銀行業危機全面爆發，政府為救助銀行而陷入債務危機；民眾負債累累，22%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甚至許多中產階層都淪落到在“食物銀行”外排隊領救濟。美國學者大衛·哈維認為，“新自由主義就是將一切金融化”。西班牙的問題正在於，在去工業化的同時施行去監管化的金融政策，無節制借貸而又無能力還貸，從而被裹挾到國際金融資本的車輪下。

2015年12月，成立僅兩年的左翼民粹主義政黨——“我們可以黨”成為西班牙議會“關鍵少數”的第三大黨，該黨主張將退休年齡提前、縮減工時等，深受底層民眾支援。然而，對於如何使國家重回自我造血的工業化軌道，該黨亦無計可施。

第二，福利困局引發民怨沸騰。多年來，大部分歐洲國家實行高福利政策，工資水平不斷上漲，在產業國際競爭中更加處於劣勢。

以希臘為例，希臘加入歐元區後，儘管生產能力未能與高標準歐元區國家同步，但卻在福利水平上大踏步看齊。希臘總人口1100萬，在經濟危機前公務員人數高達100萬，他們每年領取14個月工資，退休後可領取達工資水平90%以上的退休金，同樣可每年領取14個月。

即便公務員去世，其未婚或離婚的女兒，仍可繼續領取此份退休金。不切實際的高福利政策導致了災難性後果。到2009年底，希臘債務總額高達2940億歐元，相當於人均揹負2.67萬歐元的債務。為了保證希臘不退出歐元區，德國等歐元區大國不得不伸出援手，但條件卻相當苛刻：減少福利、減薪、增稅、大幅裁減公務員、國有資產私有化等。

更重要的是，救助款必須主要用於償還國際債務，而不是用於發展經濟、救助貧民。2015年1月，激進左翼聯盟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並組閣執政，但除了與德國討價還價、威脅退出歐元區以逃債之外，也拿不出更加有效的治本之策。

第三，人口困局引發民心焦慮。高福利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本國必須有足夠多的能創造財富的青年人口。然而，歐洲當前已深陷人口危機之中。

根據漢堡世界經濟研究所2015年的一項研究報告，歐盟28國近年來的總生育率均低於維持人口規模不增不減所需的2.1的水平。據歐盟統計局資料，2015年歐盟有510萬人出生、520萬人死亡，史上第一次出現人口負增長；但同期歐盟總人口卻從5.08億上升至5.1億，主要原因是移民人口的增長抵消了本地人口的萎縮。

這些移民絕大部分來自穆斯林國家，而穆斯林居高不下的出生率與青年化的人口結構，使得人丁凋零的本地民眾更加焦慮。右翼民粹主義的德國選擇黨、法國國民陣線等都明確擎起了反移民、反伊斯蘭的大旗，使得本已緊張的族群關係更加雪上加霜。

第四，選舉困局引發民主鬧劇。面對危機，歐洲各國必須在選舉制、議會制、中央同地方的分權等方面進行改革。然而，在選票至上的西方民主制度下，在民粹主義勢力的制衡下，主流政黨的改革往往“出師未捷身先死”，甚至可能進一步激化國內矛盾。

走出危機必須改革福利制度，然而民粹主義在經濟上拒絕任何減少福利的改革。以法國為例，當前法國經濟疲弱、債臺高築，青年失業率高達25%，經常專案赤字居歐盟之冠，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但習慣了高福利的法國工人並不準備作出妥協。

2016年3月，法國爆發針對勞動法改革方案的大規模抗議運動“黑夜站立”；7月，法國總理瓦爾斯被迫使用了非常規手段——不經國會表決，強行頒佈了新勞動法。改革議案艱難出臺，代價是奧朗德政府的民意支援率跌至僅有4%的歷史低谷。

推動改革必須改變投票制度，然而民粹主義在政治上拒絕任何削減投票權力的改革。以義大利為例，2016年義大利總理倫齊提出修憲法案，其核心是限制參議院權力、擴大眾議院和總理的權力，從而提高立法效率，以推動此前被參眾兩院“踢皮球”的教育、司法、勞工等一系列改革。

但民粹主義政黨指責此舉將引發義大利政治民主的倒退，而將公投引向“民主”與“反民主”的論戰，最終公投否決了修憲法案，倫齊含恨辭職。對此，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說得很清楚：“我們不是不知道改革，只是不知道改革後我們還能否當選。”

三、民粹主義與歐洲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未來之患

民粹主義對歐洲一體化乃至經濟全球化的一系列反彈和反制，根源來自於國際秩序中的不合理因素。

一方面，歐洲無法在美歐關係中獲得真正的平等，使民粹主義者認為歐洲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中受損受辱。歐洲當前面臨的債務、難民、恐襲等危機，背後都有剪不斷理還亂的美國因素，是歐洲長期以來追隨美國甚至甘當炮灰的必然苦果。

冷戰時期，歐洲是美蘇對峙的主戰場；冷戰結束後，美國仍以抵禦俄羅斯威脅為名，堅持在歐洲駐軍，僅在德國就維持了數百個軍事基地和6萬多名軍人。透過挑動歐俄緊張關係，美國便按住了歐洲的命門，也把歐洲國家綁在了美國戰車上。

然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竟反過來質疑北約存在的必要性，提出讓歐洲出“保護費”，並表示要改善對俄關係，使歐洲民眾產生被愚弄和被拋棄的感覺。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回潮，勢必在歐洲激起某種同質但卻反向的對沖。

另一方面，歐盟內部權責不對等、發展不平衡、成果不普惠，也使民粹主義者認為歐洲一體化損害了本國民眾的權益。歐盟內部的貧富差異與結構性矛盾，埋下了各類危機的種子。

共同的市場與貨幣、不同的政府與選民，使得各國很難平衡好歐盟與本國的利益得失；消失的邊界與流動的移民，更加劇了成員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不論富國窮國，都認為自己在歐洲一體化程序中吃虧，從而引發“不要歐盟、不要歐元、不要申根、不要北約”的民粹主義浪潮，勢必對歐洲一體化程序形成長久的衝擊。

總而言之，民粹主義既有直面問題的迷惑性和吸引力，也有激化問題的顛覆性和破壞力。雜亂無章、華而不實的民粹主義在歐洲國家興起，勢將引起歐洲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退潮。

然而，面對此前不合理、不公正、不平衡的經濟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施行貿易保護和孤立主義雖可暫時“躲進小樓成一統”，但從長遠看將不利於本國和世界經濟發展。

任何負責任、有擔當的政治家都應該體認，唯有深刻調整戰略、推進制度改革、積極引導輿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的新方向發展，才是正道。

近年來，歐州國家的反精英、反建制、反傳統的聲音在歐洲持續高漲，民粹主義運動在歐洲各國街頭此起彼伏，而且不少民粹主義政黨在各級選舉中迅速崛起。“民粹主義”亦稱“平民主義”。意指平民論者所擁護的政治與經濟理念。該理念擁護平民掌控政治，反對精英或貴族掌控政治。

歐洲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民粹主義持續高漲，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疫情使各國經濟、社會、安全、公共衛生等領域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並正在深刻改變著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歐洲一度成為全球疫情的“震中”，疫情衝擊下的歐洲一體化走向、政治與社會思潮的新動向值得關注，而這場危機會助力還是削弱歐洲民粹主義的崛起是其中一個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