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氏集團就是鄭芝龍、鄭成功、鄭經子孫三代領導的商人集團，亦被稱為“一官黨”，縱橫東亞海域數十年，成為17世紀世界上的超級海上強權。創始人鄭芝龍以海商起家，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憑藉實力與謀略，在東亞各種勢力中捭闔縱橫。他羽翼未豐之時，曾與荷蘭人合作，攻擊西班牙人。爾後，又與荷蘭人發生衝突。明天啟七年（1627年），他跟在臺灣的荷蘭人發生武力衝突，擊敗荷軍，在亞洲商業貿易中，一舉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最強大的競爭對手，並在馬六甲以北海域佔有優勢。
1633年，荷蘭政府決定“對中國發起一場嚴酷的戰爭，需派去大批人力、海船和快艇，以獲得所期望的自由的中國貿易，同時保證公司在東印度的其他事務不受阻礙”。為此，派遣荷蘭在臺灣的長官蒲陀曼率領艦隊前往福建沿海，聯合與鄭芝龍對立的劉香、李國助兩大海盜集團，進攻鄭氏據點廈門，雙方在金門料羅灣決戰。結果鄭軍大敗荷方，史稱“料羅灣大捷”。
大捷之後，荷蘭人不得不向鄭芝龍繳納每年12萬法郎的保護費，東印度公司的商船才能安全透過中國水域。荷蘭無奈放棄在中國大陸口岸直接貿易的企圖，只能按照鄭氏安排，依賴中國海商提供中國商品。
亦軍亦商 不忘“初心”
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接受了明朝的招撫，獲授予海防遊擊之職。鄭芝龍雖名為明廷命官，實則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在消滅海上異己力量的過程中，鄭氏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獨攬海洋巨利，中國東海和南海的海上貿易權，均控制在鄭氏集團手中：
“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稅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居奇為大賈……又以洋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泉城南三十里有安平鎮，龍築城，開府其間，海梢直通臥舶內，可泊船，竟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為長城。”
鄭氏集團儼然已具有海上政權的雛形。明亡之後，鄭成功繼續經營這支海上武裝。他全力支援反清復明事業，1658 年（清順治十五年，南明永曆十二年）統率17萬水陸軍大舉北伐，次年再次率領大軍北伐，會同張煌言部隊攻克鎮江、瓜洲，接連取得定海關戰役、瓜州戰役、鎮江戰役的勝利，包圍南京，但最終以大敗收場。
此後，鄭成功把目標轉向被荷蘭人佔領的臺灣。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十五年），鄭成功親率大軍自金門料羅灣出發，向臺灣進軍。臺南赤嵌城被圍困了七個多月，荷軍死傷1600多人，最後荷蘭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一帶）長官揆一宣告投降。
如同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樣，鄭氏集團也是“左手拿著賬冊，右手拿著刀劍”。鄭氏集團雖然擁有強力武裝並建立了政權，但主業仍然是從事國際貿易。據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崇禎十二年（1639年）駛往日本商港長崎的鄭芝龍商船多達數十艘。崇禎十四年（1641年）夏，鄭芝龍商船22艘由晉江縣安平港直抵長崎，佔當年開往日本的中國商船總數的五分之一以上，其運載的主要貨物有生絲、紡織品、瓷器等。鄭芝龍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建立了貿易關係。他運往日本的絲織物，有一部分是從澳門購進的，日本的貨物也由鄭氏船隊運到呂宋，轉售西班牙。
鄭芝龍的船隻經常滿載絲綢、瓷器、鐵器等貨物，駛往高棉、暹羅、占城、交趾、三佛齊、菲律賓、咬留巴（今雅加達）、馬六甲等地貿易，換回蘇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從17世紀20到40年代，鄭芝龍從海外貿易中賺取了鉅額利潤。1651年清軍攻下鄭芝龍在廈門的基地，繳獲90萬兩黃金，相當於1000萬兩白銀。這僅是鄭氏集團用於國際貿易的流動資本，而非其全部產業。鄭成功建立政權後，雖然以“反清復明”為政治訴求，但海上的生意仍然是其關注重心。
據估計，1650~1662年間，鄭氏集團海外市場的總貿易額，每年在白銀392萬~456萬兩之間，平均420萬兩；海外貿易所獲利潤總額，則每年在234萬~269萬兩之間。美國曆史學家魏斐德估計，清朝政府在1651年的歲入僅為2100萬兩銀。而據丹麥學者格拉曼的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13~1654年的四十年中所積累的利潤僅為1530萬荷蘭盾，大約相當於440萬兩銀。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鄭氏集團已經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商業集團。
