蠟鵝事件”是蕭統卒前不久發生的、關乎其個人命運的一件大事。《南史·梁武帝諸子·昭明太子傳》記其始末:“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雲‘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併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疏於雅，密啟武帝雲:‘雅為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慨，故其嗣不立。”《資治通鑑》也有類似記載。此事發生在普通七年，蕭統因丁貴嬪墓地不利長子而埋蠟鵝等物厭禱，《南史》進一步認為，這是蕭統一支不得繼立的原因。然而，對此事的真偽長時間以來便存在不同的意見。曹道衡先生認為當存疑，因為此事僅見於《南史》，《梁書》、《魏書》等史家竟無一言提及，故“厭禱”是否確有其事頗可見疑。但他同時認為《南史》關於此事“說得這樣言之鑿鑿，也許不完全是無稽之談”。曹先生的審慎嚴謹對後學啟發良多。 我認為，此事的真偽還可詳論。首先，討論此事宜在將《南史》與《梁書》之昭明太子傳全文作比的前提下進行。檢括二書可以發現，兩書的昭明太子傳詳略不同，《南史》詳，《梁書》略。昭明之事，《南史》載而《梁書》不載者非止“厭禱”一事。如:（1）昭明十二歲於內省聽訟審獄，判決寬縱事;（2）普通初 “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樸素”事;（3）昭明與“姬人盪舟”後池，沒溺“動股”事;（4）太子性仁恕，食中得蠅蟲“恐廚人獲罪”，隱而不言事; （5）下人賭博嬉戲按律當徙，太子以為“此科太重”而予寬減事;（6）埋蠟鵝“厭禱”事;（7）昭明死後，封其子大郡以慰其心事，等等。因此，相比《南史》，《梁書》昭明太子傳顯得較為簡略。而且，對昭明而言，《南史》增益之事有瑕疵一類，亦有賢譽一類，蠟鵝事件只是其中之一，故不宜孤立地看待此事，而將其視為別有用心者有意醜化昭明而為。其次，《南史》的可靠性尚可。八書、二史成書俱在唐初，上距梁代並不久遠，可資借鑑的材料在當時應有相當存留，《南史》較《梁書》僅晚約二十年，李大師雖在北方生活較長時間，但考慮到隋唐時期大一統之局面，李延壽父子所採之事可信者當不在少數，以至《四庫全書總目》稱讚它“意存簡要，殊勝本書”。再次，姚察著《梁書》時可能存在一定的感情因素。《梁書》昭明太子傳雖不如《南史》詳盡豐滿，但所記內容卻多是褒揚之辭，考慮昭明在世時久有“仁德之名”的因素，以及姚察個人可能存在的感情傾向，對有關昭明瑕疵之事隱而不書的處理辦法當難完全排除其可能性。《陳書·姚察傳》載:姚察父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姚察“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可見境遇尚可。 明張溥也曾論及此事，《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梁昭明集題辭”稱:“《南史》所云，埋鵝啟興，盪舟寢疾，世疑其誣。於是論昭明者，斷以姚書為質矣。”雖有所懷疑，但亦未下斷言，更多的是對世人看法的描述。而異議的源頭恐怕還在《南史》，梁武帝諸子傳結尾史臣論曰:“甚矣，讒佞之為巧也!……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下此者也。”其“謗言”一語所指為何?基本可以肯定與兩件事有關，即“蠟鵝事件”和“姬人盪舟”溺水而亡一事。因為《梁書》本傳無瑕累之辭，《南史》本傳只有這兩件事不利昭明。也許，宮廷內部當時存在不同派別，倒昭明一派趁機借題發揮，也未可知。但這倒恰恰說明此二事很可能存在，不同政見者便由此引申、渲染，極盡詆譭之能事，而使昭明“至死不能自明”。否則，若事情原本子虛烏有，以蕭統太子之尊，異己之敵憑空捏造，興風作浪，恐亦不易。再者，從這兩件事的分量看，“謗言”所指，其意更在後者的可能也是有的，《南史》本傳對此事有簡略記載:“三年三月，（昭明）遊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盪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戒不言，以寢疾聞。”意外竟然發生在宮苑後池，而盪舟者竟是姬人。嬉戲笑鬧，甚至行為不檢?總之，容易給人聯想和可乘之機。而蕭統在當時的形象一直是仁德謹肅、不好聲色的，如史傳所載泛舟後池時，蕭軌議舉女樂，昭明詠左思“絲竹山水”一事。並且，《南史》、《梁書》均有“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的記載（《梁書》少“未薨”二字），可見蕭統一直是很注意以此樹立太子之德的，但竟因此疾篤身亡，昭明真是“至死不能自明”了。這裡應當看到，對帝王“不好聲色”之類的記載，恐怕只能相對而言，制度和特權充分保障了他們的需求，沒有濫淫穢亂的行為就算難得了。蕭統八歲納妃，十八歲時第三子蕭 生（蕭歡、蕭譽生年不詳）。因此，對此類行為既不必苛求，也不宜 過譽。 總之，《南史》所言“厭禱”一事始末如此詳贍，儘管尚不能斷言全無不實之辭，但大體上是可以信從的。
