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林悟道《韓非子-說疑》第一章 禁奸
當原始人類走出洞穴，走向森林與平原，發展到族群部落，開始狩獵與種植時，人類的自主意識中的自我思想被喚醒。當人類擺脫了生存的困境，有了足夠多的食物後，大腦功能得到提升，思想與精神開始充分發展，對於自身與事物有了自己的看法與想法，尤其是表達與記錄思想的文字出現後，各種想法開始迸發與積累，人類終於脫離了自然思想的約束，走進了自我思想的花園，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就是人多口雜的時代。
我們常說鼓不敲不響，理不辯不明，這句話的另一個意思是鼓總會響，理總會明，響了我們要聽到，明瞭我們要遵守。鼓不能總敲，敲多了會破，理也不能總辯，辯多了會愚，愚了就沒有了方向，反而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如我們常說的議而不決不能解決問題，決而不議也解決不了問題。真相只有一個，真理也只有一個，我們總要遵循一個標準為事，遵守一個法規辦事，信仰一個主義奮鬥。
當實踐證明了真理的正確性後，由真理衍生出的社會共識與規範就成為國家律法。中央集權制並不是突然產生的，是由法家思想透過實踐不斷演化而來，秦國統一天下後，中央集權制最終成為一種社會共識並以法規的形式確定與表現出來。
政治制度是這樣，社會文化也是這樣，春秋戰國是中華文明與思想最為燦爛與輝煌的時期，透過百家爭鳴與社會實踐，最終在漢武帝時漢代完成了思想的大統一，漢朝透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思想為國家正統思想。值得強調的是此時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體現了儒家思想的“相容”與“發展”特性，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的社會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統一了社會思想，尤其是文人與官吏的思想，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與歷代儒客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韓非子的《疑說》旨在理清社會思想與疑問，按法家思想與理念對君主治國之道和歷史及人物進行分析評判，提出並確立明確的治國思想。開篇韓非子就從君主的獎罰權柄入手，站在更高的高度分析問題，提出辦事原則。
韓非子首先說“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意思是自己國家最重要的，不僅僅指的賞罰得當。賞有功的人，罰有罪的人，不能稱作明察。獎賞有功的人，懲罰有罪的人，且沒有遺漏差錯，作用僅僅侷限在個別人身上，並不能起鼓勵立功和禁止犯罪的作用。
單純的就事論事並不是君主的思考方式與思考高度，君主治國既要站在全域性戰略的高度，又要考慮具體的解決辦法。就具體的事與人進行單純的獎罰，這是法規執行者的工作，並不是君主要做的事。君主治國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法規是治國思想的表現。所以韓非子說君主只考慮具體事件與個人的獎罰而不考慮法規整體的社會效益，就無法達到獎罰法規則鼓勵立功和禁止犯罪的社會作用，更達不到禁止奸邪的作用。
韓非子提出了禁止奸邪的原則與策略，他認為“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意思是因此，禁止奸邪的辦法，最重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論，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為。
這是禁止奸邪的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從思想上止奸，讓民眾產生不了奸邪的念頭，這就要從國家正統思想與社會核心價值的高度來思考如何教化民眾；中策是從社會道德與文化的高度來思考如何規範民眾；下策是從國家律法的高度來思考如何規範與約束民眾。上策攻心，中策攻利，下策攻事。
《孫子兵法·謀攻篇》：“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伐謀”，指以己方之謀略挫敗敵方，不戰而屈人之兵。孫武認為伐謀最為有利，故為“上兵”，是最好的戰爭手段。“伐謀”就是在思想戰略上戰勝對方，“伐交”就是透過外交手段戰勝對手，如果以上兩項敵人還不投降，最後才是“伐兵”，用軍事手段實現思想戰略。
看來韓非子還是比較願意從國家正統思想與社會核心價值的高度實現治國，這一點猶如儒家孔學，但人性亙古不變，社會是現實殘酷的，法治才是最有實效的治國之法。當然，上策與中策是更高層級的治國之法，從思想、文化、道德的層面對世人進行教化與教育，為依法治國奠定人文與思想基礎。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凡事以人為本，不能就事論事，如果不從人的特質出發，腳痛醫腳，頭痛醫頭，問題永遠都解決不了。相由心生，如果不從人的思想入手，單純依靠獎罰是禁止不了奸邪的。刑罰是奸邪行為產生後才會使用的手段，是事後管理，並不是事前預防。所以，輕罪重罰，就顯得尤其重要。當然，聖賢們的勸世學說一樣重要，防微杜漸總是好的，治未病總比治已病強。
