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七十書懷》原文及賞析

　　七十書懷

　　六十歲生日，我曾經寫過一首詩：

　　凍雲欲溼上元燈，

　　漠漠春陰柳未青。

　　行過玉淵潭畔路，

　　去年殘葉太分明。

　　這不是“自壽”，也沒有“書懷”，“即事”而已。六十歲生日那天一早，我按慣例到所居近處的玉淵潭溜了一個彎，所寫是即目所見。為什麼提到上元燈?因為我的生日是舊曆的正月十五。據說我是日落酉時誕生，那麼正是要“上燈”的時候。沾了元宵節的光，我的生日總不會忘記。但是小時不做生日，到了那天，我總是鼓搗一個很大的、下面安四個軲轆的兔子燈，晚上牽了自制的兔子燈，裡面插了蠟燭，在家裡廳堂過道里到處跑，有時還要牽到相熟的店鋪中去串門。我沒有“今天是我的生日”的意識，只是覺得過“燈節”(我們那裡把元宵叫作“燈節”)很好玩。十九歲離鄉，四方漂泊，過什麼生日!後來在北京安家，孩子也大了，家裡人對我的生日漸漸重視起來，到了那天，總得“表示”一下。尤其是我的孫女和外孫女，她們對我的生日比別人更為熱心，因為那天可以吃蛋糕。六十歲是個整壽，但我覺得無所謂。詩的後兩句似乎有些感慨，因為這時“文化大革命”過去不久，容易觸景生情，但是究竟有什麼感慨，也說不清。那天是陰天，好像要下雪。天氣其實是很舒服的，詩的前兩句隱隱約約有一點喜悅。總之，並不衰瑟，更沒有過一年少一年這樣的頹唐的心情。

　　一晃，十年過去了，我七十歲了。七十歲生日那天寫了一首《七十書懷出律不改》：

　　悠悠七十猶耽酒，

　　唯覺登山步履遲。

　　書畫蕭蕭餘宿墨，

　　文章淡淡憶兒時。

　　也寫書評也作序，

　　不開風氣不為師。

　　假我十年閒粥飯，

　　未知留得幾囊詩。

　　這需要加一點註解。

　　華人的平均壽命比以前增高多了。我記得小時候看家裡大人和親戚過了五十就是“老太爺”了。我祖父六十歲生日，已經被稱為“老壽星”。“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七十歲不算稀奇了，不過七十總是個“坎兒”。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別人對我的稱呼從“老汪”改成了“汪老”。我並無老大之感。但從去年下半年，我一想我再沒有六十幾了，不免有一點緊張。我並不太怕死，但是進入七十，總覺得去日苦多，是無可奈何的事。所幸者，身體還好。去年年底，還上了一趟武夷山。武夷山是低山，但總是山。我一度心肌缺氧，一般不登山。這次到了武夷絕頂仙遊。沒有感到心臟有負擔。看來我的身體比前幾年還要好一些，再工作幾年，問題不大。當然，上山比年輕人要慢一些。因此，去年下半年偶爾會有的緊張感消失了。

　　我的寫字畫畫本是遣興自娛而已，偶爾送一兩件給熟朋友。後來求字求畫者漸多。大概求索者以為這是作家的字畫，不同於書家畫家之作，懸之室中，別有情趣耳，其實，都是不足觀的。我寫字畫畫，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寫完畫完，也不洗硯盤色碟，連筆也不涮。下次再寫、再畫，加一點墨汁。“宿墨”是紀實。今年(一九九〇)一月十五日，畫水仙金魚，題了兩句詩：

　　宜入新春未是春，

　　殘箋宿墨隔年人，

　　這幅畫的調子是灰的，一望而知用的是宿墨。用宿墨，只是懶，並非追求一種風格。

　　有一個文學批評用語我始終不懂是什麼意思，叫作“淡化”。淡化主題、淡化人物、淡化情節，當然，最終是淡化政治。“淡化”總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劃入淡化一類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淡化，是本來是濃的、不淡的，或應該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確實是比較淡的，但它本來就是那樣，並沒有經過一個“化”的過程。我想了想，說我淡化，無非是說沒有寫重大題材，沒有寫性格複雜的英雄人物，沒有寫強烈的、富於戲劇性的矛盾衝突，但這是我的生活經歷、我的文化素養、我的氣質所決定的。我沒有經歷過太多的波瀾壯闊的生活，沒有見過叱吒風雲的人物，你叫我怎麼寫?我寫作，強調真實，大都有過親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寫作。我只能寫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說“世間小兒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們，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現他們。這結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變我”，我就是這樣，誰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種樣子去寫。我想照你說的那樣去寫，也辦不到。除非把我回一次爐，重新生活一次。我已經七十歲了，回爐怕是很難。前年《三月風》雜誌發表我一篇隨筆，請丁聰同志畫了我一幅漫畫頭像，編輯部要我自己題幾句話，題了四句詩：