蠟鵝事件”是蕭統卒前不久發生的、關乎其個人命運的一件大事。《南史·梁武帝諸子·昭明太子傳》記其始末:“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雲‘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併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疏於雅，密啟武帝雲:‘雅為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慨，故其嗣不立。”《資治通鑑》也有類似記載。此事發生在普通七年，蕭統因丁貴嬪墓地不利長子而埋蠟鵝等物厭禱，《南史》進一步認為，這是蕭統一支不得繼立的原因。然而，對此事的真偽長時間以來便存在不同的意見。曹道衡先生認為當存疑，因為此事僅見於《南史》，《梁書》、《魏書》等史家竟無一言提及，故“厭禱”是否確有其事頗可見疑。但他同時認為《南史》關於此事“說得這樣言之鑿鑿，也許不完全是無稽之談”。曹先生的審慎嚴謹對後學啟發良多。 我認為，此事的真偽還可詳論。首先，討論此事宜在將《南史》與《梁書》之昭明太子傳全文作比的前提下進行。檢括二書可以發現，兩書的昭明太子傳詳略不同，《南史》詳，《梁書》略。昭明之事，《南史》載而《梁書》不載者非止“厭禱”一事。如:（1）昭明十二歲於內省聽訟審獄，判決寬縱事;（2）普通初 “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樸素”事;（3）昭明與“姬人盪舟”後池，沒溺“動股”事;（4）太子性仁恕，食中得蠅蟲“恐廚人獲罪”，隱而不言事; （5）下人賭博嬉戲按律當徙，太子以為“此科太重”而予寬減事;（6）埋蠟鵝“厭禱”事;（7）昭明死後，封其子大郡以慰其心事，等等。因此，相比《南史》，《梁書》昭明太子傳顯得較為簡略。而且，對昭明而言，《南史》增益之事有瑕疵一類，亦有賢譽一類，蠟鵝事件只是其中之一，故不宜孤立地看待此事，而將其視為別有用心者有意醜化昭明而為。其次，《南史》的可靠性尚可。八書、二史成書俱在唐初，上距梁代並不久遠，可資借鑑的材料在當時應有相當存留，《南史》較《梁書》僅晚約二十年，李大師雖在北方生活較長時間，但考慮到隋唐時期大一統之局面，李延壽父子所採之事可信者當不在少數，以至《四庫全書總目》稱讚它“意存簡要，殊勝本書”。再次，姚察著《梁書》時可能存在一定的感情因素。《梁書》昭明太子傳雖不如《南史》詳盡豐滿，但所記內容卻多是褒揚之辭，考慮昭明在世時久有“仁德之名”的因素，以及姚察個人可能存在的感情傾向，對有關昭明瑕疵之事隱而不書的處理辦法當難完全排除其可能性。《陳書·姚察傳》載:姚察父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姚察“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可見境遇尚可。 明張溥也曾論及此事，《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梁昭明集題辭”稱:“《南史》所云，埋鵝啟興，盪舟寢疾，世疑其誣。於是論昭明者，斷以姚書為質矣。”雖有所懷疑，但亦未下斷言，更多的是對世人看法的描述。而異議的源頭恐怕還在《南史》，梁武帝諸子傳結尾史臣論曰:“甚矣，讒佞之為巧也!……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下此者也。”其“謗言”一語所指為何?基本可以肯定與兩件事有關，即“蠟鵝事件”和“姬人盪舟”溺水而亡一事。因為《梁書》本傳無瑕累之辭，《南史》本傳只有這兩件事不利昭明。也許，宮廷內部當時存在不同派別，倒昭明一派趁機借題發揮，也未可知。但這倒恰恰說明此二事很可能存在，不同政見者便由此引申、渲染，極盡詆譭之能事，而使昭明“至死不能自明”。否則，若事情原本子虛烏有，以蕭統太子之尊，異己之敵憑空捏造，興風作浪，恐亦不易。再者，從這兩件事的分量看，“謗言”所指，其意更在後者的可能也是有的，《南史》本傳對此事有簡略記載:“三年三月，（昭明）遊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盪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戒不言，以寢疾聞。”意外竟然發生在宮苑後池，而盪舟者竟是姬人。嬉戲笑鬧，甚至行為不檢?總之，容易給人聯想和可乘之機。而蕭統在當時的形象一直是仁德謹肅、不好聲色的，如史傳所載泛舟後池時，蕭軌議舉女樂，昭明詠左思“絲竹山水”一事。並且，《南史》、《梁書》均有“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的記載（《梁書》少“未薨”二字），可見蕭統一直是很注意以此樹立太子之德的，但竟因此疾篤身亡，昭明真是“至死不能自明”了。這裡應當看到，對帝王“不好聲色”之類的記載，恐怕只能相對而言，制度和特權充分保障了他們的需求，沒有濫淫穢亂的行為就算難得了。蕭統八歲納妃，十八歲時第三子蕭 生（蕭歡、蕭譽生年不詳）。因此，對此類行為既不必苛求，也不宜 過譽。 總之，《南史》所言“厭禱”一事始末如此詳贍，儘管尚不能斷言全無不實之辭，但大體上是可以信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