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蘭原名山口淑子，1920年生在日本一個漢學世家，祖父是佐賀縣的漢學學者，父親受其影響早年到中國學習，後任職於“滿鐵”公司。生在瀋陽、後居撫順的山口淑子，少年時代留在腦海裡的那片血紅讓她終生難忘———1932年，她親眼看到幾名被綁的華人被日本憲兵當場槍殺，血肉模糊。後來她才知道那與平頂山慘案———3000名中國平民遭日軍屠殺的事件———有關。平頂山事件中，由於父親因“通敵”受到拘留，事後山口淑子一家遷居瀋陽。13歲時，山口淑子認了父親的中國同學、當時的親日派瀋陽銀行Quattroporte李際春為養父，她也因此有了一個好聽的名字———李香蘭。 命運有時是在不經意之間改變的。李香蘭與白俄羅斯女孩柳芭的邂逅就是這樣，那次相識使李香蘭有機會跟一位俄羅斯聲樂家學習聲樂，她的音樂天分得以發掘。這一時期，日本為推行“日滿親善”、“五族協和”的懷柔政策，開始在電臺上播放“滿洲新歌曲”，既懂日語又會北京話的李香蘭於是作為“少女歌手”被推上舞臺。14歲時，李香蘭前往北京讀書。1937年，由“滿鐵”公司出資的電影公司“滿映”成立，李香蘭被聘為專職演員。她主演的第一部電影《蜜月快車》奠定了她“懂日語的中國少女影星”的地位，後又演出了《支那之夜》、《熱砂的誓言》和《白蘭之歌》等“大陸三部作”。1943年，因參演《萬世流芳》，李香蘭這個名字曾轟動一時。 追憶往事，山口淑子說：“在那個戰爭年代，為了生存，我的確是拼足了力氣學唱歌”。她稱，對那些曾為軍國主義服務、歧視華人的電影而感到內疚。因受不了“李香蘭”身份的重壓，她在1944年從“滿映”辭職，客居上海。1945年日本戰敗，李香蘭被軍事法庭以“漢奸罪”嫌疑審訊，後因公佈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倖免。對自己以華人的名義演出的《支那之夜》等電影，她說“雖因年輕但考慮愚昧”而表示道歉。1946年2月，她被釋放回國。 告別了“李香蘭”的山口淑子，回國後跨入影壇，其間甚至想過要到好萊塢發展，後因故放棄。1958年，山口淑子與外交官大鷹弘墜入愛河，婚後改姓大鷹，並退出演藝界當起了外交官夫人。1969年，已將50歲的大鷹淑子圓了記者夢，當起了富士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還前往越南、高棉、中東等戰爭前線，採訪過阿拉法特、曼德拉等風雲人物。1974年，頻頻在電視上出鏡的大鷹淑子在田中角榮首相的勸說下出馬競選，從此當了18年的參議院議員…… 1975年，已是國會議員的大鷹淑子訪問平壤，路經北京時，受到廖承志會長的盛情款待。1978年，她再次訪問了留下過青春足跡的北京、上海、哈爾濱和長春等地。同年8月，她含著淚水看了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實況轉播。 談及這段經歷時，山口淑子打開了畫冊，讓我看鄧小平先生在1978年訪日時與她在田中角榮家中的合影。在翻到阿拉法特的照片時，她唏噓不已，“阿拉法特很了不起，可惜去世了”。看到畫冊裡她年輕時與周璇、白楊等中國演員的合影時，她變得愉快起來。她回憶起1978年作為日本環境訪華團團長訪問的情景，提到重訪長春電影製片廠時，她這位“金魚美人”受到“古典美人”鄭曉君、“妖豔美人”白玫、“活潑美人”夏佩傑和“永遠青年”浦克等同行的歡迎。她說：“我有中國和日本兩個親人，中國是養育我的母親之國，日本是我的父親之國。中國是我的故鄉，所以去中國應說‘回’中國。” 山口淑子的“李香蘭時代”，正值日本侵華時期。《李香蘭》的作者之一藤原作彌說，“她在祖國日本和故國中國之間的夾縫中受到命運捉弄，度過了非常苦惱的青春歲月。”對此，山口淑子說有兩件事讓她終生難忘，至今想起來還覺得心酸。 1938年10月，18歲的李香蘭作為“日滿親善”代表首次回日本，興奮之中的她萬萬沒想到，當驗過護照剛要下船時，聽到官員兇狠地喝叫：“你還是日本人嗎？一等國民卻穿著支那服，不覺得羞恥嗎？”