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林悟道《韓非子-說疑》第二章 用民
紅林悟道《韓非子-說疑》上一章韓非子開篇就為我們講明瞭治國理政的原則與方法，從君主權柄獎罰說起，獎罰不僅是針對具體的人與事，更重要的是要起禁止奸邪的作用，要防患於未然。韓非子歸納出禁奸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攻心禁其奸心，中策攻利禁其奸言，下策攻事禁其奸事。
其實，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不管是法治，還是軍事，都遵循攻心、攻利、攻事的上中下三策。聖賢最為推崇攻心，最不願意攻事。就國家軍事而言，上策是伐謀，用戰略性的謀略戰勝對方，這是攻心之術，就如當年領袖的《論持久戰》一樣，已經從戰略上戰勝了敵人，只不過敵人懂得人不多。中策是攻利，透過外交渠道講明利蔽，讓敵人明白如若開戰不僅無利可圖還有可能損失巨大，知難而退。上中策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策略。下策是攻事，前兩種策略敵人還不退卻，只能用具體的行動來打敗敵人。攻心幾乎無傷害，攻利亦無傷害，唯有攻事傷害最大，所以自古聖賢不願攻事。華人始終堅持和平溝通與外交談判來解決衝突，最後被逼無奈才採取下策攻事解決問題。
我們說君主的獎罰權柄是這個職務先天具有的權力，而這種權力恰恰與人性的特質相符，人人都喜賞厭罰，喜甜厭苦，喜富厭窮，喜生厭死。這是君主權柄的存在的基礎，也是一切法規作用力的基礎，沒有人性的特質，法規就沒有權威與力量，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正是基於對人性的準確把握，才有國家律法的刑法根基，依法治國才有了基礎。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禁止奸邪呢，攻心與攻利都不能從根上解決問題，攻心與攻利是精神思想層面的辦法，並沒有強制性與懲罰性，只有攻事依法治國才能從現實與世俗的層面實現禁奸，當然，上中下三策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從不同的層面對民眾進行規範與約束，道德、教育、法治，三都缺一不可。
韓非子談完禁奸三策後，再談仁義智慧，重點強調“仁義智慧”治不了國。韓非子用當世之言來引出問題。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慧”，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慧也。意思是：現在世人都說：“給君主帶來尊崇，國家帶來安定的，必然要靠仁義智慧”，但是人們卻不知道導致君主卑下、國家危亂的，必定因為仁義智慧。
韓非子明確說明君主卑下、國家危亂的罪魁禍首就是君主採用了仁愛治國，還有就是憑藉君主的“智慧”治國。對於仁愛治國與依法治國的辯論韓非子有多篇文章進行論述，同樣，君主“智慧”治國韓非子也多次進行過論述，總之，仁愛治國與“智慧”治國都治不了國，唯有依法治國才能擺脫“人為”的因素實現“數治”也就按國家律法治國，按規章制度管理社會。
韓非子的主張是“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慧，服之以法。”意思是：所以掌握法術的君主，拋棄仁義，廢除智慧，用法來使人服從。君術是君主的政治智慧與手段，君主的政治智慧主要表現在拋棄仁義，依法治國，廢除君主個人智慧，依靠全民的智慧與力量來治國，用法讓民眾服從，而不是依靠君主的強權讓民眾服從。能做到這三點極其不容易，做到這三點基本就做到了“忘我”甚至是“無我”的境地，試問天下誰人能夠做到。所以一國之君不是誰都能當的。
對於民眾的治理，韓非子的主張是“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意思是：因此聲譽遠播而名震四海，百姓太平而國家安定，在於君主懂得使用民眾的方法。這是治國的關鍵，對治理物件的深入瞭解與理解，是治理的前提與基礎，你都不知道治理的是誰，他們有什麼特點，有什麼需要，怎麼能治理好。民眾治理好了，才會“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
“知用民之法”貫穿了聖賢勸君學說的始終。如果不瞭解人性民情怎麼能提出“貴民與愛民”思想。聖賢的一切勸君學說都是基於對民眾的深入瞭解與對人性的深刻洞悉，否則一切勸君學說都沒有生命力與存在的價值。歷史與實事證明，聖賢經典能夠存世於今，不正是說明他們有頑強的生命力與社會價值嗎？
【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慧”，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慧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慧，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
君主治國，治的是民眾，所以要“知用民之法”。公司管理，管的是員工，所以老闆就要“知用員工之法”。員工也是人，是普通民眾，“知用民之法”也是“知用員工之法”。老闆連員工都不瞭解，還談什麼管理公司，管理員工。
