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專門負責監督並提出意見的官員叫言官。言官分兩種，一是御史，二是諫官。

叫做奏疏。奏疏是臣子向皇帝陳述意見或說明，其方式一般是感恩戴德，憶苦思甜，發誓賭咒，最後言事。奏疏是中國古文書之一類。又稱奏議。是封建社會歷代臣僚向帝王進言使用文書的統稱,屬於上行公文。 戰國以前臣僚向君主進呈文字統稱上書，秦統一六國後始稱為奏。奏是進上的意思。漢代臣僚上書有時也稱上疏。疏是疏通的意思，引申為對問題的分析。同時分析問題的奏章也別稱為疏。唐宋以後上奏文書統稱奏議，多數稱為奏疏。奏疏的文種名稱，漢代有章、奏、表、議等，魏晉南北朝時期除沿用章、表、議等外又增加了啟文；隋、唐、宋時期一般用表和狀兩種，宋代增加札子，是大臣上殿奏事前先期呈遞的程式比較簡便的文種;元代有奏、啟和表章,明、清兩代有題本、奏本、表、箋、啟以及康熙朝後廣泛使用的奏摺等。。奏疏中可以報告工作、歌功頌德、議禮論學、陳政要、言兵事、進諫、彈幼等等，其使用範圍相當之廣泛。奏疏同時也是有為之士關注社會人生、宣揚政治主張、馳騁王佐之才的重要渠道。作為一種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的應用文體，奏疏有其確定的閱讀物件、明確的行文目的、強烈的針對性和時效性，因而有著自己獨特的文體功能和寫作特點。曾國藩身兼“一代鴻儒”和“同治中興”之中流砒柱的雙重身份，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以桐城派傳人自居，力振桐城餘波，開湘鄉派風氣，對古文有著自己獨特的體會和理論主張，並以多年的創作身體力行;同時，他還親身經歷、參與甚至影響了晚清政局中很多重要的事件，在數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不輟筆耕，所上奏疏數以千計，其中不乏經典之作。筆者在檢索曾氏奏疏資料的過程中感覺到:曾國藩對於奏疏這種公文的寫作是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和寫作特點的。疏，指分條陳述；作為一種文體，它是古代臣下向皇帝條陳自己對某事的意見的一種檔案，也稱“奏疏”或“奏議”。

古代餓“諫議”制度，其實就是給皇帝行為和決策提意見，專挑毛病和不足。

西漢早中期皇帝重視諫議制度的建設，出現了不少出色的諫官。最著名的人物當屬“新儒學”代表人物董仲舒，他的提案《舉賢良對策三》，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肯定，成為古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提案，提案被採納後，儒家地位驟升，成為古代華人的意識主流。

到了唐代，諫議制度趨於成熟，諫官地位進一步提高。唐太宗李世民規定，諫官可以隨宰相入朝議事。唐太宗主政期間湧現出了魏徵、王珪、姚思廉、褚遂良等一批著名人士。其中，魏徵是唐代最著名的諫官，提案最有名、被採納的也最多。魏徵生前曾交給唐太宗的“明德慎罰”提案，主張加強社會道德建設，提高公民素質，慎用刑罰。還有著名的“民如水”理論，他稱“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規勸唐太宗吸取隋朝亡國教訓，善待老百姓。

古代諫官中，中唐著名詩人白居易當得最窩囊，他被唐憲宗李純破格提拔為諫官左拾遺，當上了從八品的“副科級幹部”。也許因為白居易當時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大事小事都“諫言”，李純要提拔寵臣吐突承璀，他堅決反對，結果被李純斥罵為“小臣不遜”，貶為江州司馬，逐出京城。此後白居易再也沒有為民請願、仗義執言、上交提案的機會，只能寫寫《長恨歌》，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中作自我安慰。

如隋煬帝楊廣就不喜歡諫官制度，他當皇帝時竟然將諫官全部廢除。當然，聽不進“民意”的隋煬帝結局很慘。

古代諫官的權力是皇帝給的，遇到開明的好皇帝，皇上想聽“納諫”時，諫官便很瀟灑，連皇帝都敢罵；有時遇上很開明的皇帝，諫官也難免會被暗箭所傷；若遇到昏君庸主，諫官輕則會遭皇帝“拒諫”，重則遭貶或丟官，甚至還會把命貼上，美其名曰“尸諫”。

西漢時的賈誼、晁錯遇到的都是明君，他們二人均當過“博士”諫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給漢文帝劉恆的“三農”提案《論積貯疏》，後者有給漢景帝劉啟的“擴大內需”的經濟提案《論貴粟疏》。但是，他們的結局都不好，賈誼因建言有功，被漢文帝破格提為太中大夫一年後，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貶為長沙王的太傅；晁錯貴為漢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國之亂”中由漢景帝親自下詔，斬殺於西安街頭。

宋代的諫議制度變成了擺設，元代乾脆取消諫院，到明清時，諫議制度幾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熜甚至把持不同政見、反對給他生父興獻王朱祐杬上尊號的朝臣當場杖斃16人，另外134人被關進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