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雜病論》誕生記。
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被大規模記載在史書上的疾病是發生於東漢時期的大瘟疫，從史書上的各種記載來看，東漢大瘟疫是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沒有之一！
東漢大瘟疫一共發生了兩次，一次是在光武帝劉秀在位期間，發生了7次大瘟疫；另一次是在漢靈帝時期，發生了5次大瘟疫，之後一直延續到漢獻帝時期的整個建安年間。
瘟疫流行的根源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我採用其中之一簡單的說一下：小冰寒是導致東漢瘟疫流行的最主要的根源。據《晉書.慕容皝載記》“公元333年至公元336年，從遼東灣西北岸到東南岸沿海連續三年全部結冰”！按照氣候學家竺可楨詞條和陳煥然詞條先生的研究，屬於中國歷史上的寒冷期，因此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在眾多的災異當中，瘟疫影響最為嚴重。
所謂的“大戰之後必有大疫”，不過是找不到瘟疫流行的根源，就把瘟疫流行的原因推脫給了戰爭，因為這樣一來遭受戰爭摧殘、瘟疫肆虐的絕大多數黎民百姓更容易被蠱惑。其實，曹植在《說疫氣》中就提及了瘟疫流行的根源“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 。”與竺可楨、陳煥然的理論基本一致。
東漢朝廷對此手足無措，桓、靈二帝就曾因為災異而頻頻頒發罪己詔禱告神靈、安撫百姓，同時派遣行藥使者發放藥物，這樣的做法對於抗疫本就是杯水車薪之舉，而藥物又被各級官吏中飽私囊；
當普通民眾陷入絕望時，就會祈求神的幫助。這時候，道教以天神代理人的身份出現，開始在百姓中傳播開來。太平道和天師道等宗教團體的出現標誌著道教的誕生！而這兩個團體，都是在東漢末年疫病流行的環境下產生的；
從上述情況我們發現，朝廷和民間的抗疫方法基本都屬於倉促被動的應付、或者是在自欺欺人，根本就沒有徹底解決問題。而最積極的面對瘟疫、最主動探索研究解決問題、最有效、最值得信賴的抗疫方法還是長沙太守——張仲景國醫！
我們都知道，當年曹操聽聞何顒說他“漢家將亡，安天下的必定是這個人啊。”因此非常高興。何顒還說過荀彧“潁川荀彧，王佐之器。”那麼，何顒是怎麼說張仲景的呢：“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
何顒的話堅定了張仲景學醫的信心，他決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傷寒病。從此他“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刻苦研讀《素問》、《靈樞》、《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繼承《內經》等古典醫籍的基本理論，廣泛借鑑其他醫家的治療方法，結合個人臨床診斷經驗，研究治療傷寒雜病的方法，並於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開始著手撰寫《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撰寫《傷寒論》的時候，參照了《湯液經法》等等前經方典籍，《傷寒論》主要內容來自《湯液經法》。由於這時候，東漢王朝動盪不安，為了避亂，張仲景辭官來到嶺南隱居，專心研究醫學，撰寫醫書。到建安十五年，終於寫成了劃時代的臨床醫學名著《傷寒雜病論》，共十六卷。經後人整理成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本書。
張仲景把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症狀，根據病邪入侵經絡、臟腑的深淺程度，患者體質的強弱，正氣的盛衰，以及病勢的進退緩急和有無宿疾（其它舊病）等情況，加以綜合分析，尋找發病的規律，以便確定不同情況下的治療原則。
由於確立了分析病情、認識證候及臨床治療的法度，因此辨證論治不僅為診療一切外感熱病提出了綱領性的法則，同時也給中醫臨床各科找出了診療的規律，成為指導後世醫家臨床實踐的基本準繩。
對於治則和方藥，《傷寒雜病論》提出的治則以整體觀念為指導，調整陰陽，扶正驅邪，還有汗、吐、下、和、溫、清、消、補諸法，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劑。
《傷寒論》載方113個，《金匱要略》載方262個，除去重複，兩書實收方劑269個。這些方劑均有嚴密而精妙的配伍。許多著名方劑在現代人民衛生保健中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
雖然張仲景的醫術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醫治。正如曹植所說：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愚昧的人民卻用懸符的方法來驅穢，這不是很荒唐可笑的事情嗎。”
