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原因，簡單說就是廢物利用嘛。

古代，邊陲人口少，資源少，需要建設。與其讓罪犯服一般的徒刑，就不如把罪犯流放到邊陲去進行建設，這樣才能讓罪犯發揮更多更大的作用。

就如同一杯水，給一個不渴的人喝，與給一個嗓子冒煙了的人喝，效果大不一樣。

正因為邊陲是沒人願意去的地方，而對於罪犯可以“強迫”，所以也只能用罪犯。

這也是在給邊陲輸送兵員。萬一起了戰事，多幾個能上沙場的人手也是好的。

再者，可以給犯人“拆夥”。

如果有一群犯人，罪不至死，讓他們湊到一起，時間長了就容易抱成團，有了勢力，就容易鬧出亂子。

把這群犯人團體拆分開來，東流一個西放一個，誰也聯絡不上誰，犯人無法團結，形成勢力鬧事的機率也就小了。

這也是在增加人口流動和促進雜交。

流放的犯人刑期雖長，但畢竟有刑滿之日。去了邊陲，刑滿了也難返鄉，只好在邊陲成家。他們不回來，統治者眼不見心不煩；他們在邊陲成家生子，也給邊陲地區增加了人口。

此外，古代人雖然不是清楚明白親近繁衍的後果，但還是知道種群太小，不進行人口雜交的話體質會下降，因此也是有意識地將一些人口送到邊陲，就算幹不了活，在人口繁衍方面也是有正面意義的。

最後，精神折磨。

其實中國古代最早的刑罰就是精神折磨，沒有傷害身體的刑罰。因為在很久以前，勞動力是很珍貴的，不能隨意損害。

“精神折磨”這個做法，一直充斥至整個封建社會時期。流放，讓罪犯有家不能回，這種精神折磨也是極為殘酷的，就算罪犯刑滿了都很難回家，對罪犯的心理打擊是很大的。表面上刑滿釋放了，但其實等於刑罰仍在繼續，讓罪犯感受痛苦，這也是統治者想要達到的效果。

流放，是將罪犯放逐到邊遠地區。

有人會說，流放之地山高皇帝遠，無人管束，豈不是放虎歸山？不怕犯人自由奔放、逃亡嗎？關在監獄裡不更好嗎？

這是對流放之刑的誤解，把流放想得太簡單了。它可不是懷著詩和遠方的憧憬去旅遊的。

為什麼要把“流放”納入刑罰？

據甲骨文記載，中國商代時就有“圉”，即牢獄，用以拘禁罪犯。

流放之刑的起源很早，到秦漢時期逐漸形成體制。後來也稱為流配、發配、充軍。

流放，聽起來是天高任鳥飛，其實也是以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為前提，有官差押送、監視、管束。

而且，流放之地是邊遠荒蠻之地，需要開發。因而古代往往把罪犯押送到那裡，開發當地的土地和資源，或者服兵役、充軍戍邊，或者給當地官府、貴族當奴僕雜役。

流放之刑意味著把犯人與世隔絕，甚至是把罪犯的整個家庭乃至家族、眾多罪犯集體遷移流放，安土重遷。除非朝廷特許赦免，否則將一直在流放地服役到死，還會罪及子孫後代。

把犯人關在監獄裡，不但要建造大量牢房，還要提供食宿，配備官差看押，成本很大。

而流放之刑，既可以避免罪犯對社會繼續造成危害，起到刑罰的懲治意義，還有效利用了人力資源，開發國土，鞏固邊防，一舉多得。

例如秦始皇南征百越之後，除了留下軍隊駐守之外，還下令遷移大批罪犯，充實當地的人口，開發土地，發展生產。

當然，外國也有流放之刑。例如1814年，法蘭西第一帝國國王拿破崙被反法同盟打敗，被迫宣佈無條件投降、簽署退位詔書，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厄爾巴島。

流放之刑為什麼被歸為重刑？

南北朝後期，流放開始進入“五刑”（笞、杖、徒、流、死）體制，一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廢除，歷經了幾千年。

