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暑假前夕，我去大連理工大學去找一位同學玩，坐公交車到他們學校以後，去他宿舍找他，說他出門了，我只好怏怏不快地往回走。那天很熱，在巨大的校園裡走了半天，好不容易走到了學校的門口。在學校的門口，有一個老大娘在賣雪糕。我又累又渴，於是買了一支雪糕。當我撕去雪糕紙，一邊吃一邊從口袋裡摸錢時，尷尬地發現，我的口袋裡除了五毛錢車錢，再無分文。我那時雖然是一個窮學生，但是每逢出門，口袋裡總還是帶幾元錢的。那天偏偏就沒有帶。而這五毛錢，我回去還要坐車用，理工大學離我們的學校至少十幾公里，走路回去是不大可能的。老大娘看出了我的尷尬，笑著擺擺手：“沒帶錢吧孩子？沒事的，不要了，看你熱的…什麼時候有錢了再給我送來就行”。我當時特別感動，心裡想著，再來的時候一定把錢給大娘送來。

許多事情想做就應該當時去做。我回到自己的學校以後一開始還想著這個事情，尋思著什麼時候去把錢給送一下。可是轉念一想，咳，不就是五毛錢嘛，這麼遠的路，不值得專門送一回…什麼時候我再去理工大學看同學，順路給帶去就行了…很快我就放暑假了。秋天再開學時，我又忙，沒有去看我的同學。終於我同學來信邀我去他那兒玩的時候，已經是國慶假期了。我終於又去他學校玩時，想著這個事情，可偏偏天氣已經涼了，理工大學門口的冷飲攤子都撤了。我也沒當回事，想著不就是五毛錢嘛，不至於。

就這樣，快三十年過去了，當年的那個被信任又失信於人的小夥子已經人過中年。我以為微乎其微的一件小事情，一直如同鞋裡的一粒小石子，在我人生的漫漫長路里，時不時地就硌痛我。我不是標榜我後來一直能做到言之有信，在這個複雜的社會里，任誰的靈魂也經不住太陽的暴曬。我只是每逢想起那位大娘在看到我的窘迫時那種關愛和寬容的笑容，我心會痛，隱隱約約地痛一下。這大概就是良心收到譴責時的感受。

小時候我語文老師老是留我堂，每次都是最後一個走的，有一次賭氣，我往她米缸裡撒了一把沙子，估計飯煮熟後，吃到嘴裡可能會崩壞牙齒。這個估計是我對小學老師做過的最不道德的事情。

當時在農村的小學裡上學，老師就住在村裡的小學裡，教學樓後面的矮瓦房就是老師宿舍。那時學習成績比較不好，老師經常留堂，那天正好週五，放學鈴聲響了，大家準備放學回家，老師宣佈今天留堂就留一個人，沒有想到點名的時候，那個人的名字就是我，當時好氣憤，大家都走完了，留我下來寫作業，寫到天快黑了才回家，回家還被父母批了一頓。

第二天週六，學校沒人，我跟幾個小孩去學校踢足球，踢完球后去洗手，走到老師宿舍那邊，發現廚房沒人，我抓去一把地上的沙土就丟到老師的米缸裡，然後快速的跑開了，沒有人看見，第一次做了這樣沒有道德的事情，心裡還是很緊張和不安，慶幸的是老師沒有發現是誰?死無對證，誰叫你天天留在我最後一個回家。

直到上初中，自己懂事後，每次見到這個村裡小學老師總是頗為內疚，老師每次留我，就是因為我成績不好，給我開小灶，幫我提高學習呢，但是小時候不懂，總覺得老師每次留我就是為難我，心裡不高興了。老師幫我，我卻對她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把沙土丟她米缸裡了。

後來，我上大學了，回到村裡，每次見到已退休，白髮蒼蒼的小學語文老師，我總是頗為敬畏，尊敬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