《傷寒雜病論》誕生記。
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被大規模記載在史書上的疾病是發生於東漢時期的大瘟疫，從史書上的各種記載來看，東漢大瘟疫是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沒有之一！
東漢大瘟疫一共發生了兩次，一次是在光武帝劉秀在位期間，發生了7次大瘟疫；另一次是在漢靈帝時期，發生了5次大瘟疫，之後一直延續到漢獻帝時期的整個建安年間。
瘟疫流行的根源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我採用其中之一簡單的說一下：小冰寒是導致東漢瘟疫流行的最主要的根源。據《晉書.慕容皝載記》“公元333年至公元336年，從遼東灣西北岸到東南岸沿海連續三年全部結冰”！按照氣候學家竺可楨詞條和陳煥然詞條先生的研究，屬於中國歷史上的寒冷期，因此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在眾多的災異當中，瘟疫影響最為嚴重。
所謂的“大戰之後必有大疫”，不過是找不到瘟疫流行的根源，就把瘟疫流行的原因推脫給了戰爭，因為這樣一來遭受戰爭摧殘、瘟疫肆虐的絕大多數黎民百姓更容易被蠱惑。其實，曹植在《說疫氣》中就提及了瘟疫流行的根源“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 。”與竺可楨、陳煥然的理論基本一致。
東漢朝廷對此手足無措，桓、靈二帝就曾因為災異而頻頻頒發罪己詔禱告神靈、安撫百姓，同時派遣行藥使者發放藥物，這樣的做法對於抗疫本就是杯水車薪之舉，而藥物又被各級官吏中飽私囊；
當普通民眾陷入絕望時，就會祈求神的幫助。這時候，道教以天神代理人的身份出現，開始在百姓中傳播開來。太平道和天師道等宗教團體的出現標誌著道教的誕生！而這兩個團體，都是在東漢末年疫病流行的環境下產生的；
從上述情況我們發現，朝廷和民間的抗疫方法基本都屬於倉促被動的應付、或者是在自欺欺人，根本就沒有徹底解決問題。而最積極的面對瘟疫、最主動探索研究解決問題、最有效、最值得信賴的抗疫方法還是長沙太守——張仲景國醫！
我們都知道，當年曹操聽聞何顒說他“漢家將亡，安天下的必定是這個人啊。”因此非常高興。何顒還說過荀彧“潁川荀彧，王佐之器。”那麼，何顒是怎麼說張仲景的呢：“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
何顒的話堅定了張仲景學醫的信心，他決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傷寒病。從此他“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刻苦研讀《素問》、《靈樞》、《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繼承《內經》等古典醫籍的基本理論，廣泛借鑑其他醫家的治療方法，結合個人臨床診斷經驗，研究治療傷寒雜病的方法，並於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開始著手撰寫《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撰寫《傷寒論》的時候，參照了《湯液經法》等等前經方典籍，《傷寒論》主要內容來自《湯液經法》。由於這時候，東漢王朝動盪不安，為了避亂，張仲景辭官來到嶺南隱居，專心研究醫學，撰寫醫書。到建安十五年，終於寫成了劃時代的臨床醫學名著《傷寒雜病論》，共十六卷。經後人整理成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本書。
張仲景把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症狀，根據病邪入侵經絡、臟腑的深淺程度，患者體質的強弱，正氣的盛衰，以及病勢的進退緩急和有無宿疾（其它舊病）等情況，加以綜合分析，尋找發病的規律，以便確定不同情況下的治療原則。
由於確立了分析病情、認識證候及臨床治療的法度，因此辨證論治不僅為診療一切外感熱病提出了綱領性的法則，同時也給中醫臨床各科找出了診療的規律，成為指導後世醫家臨床實踐的基本準繩。
對於治則和方藥，《傷寒雜病論》提出的治則以整體觀念為指導，調整陰陽，扶正驅邪，還有汗、吐、下、和、溫、清、消、補諸法，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劑。
《傷寒論》載方113個，《金匱要略》載方262個，除去重複，兩書實收方劑269個。這些方劑均有嚴密而精妙的配伍。許多著名方劑在現代人民衛生保健中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
雖然張仲景的醫術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醫治。正如曹植所說：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愚昧的人民卻用懸符的方法來驅穢，這不是很荒唐可笑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