也即，流放之刑的懲罰程度僅次於死刑，屬於重刑。用今天的話說，類似於無期徒刑。

從表面上看，流放之刑不像殘害身體的肉刑那麼嚴重，其實它對身心的折磨、傷害非常深重。

古代往往故意顛倒被流放犯人的生活環境，作為一種懲罰，把南方人流放到北方，把北方人流放到南方。

被流放的犯人，生活條件艱苦，要承擔繁重的勞役，還要和惡劣的自然環境、野獸作鬥爭。其存活率比監獄裡的犯人低，能否活下來得看自己的造化。

因而，在“五刑”制定者的眼裡，流放的懲罰程度僅次於死刑。

有時對於死刑減等的罪犯，在臉上刺字後流放，即“刺配”。例如《水滸傳》中的林沖，被判攜刀誤入白虎堂，刺配滄州。

到了宋朝，由於宋太祖定下的重文輕武、不隨意殺戮士大夫的國策，因而流放作為死刑的替代刑罰，被大量使用。

為什麼古人把“流放”視為人間畏途？

中國古代的流放之地，以中原為中心，逐漸向外擴充套件。

例如戰國時期，楚國的屈原被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即今天的湖北、湖南一帶。

後來隨著中原政權的疆域擴大，流放之地就延伸至西北、東北這類荒涼苦寒之地，西南、嶺南這類充滿溼熱“瘴氣”之地。

古代交通不便，抵達邊遠地區路途遙遠，耗費三四個月時間很正常。

流放之人被押解途中，帶著沉重的枷鎖，顛沛流離，官差虐待，食宿條件差，加之氣候、地理環境、兵亂等因素影響，因而不少人因為身體困累或疾病而死於途中。

例如明朝“開國文臣之首”宋濂，72歲時獲罪，被流放茂州，途中在夔州病逝。

北宋中期文壇領袖蘇軾，晚年被先後貶至惠州（今廣東惠州）、儋州（今海南儋州）。宋徽宗即位後，朝廷頒行大赦，蘇軾被調任京官。可惜在北歸途中病逝。

即使有幸活著到了流放地，由於水土不服，還要服勞役，生活保障差，因而不少人就死於流放地。

例如清朝時期著名的流放地——寧古塔，距離京城七八千里，地處北疆，常年重冰積雪，人跡罕至。

明末清初，江南名士方拱乾曾被流放寧古塔。他曾說：“人說黃泉路，若到了寧古塔，便有十個黃泉也不怕了！”

被流放之人，被判為罪人，承受著巨大的心理負擔。加之被迫背井離鄉，遠離親朋好友，孤單寂寞，心情鬱悶，內心愁苦。這就容易產生心理疾病，甚至自殺。

例如屈原被流放後，在猶憤之下，最後自沉於汨羅江。

從唐朝開始，將流放刑罰更加具體化，根據犯人的罪行輕重來確定流放的地區。唐朝中後期，隨著社會矛盾逐漸尖銳，加之統治階級內部的紛爭日益激烈，被判處流放的人越來越多。

流放的特殊形式——貶官外放

流放之刑也難免被用在官員身上，大多是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結果，並不完全是一種刑罰。其實是貶官、外放，遠離朝廷，而且要受到當地官員的監視。

有的運氣好，後來被重新重用；有的則死於流放之地。

例如北宋文士秦觀，先被貶為杭州通判，剛到杭州安頓下來便被貶到處州監督酒稅，接著被貶至湖南郴州，再編管橫州（今廣西橫縣），死於藤州（今廣西藤縣）。在人生的最後七年，秦觀一路顛沛流離，客死他鄉。

再如柳宗元，從長安京官被貶為邵州刺史，赴任途中被降級加貶為永州司馬。於是他在永州生活了十年，其中寫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記》。隨後，他接到詔書回京。回到長安卻並未受到重用，還被政敵仇視，又被貶為柳州刺史。四年後，宋憲宗實行大赦，柳宗元又接到詔書回京，但是還未啟程就在柳州病逝，享年僅47歲。

由以上幾位著名文士、名臣的流放經歷可見，命運大多以悲劇而終。

那麼，普通人被處以流放之刑，悽苦悲慘之狀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