　　近事模糊遠事真，

　　雙眸猶幸未全昏。

　　衰年變法談何易，

　　唱罷蓮花又一春。

　　《繡襦記》《教歌》兩個叫花子唱的“蓮花落”有句“一年春盡又是一年春”，我很喜歡這句唱詞。七十歲了，只能一年又一年，唱幾句蓮花落。

　　《七十書懷出律不改》，“出律”指詩的第五、六兩句失粘，並因此影響最後兩句平仄也顛倒了。我寫的律詩往往有這種情況，五、六兩句失粘。為什麼不改?因為這是我要說的主要兩句話，特別是第六句，所書之懷，也僅此耳。改了，原意即不妥帖。

　　我是贊成作家寫評論的，也愛看作家所寫的評論。說實在的，我覺得評論家所寫的評論實在有點讓人受不了。結果是作法自斃。寫評論的差事有時會落到我的頭上。我認為評論家最讓人受不了的，是他們總是那樣自信。他們像我寫的小說《雞鴨名家》裡的陸長庚一樣，一眼就看出這隻鴨是幾斤幾兩，這個作家該打幾分。我覺得寫評論是非常冒險的事。你就能看得那樣準?我沒有這樣的自信。人到一定歲數，就有為人寫序的義務。我近年寫了一些序。去年年底就寫了三篇，真成了寫序專家。寫序也很難，主要是分寸不好掌握，深了不是，淺了不是。像周作人寫序那樣，不著邊際，是個辦法。但是，一、我沒有那樣大的學問;二、絲毫不涉及所序的作品，似乎有欠誠懇。因此，臨筆躊躇，煞費腦筋。好像是法朗士說過，“關於莎士比亞，我所說的只是我自己”。寫書評、寫序，實際上是寫寫書評、寫序的人自己。借題發揮，拿別人來“說事”，當然不太好，但是書評和序裡總會流露出本人的觀點、本人的文學主張。我不太希望我的觀點、主張被瞭解，願意和任何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自設屏障，拒人千里，把自己藏起來，完全不讓人瞭解，似也不必。因此，“也寫書評也作序”。

　　“不開風氣不為師”，是從龔定庵的詩裡套出來的。龔定庵的原句是“但開風氣不為師”。龔定庵的詩貌似謙虛，實很狂傲。——龔定庵是謙虛的人嗎?但是龔定庵是有資格說這個話的。他確實是個“開風氣”的。他的帶有濃烈的民主色彩的個性解放思想撼動了一代人，他的宗法公羊家的奇崛矯矢的文體對於當時和後代都起了很大的影響。他的思想不成體系，不立門戶，說是“不為師”倒也是對的。近四五年，有人說我是這個那個流派的始作俑者，這很出乎我的意料。我從來沒有想到提倡什麼，我絕無“來吾導乎先路也”的氣魄，我只是“悄沒聲地”自己寫一點東西而已。有一些青年作家受了我的影響，甚至有人有意地學我，這情況我是知道的。我要誠懇地對這些青年作家說：不要這樣。第一，不要“學”任何人。第二，不要學我。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時候寫得新一點、怪一點、朦朧一點、荒誕一點、狂妄一點，不要過早地歸於平淡。三四十歲就寫得很淡，那，到我這樣的年齡，怕就什麼也沒有了。這個意思，我在幾篇序文中都說到，是真話。

　　看相的說我能活九十歲，那太長了!不過我沒有嚴重的器質性的病，再對付十年，大慨還行。我不願當什麼“離休幹部”，活著，就還得做一點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說集，把《聊齋新義》寫完，如有可能，把醞釀已久的長篇歷史小說《漢武帝》寫出來。這樣，就差不多了。

汪曾祺的七十書懷是一篇好文章，充分展現了他深厚的散文功力，文章層次分明，不枝不蔓，閒雅淡定，體現了他安定的內心和與人為善的人生情懷，讀來宛如一杯清茶，能讓人靜下來，悟出人生的哲理。整個文章耐讀，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