紅林悟道《韓非子-說疑》第二章 用民
紅林悟道《韓非子-說疑》上一章韓非子開篇就為我們講明瞭治國理政的原則與方法，從君主權柄獎罰說起，獎罰不僅是針對具體的人與事，更重要的是要起禁止奸邪的作用，要防患於未然。韓非子歸納出禁奸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攻心禁其奸心，中策攻利禁其奸言，下策攻事禁其奸事。
其實，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不管是法治，還是軍事，都遵循攻心、攻利、攻事的上中下三策。聖賢最為推崇攻心，最不願意攻事。就國家軍事而言，上策是伐謀，用戰略性的謀略戰勝對方，這是攻心之術，就如當年領袖的《論持久戰》一樣，已經從戰略上戰勝了敵人，只不過敵人懂得人不多。中策是攻利，透過外交渠道講明利蔽，讓敵人明白如若開戰不僅無利可圖還有可能損失巨大，知難而退。上中策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策略。下策是攻事，前兩種策略敵人還不退卻，只能用具體的行動來打敗敵人。攻心幾乎無傷害，攻利亦無傷害，唯有攻事傷害最大，所以自古聖賢不願攻事。華人始終堅持和平溝通與外交談判來解決衝突，最後被逼無奈才採取下策攻事解決問題。
我們說君主的獎罰權柄是這個職務先天具有的權力，而這種權力恰恰與人性的特質相符，人人都喜賞厭罰，喜甜厭苦，喜富厭窮，喜生厭死。這是君主權柄的存在的基礎，也是一切法規作用力的基礎，沒有人性的特質，法規就沒有權威與力量，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正是基於對人性的準確把握，才有國家律法的刑法根基，依法治國才有了基礎。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禁止奸邪呢，攻心與攻利都不能從根上解決問題，攻心與攻利是精神思想層面的辦法，並沒有強制性與懲罰性，只有攻事依法治國才能從現實與世俗的層面實現禁奸，當然，上中下三策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從不同的層面對民眾進行規範與約束，道德、教育、法治，三都缺一不可。
韓非子談完禁奸三策後，再談仁義智慧，重點強調“仁義智慧”治不了國。韓非子用當世之言來引出問題。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慧”，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慧也。意思是：現在世人都說：“給君主帶來尊崇，國家帶來安定的，必然要靠仁義智慧”，但是人們卻不知道導致君主卑下、國家危亂的，必定因為仁義智慧。
韓非子明確說明君主卑下、國家危亂的罪魁禍首就是君主採用了仁愛治國，還有就是憑藉君主的“智慧”治國。對於仁愛治國與依法治國的辯論韓非子有多篇文章進行論述，同樣，君主“智慧”治國韓非子也多次進行過論述，總之，仁愛治國與“智慧”治國都治不了國，唯有依法治國才能擺脫“人為”的因素實現“數治”也就按國家律法治國，按規章制度管理社會。
韓非子的主張是“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慧，服之以法。”意思是：所以掌握法術的君主，拋棄仁義，廢除智慧，用法來使人服從。君術是君主的政治智慧與手段，君主的政治智慧主要表現在拋棄仁義，依法治國，廢除君主個人智慧，依靠全民的智慧與力量來治國，用法讓民眾服從，而不是依靠君主的強權讓民眾服從。能做到這三點極其不容易，做到這三點基本就做到了“忘我”甚至是“無我”的境地，試問天下誰人能夠做到。所以一國之君不是誰都能當的。
對於民眾的治理，韓非子的主張是“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意思是：因此聲譽遠播而名震四海，百姓太平而國家安定，在於君主懂得使用民眾的方法。這是治國的關鍵，對治理物件的深入瞭解與理解，是治理的前提與基礎，你都不知道治理的是誰，他們有什麼特點，有什麼需要，怎麼能治理好。民眾治理好了，才會“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
“知用民之法”貫穿了聖賢勸君學說的始終。如果不瞭解人性民情怎麼能提出“貴民與愛民”思想。聖賢的一切勸君學說都是基於對民眾的深入瞭解與對人性的深刻洞悉，否則一切勸君學說都沒有生命力與存在的價值。歷史與實事證明，聖賢經典能夠存世於今，不正是說明他們有頑強的生命力與社會價值嗎？
【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慧”，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慧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慧，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
君主治國，治的是民眾，所以要“知用民之法”。公司管理，管的是員工，所以老闆就要“知用員工之法”。員工也是人，是普通民眾，“知用民之法”也是“知用員工之法”。老闆連員工都不瞭解，還談什麼管理公司，管理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