鄭氏集團就是鄭芝龍、鄭成功、鄭經子孫三代領導的商人集團，亦被稱為“一官黨”，縱橫東亞海域數十年，成為17世紀世界上的超級海上強權。創始人鄭芝龍以海商起家，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憑藉實力與謀略，在東亞各種勢力中捭闔縱橫。他羽翼未豐之時，曾與荷蘭人合作，攻擊西班牙人。爾後，又與荷蘭人發生衝突。明天啟七年（1627年），他跟在臺灣的荷蘭人發生武力衝突，擊敗荷軍，在亞洲商業貿易中，一舉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最強大的競爭對手，並在馬六甲以北海域佔有優勢。
1633年，荷蘭政府決定“對中國發起一場嚴酷的戰爭，需派去大批人力、海船和快艇，以獲得所期望的自由的中國貿易，同時保證公司在東印度的其他事務不受阻礙”。為此，派遣荷蘭在臺灣的長官蒲陀曼率領艦隊前往福建沿海，聯合與鄭芝龍對立的劉香、李國助兩大海盜集團，進攻鄭氏據點廈門，雙方在金門料羅灣決戰。結果鄭軍大敗荷方，史稱“料羅灣大捷”。
大捷之後，荷蘭人不得不向鄭芝龍繳納每年12萬法郎的保護費，東印度公司的商船才能安全透過中國水域。荷蘭無奈放棄在中國大陸口岸直接貿易的企圖，只能按照鄭氏安排，依賴中國海商提供中國商品。
亦軍亦商 不忘“初心”
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接受了明朝的招撫，獲授予海防遊擊之職。鄭芝龍雖名為明廷命官，實則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在消滅海上異己力量的過程中，鄭氏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獨攬海洋巨利，中國東海和南海的海上貿易權，均控制在鄭氏集團手中：
“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稅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居奇為大賈……又以洋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泉城南三十里有安平鎮，龍築城，開府其間，海梢直通臥舶內，可泊船，竟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為長城。”
鄭氏集團儼然已具有海上政權的雛形。明亡之後，鄭成功繼續經營這支海上武裝。他全力支援反清復明事業，1658 年（清順治十五年，南明永曆十二年）統率17萬水陸軍大舉北伐，次年再次率領大軍北伐，會同張煌言部隊攻克鎮江、瓜洲，接連取得定海關戰役、瓜州戰役、鎮江戰役的勝利，包圍南京，但最終以大敗收場。
此後，鄭成功把目標轉向被荷蘭人佔領的臺灣。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十五年），鄭成功親率大軍自金門料羅灣出發，向臺灣進軍。臺南赤嵌城被圍困了七個多月，荷軍死傷1600多人，最後荷蘭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一帶）長官揆一宣告投降。
如同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樣，鄭氏集團也是“左手拿著賬冊，右手拿著刀劍”。鄭氏集團雖然擁有強力武裝並建立了政權，但主業仍然是從事國際貿易。據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崇禎十二年（1639年）駛往日本商港長崎的鄭芝龍商船多達數十艘。崇禎十四年（1641年）夏，鄭芝龍商船22艘由晉江縣安平港直抵長崎，佔當年開往日本的中國商船總數的五分之一以上，其運載的主要貨物有生絲、紡織品、瓷器等。鄭芝龍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建立了貿易關係。他運往日本的絲織物，有一部分是從澳門購進的，日本的貨物也由鄭氏船隊運到呂宋，轉售西班牙。
鄭芝龍的船隻經常滿載絲綢、瓷器、鐵器等貨物，駛往高棉、暹羅、占城、交趾、三佛齊、菲律賓、咬留巴（今雅加達）、馬六甲等地貿易，換回蘇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從17世紀20到40年代，鄭芝龍從海外貿易中賺取了鉅額利潤。1651年清軍攻下鄭芝龍在廈門的基地，繳獲90萬兩黃金，相當於1000萬兩白銀。這僅是鄭氏集團用於國際貿易的流動資本，而非其全部產業。鄭成功建立政權後，雖然以“反清復明”為政治訴求，但海上的生意仍然是其關注重心。
據估計，1650~1662年間，鄭氏集團海外市場的總貿易額，每年在白銀392萬~456萬兩之間，平均420萬兩；海外貿易所獲利潤總額，則每年在234萬~269萬兩之間。美國曆史學家魏斐德估計，清朝政府在1651年的歲入僅為2100萬兩銀。而據丹麥學者格拉曼的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13~1654年的四十年中所積累的利潤僅為1530萬荷蘭盾，大約相當於440萬兩銀。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鄭氏集團已經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商業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