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清朝有權勢的官員眼看清朝的頹勢，明白西方堅船利炮的厲害之後，就主張學習西方文化及先進的技術用來中興，他們也因此稱為“洋務派”。於是在古老的中國大地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不過洋務運動前期的目標是為了“自強”，所以興辦了一大批軍事工業，可後面他們發現財政很困難，就提出“求富”的口號，張之洞的漢陽鐵廠就應運而生了。但沒有科學論證，盲目上馬，礦石與鍊鐵爐不匹配，以致不能執行，原料與廠址也不合理，外行唱戲，一無是處，不了了之。

此言不當。

漢陽鐵廠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它是中國最早的官辦鋼鐵企業，是中國鋼鐵工業蹣跚起步的發端，時至今日也仍有“華夏鋼源”的美譽。

清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七月，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選址漢陽城北的龜山之下，動工興建漢陽鐵廠，歷時三年於光緒十九年九月基本竣工，二十年五月正式開爐鍊鋼。

漢陽鐵廠的開爐是具有巨大的歷史意義的，當時中國的鋼鐵幾乎全部來自國外進口，這中間耗費的白銀是天價，所以鑑於本土產的土鋼不能滿足實際需求，漢陽鐵廠的橫空出世，十分有必要。

但因所購裝置不適於煉製大冶鐵礦提供的含磷較高的礦砂，所鍊鋼料不符合鐵路鋼軌的要求，旋即鋼鐵生產陷入困境。兩年後，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在漢陽鐵廠在舉步維艱之下被迫改為官督商辦，由盛宣懷接盤，在解決材料和裝置問題後，漢陽鐵廠逐漸走上正軌。

因此張之洞廣為後世爭議詬病的便是，鐵廠的選址問題，以及購買鍊鋼裝置的盲目無知。

先說選址問題，漢陽鐵廠選址漢陽是否得當？

認為張之洞選址不當的，多是因鐵廠離大冶鐵礦太遠，耗費運力，增加了成本。

但實際說出這一點的，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

鐵廠除了需要鐵礦外，還需燃料煤炭，而大冶鐵礦只是產鐵礦石，並沒有煤炭資源，換言之，如果大冶煤鐵俱全，鐵廠離它過遠，自然不是妥當的選擇。可偏偏大冶只有鐵石，而煤炭多需要從湖南萍鄉等地運來，按照長江運力來劃分，萍鄉在上游，大冶則在下游，而鐵廠正處於長江的中斷，也是綜合考量折中的選擇。這便才有了“煤下行，鐵上行，皆就省城”的選址方案。

當然還有一點更為重要，鐵廠產出的鋼鐵最終是要供應市場的，漢陽碼頭往來貨輪無數，自然能解決鋼鐵製品的運輸問題，更何況，漢陽也有軍工廠，也需要鋼鐵。綜上原因選址漢陽是基於實情的較優選擇。

然後說盲目購買鍊鋼裝置。

當時世界上鍊鋼的裝置爐主要有兩種，即轉爐和平爐，也就是貝色麻爐和西門馬丁爐。

貝色麻法煉製的鋼鐵沒有西門士法煉製的精密，但卻造價低，且完全滿足鐵軌的品質需求。這一點張之洞早就知道，在漢陽鐵廠選址時，他就向李鴻章致電：前準洪使函稱，鋼鐵無需機精之品，詢各礦師均稱，造軌只需 貝色麻法即合用，現購之爐，貝色麻、西門士兩法俱備，若以最精之法煉之，當無不合。

張之洞還是清楚的瞭解過該買哪種煉爐的，並且他也知道貝色麻爐是酸性轉爐，不能去除鋼鐵中的磷質，生鐵含磷量在0.15%以內才算合格。

張之洞在給朝廷的奏疏中就稱：大率鐵礦每百分以鐵質多至五六十分，內含硫質在二釐以內，磷質在一釐以內者為合用。

一釐的含量也就相當於現在的0.1%。

由此可以看出張之洞並非盲目選擇鍊鋼裝置的，在購買貝色麻爐要求裝置運回國內時，駐英國大使薛福成要求鐵礦石的檢測報告，張之洞也提供了大冶鐵礦的磷含量化驗報告，報告顯示大冶礦石磷含量在0.08%-0.12%是滿足貝色麻爐的煉製要求的。

但為什麼後來的大冶礦石反而不滿足煉製要求了呢？

這都因為大冶礦石的低磷礦石分佈不均，張之洞拿到的檢測報告只是化驗方抽取的一部分，並不是全部，等大量開採時，不同磷含量的礦石開始湧現，造成產出的鋼鐵會出現磷量高的現象。

實際上這個問題主要暴露在官督商辦之後，而且當時大冶鐵礦大量產出的低磷礦石大多輸出到日本，反倒很少被漢陽鐵廠使用。

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之所以辦不下去，主要還是清政府內部的爭權奪利，在檢測出一批次鋼鐵磷含量超標後，輿論的誘導使國內鐵軌不再採購漢陽鐵廠的鋼鐵，入不敷出，每日巨大銀錢消耗讓清政府負擔不起，因此才一再施壓張之洞要求招商承辦，回籠資金，這才有李鴻章指派盛宣懷順利接盤，入主漢陽鐵廠。

所以指責張之洞將漢陽鐵廠辦成遠東第一大爛尾，是不恰當的，至少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張之洞所做還是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