山口淑子說：“當時我都蒙了，不明白那個日本人為什麼說那種話，為此我十分苦惱。”後來在東京，當她身穿中式服裝演唱中國歌曲時，掌聲中不時傳來謾罵。這使她對祖國日本的幻想開始破滅，她感到可悲的，“不是為日本人錯把我當成華人而歧視，而是祖國的日本人對我出生的中國———我母親之國的侮辱。” 1943年，李香蘭參與演出了描寫林則徐禁鴉片的歷史劇《萬世流芳》，她在劇中扮演了一位訴說鴉片之害的賣糖少女，唱過《賣糖歌》。在北平的一次記者招待會後，有位年輕記者追上來問她：“李香蘭，你不是華人嗎？為什麼演出《支那之夜》、《白蘭之歌》那樣侮辱中國的電影？你華人的自豪感到哪裡去了？”面對責問，她道歉說：“那時我年輕不懂事，現在很後悔。在此向大家賠罪，再不幹那種事了。”不料這番話引起一陣掌聲。她回憶說：“實際上那時他們已經知道我是日本人，只是希望我能謝罪。” 希望“父親之國”和“母親之國”友好相處 1992年，山口淑子從參議院退休。3年前丈夫去世後，她選擇了獨居。其間，她仍擔任著“亞洲女性基金”的副理事長（理事長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她希望以此促成日本政府向戰爭受害者、當年的從軍“慰安婦”道歉賠償。明年是二戰結束60週年，她向記者透露，日本一家電視臺計劃拍一部以她的經歷為題材的電視片。劇本目前正在構思，她希望能有一位既懂中文又通日語的大眼睛演員擔綱。 對目前較“冷”的日中關係，山口淑子說，日中之間有些摩擦，但對此應該正視，不能使它積重難返。在談及接受專訪的初衷時，她表示希望中國的年輕人瞭解她的命運，藉此促進日中兩國關係的發展。“中國和日本是我的‘母親之國’和‘父親之國’，我最不希望見到兩國的友好關係出現問題。周恩來總理說過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日本人應該用自己的良知清算過去，兩國年輕人更應用全新的廣闊視野，認真考慮將來如何友好相處”。
希望採納
李香蘭原名山口淑子，1920年生在日本一個漢學世家，祖父是佐賀縣的漢學學者，父親受其影響早年到中國學習，後任職於“滿鐵”公司。生在瀋陽、後居撫順的山口淑子，少年時代留在腦海裡的那片血紅讓她終生難忘———1932年，她親眼看到幾名被綁的華人被日本憲兵當場槍殺，血肉模糊。後來她才知道那與平頂山慘案———3000名中國平民遭日軍屠殺的事件———有關。平頂山事件中，由於父親因“通敵”受到拘留，事後山口淑子一家遷居瀋陽。13歲時，山口淑子認了父親的中國同學、當時的親日派瀋陽銀行Quattroporte李際春為養父，她也因此有了一個好聽的名字———李香蘭。 命運有時是在不經意之間改變的。李香蘭與白俄羅斯女孩柳芭的邂逅就是這樣，那次相識使李香蘭有機會跟一位俄羅斯聲樂家學習聲樂，她的音樂天分得以發掘。這一時期，日本為推行“日滿親善”、“五族協和”的懷柔政策，開始在電臺上播放“滿洲新歌曲”，既懂日語又會北京話的李香蘭於是作為“少女歌手”被推上舞臺。14歲時，李香蘭前往北京讀書。1937年，由“滿鐵”公司出資的電影公司“滿映”成立，李香蘭被聘為專職演員。她主演的第一部電影《蜜月快車》奠定了她“懂日語的中國少女影星”的地位，後又演出了《支那之夜》、《熱砂的誓言》和《白蘭之歌》等“大陸三部作”。1943年，因參演《萬世流芳》，李香蘭這個名字曾轟動一時。 追憶往事，山口淑子說：“在那個戰爭年代，為了生存，我的確是拼足了力氣學唱歌”。她稱，對那些曾為軍國主義服務、歧視華人的電影而感到內疚。因受不了“李香蘭”身份的重壓，她在1944年從“滿映”辭職，客居上海。1945年日本戰敗，李香蘭被軍事法庭以“漢奸罪”嫌疑審訊，後因公佈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倖免。對自己以華人的名義演出的《支那之夜》等電影，她說“雖因年輕但考慮愚昧”而表示道歉。1946年2月，她被釋放回國。 告別了“李香蘭”的山口淑子，回國後跨入影壇，其間甚至想過要到好萊塢發展，後因故放棄。1958年，山口淑子與外交官大鷹弘墜入愛河，婚後改姓大鷹，並退出演藝界當起了外交官夫人。