紅林悟道《韓非子-說疑》第一章 禁奸
當原始人類走出洞穴，走向森林與平原，發展到族群部落，開始狩獵與種植時，人類的自主意識中的自我思想被喚醒。當人類擺脫了生存的困境，有了足夠多的食物後，大腦功能得到提升，思想與精神開始充分發展，對於自身與事物有了自己的看法與想法，尤其是表達與記錄思想的文字出現後，各種想法開始迸發與積累，人類終於脫離了自然思想的約束，走進了自我思想的花園，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就是人多口雜的時代。
我們常說鼓不敲不響，理不辯不明，這句話的另一個意思是鼓總會響，理總會明，響了我們要聽到，明瞭我們要遵守。鼓不能總敲，敲多了會破，理也不能總辯，辯多了會愚，愚了就沒有了方向，反而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如我們常說的議而不決不能解決問題，決而不議也解決不了問題。真相只有一個，真理也只有一個，我們總要遵循一個標準為事，遵守一個法規辦事，信仰一個主義奮鬥。
當實踐證明了真理的正確性後，由真理衍生出的社會共識與規範就成為國家律法。中央集權制並不是突然產生的，是由法家思想透過實踐不斷演化而來，秦國統一天下後，中央集權制最終成為一種社會共識並以法規的形式確定與表現出來。
政治制度是這樣，社會文化也是這樣，春秋戰國是中華文明與思想最為燦爛與輝煌的時期，透過百家爭鳴與社會實踐，最終在漢武帝時漢代完成了思想的大統一，漢朝透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思想為國家正統思想。值得強調的是此時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體現了儒家思想的“相容”與“發展”特性，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的社會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統一了社會思想，尤其是文人與官吏的思想，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與歷代儒客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韓非子的《疑說》旨在理清社會思想與疑問，按法家思想與理念對君主治國之道和歷史及人物進行分析評判，提出並確立明確的治國思想。開篇韓非子就從君主的獎罰權柄入手，站在更高的高度分析問題，提出辦事原則。
韓非子首先說“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意思是自己國家最重要的，不僅僅指的賞罰得當。賞有功的人，罰有罪的人，不能稱作明察。獎賞有功的人，懲罰有罪的人，且沒有遺漏差錯，作用僅僅侷限在個別人身上，並不能起鼓勵立功和禁止犯罪的作用。
單純的就事論事並不是君主的思考方式與思考高度，君主治國既要站在全域性戰略的高度，又要考慮具體的解決辦法。就具體的事與人進行單純的獎罰，這是法規執行者的工作，並不是君主要做的事。君主治國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法規是治國思想的表現。所以韓非子說君主只考慮具體事件與個人的獎罰而不考慮法規整體的社會效益，就無法達到獎罰法規則鼓勵立功和禁止犯罪的社會作用，更達不到禁止奸邪的作用。
韓非子提出了禁止奸邪的原則與策略，他認為“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意思是因此，禁止奸邪的辦法，最重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論，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為。
這是禁止奸邪的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從思想上止奸，讓民眾產生不了奸邪的念頭，這就要從國家正統思想與社會核心價值的高度來思考如何教化民眾；中策是從社會道德與文化的高度來思考如何規範民眾；下策是從國家律法的高度來思考如何規範與約束民眾。上策攻心，中策攻利，下策攻事。
《孫子兵法·謀攻篇》：“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伐謀”，指以己方之謀略挫敗敵方，不戰而屈人之兵。孫武認為伐謀最為有利，故為“上兵”，是最好的戰爭手段。“伐謀”就是在思想戰略上戰勝對方，“伐交”就是透過外交手段戰勝對手，如果以上兩項敵人還不投降，最後才是“伐兵”，用軍事手段實現思想戰略。
看來韓非子還是比較願意從國家正統思想與社會核心價值的高度實現治國，這一點猶如儒家孔學，但人性亙古不變，社會是現實殘酷的，法治才是最有實效的治國之法。當然，上策與中策是更高層級的治國之法，從思想、文化、道德的層面對世人進行教化與教育，為依法治國奠定人文與思想基礎。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凡事以人為本，不能就事論事，如果不從人的特質出發，腳痛醫腳，頭痛醫頭，問題永遠都解決不了。相由心生，如果不從人的思想入手，單純依靠獎罰是禁止不了奸邪的。刑罰是奸邪行為產生後才會使用的手段，是事後管理，並不是事前預防。所以，輕罪重罰，就顯得尤其重要。當然，聖賢們的勸世學說一樣重要，防微杜漸總是好的，治未病總比治已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