1969年，已將50歲的大鷹淑子圓了記者夢，當起了富士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還前往越南、高棉、中東等戰爭前線，採訪過阿拉法特、曼德拉等風雲人物。1974年，頻頻在電視上出鏡的大鷹淑子在田中角榮首相的勸說下出馬競選，從此當了18年的參議院議員…… 1975年，已是國會議員的大鷹淑子訪問平壤，路經北京時，受到廖承志會長的盛情款待。1978年，她再次訪問了留下過青春足跡的北京、上海、哈爾濱和長春等地。同年8月，她含著淚水看了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實況轉播。 談及這段經歷時，山口淑子打開了畫冊，讓我看鄧小平先生在1978年訪日時與她在田中角榮家中的合影。在翻到阿拉法特的照片時，她唏噓不已，“阿拉法特很了不起，可惜去世了”。看到畫冊裡她年輕時與周璇、白楊等中國演員的合影時，她變得愉快起來。她回憶起1978年作為日本環境訪華團團長訪問的情景，提到重訪長春電影製片廠時，她這位“金魚美人”受到“古典美人”鄭曉君、“妖豔美人”白玫、“活潑美人”夏佩傑和“永遠青年”浦克等同行的歡迎。她說：“我有中國和日本兩個親人，中國是養育我的母親之國，日本是我的父親之國。中國是我的故鄉，所以去中國應說‘回’中國。” 山口淑子的“李香蘭時代”，正值日本侵華時期。《李香蘭》的作者之一藤原作彌說，“她在祖國日本和故國中國之間的夾縫中受到命運捉弄，度過了非常苦惱的青春歲月。”對此，山口淑子說有兩件事讓她終生難忘，至今想起來還覺得心酸。 1938年10月，18歲的李香蘭作為“日滿親善”代表首次回日本，興奮之中的她萬萬沒想到，當驗過護照剛要下船時，聽到官員兇狠地喝叫：“你還是日本人嗎？一等國民卻穿著支那服，不覺得羞恥嗎？”山口淑子說：“當時我都蒙了，不明白那個日本人為什麼說那種話，為此我十分苦惱。”後來在東京，當她身穿中式服裝演唱中國歌曲時，掌聲中不時傳來謾罵。這使她對祖國日本的幻想開始破滅，她感到可悲的，“不是為日本人錯把我當成華人而歧視，而是祖國的日本人對我出生的中國———我母親之國的侮辱。” 1943年，李香蘭參與演出了描寫林則徐禁鴉片的歷史劇《萬世流芳》，她在劇中扮演了一位訴說鴉片之害的賣糖少女，唱過《賣糖歌》。在北平的一次記者招待會後，有位年輕記者追上來問她：“李香蘭，你不是華人嗎？為什麼演出《支那之夜》、《白蘭之歌》那樣侮辱中國的電影？你華人的自豪感到哪裡去了？”面對責問，她道歉說：“那時我年輕不懂事，現在很後悔。在此向大家賠罪，再不幹那種事了。”不料這番話引起一陣掌聲。她回憶說：“實際上那時他們已經知道我是日本人，只是希望我能謝罪。” 希望“父親之國”和“母親之國”友好相處 1992年，山口淑子從參議院退休。3年前丈夫去世後，她選擇了獨居。其間，她仍擔任著“亞洲女性基金”的副理事長（理事長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她希望以此促成日本政府向戰爭受害者、當年的從軍“慰安婦”道歉賠償。明年是二戰結束60週年，她向記者透露，日本一家電視臺計劃拍一部以她的經歷為題材的電視片。劇本目前正在構思，她希望能有一位既懂中文又通日語的大眼睛演員擔綱。 對目前較“冷”的日中關係，山口淑子說，日中之間有些摩擦，但對此應該正視，不能使它積重難返。在談及接受專訪的初衷時，她表示希望中國的年輕人瞭解她的命運，藉此促進日中兩國關係的發展。“中國和日本是我的‘母親之國’和‘父親之國’，我最不希望見到兩國的友好關係出現問題。周恩來總理說過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日本人應該用自己的良知清算過去，兩國年輕人更應用全新的廣闊視野，認真考慮將來如何友好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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