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晚年的時候，曾經寫下了一首《寄題餘抗郡樓兼呈裴使君》，在詩中總結了自己的一生仕途：
“官曆二十政，宦遊三十秋。江山與風月，最憶是杭州。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頭。綠觴春送客，紅燭夜回舟。不敢言遺愛，空知念舊遊。憑君吟此句，題向望濤樓。”
其中“宦遊三十秋”一句的“宦遊”，指的就是古代官員在仕途生涯中，因為任職需要而四處奔波的狀態。
白居易的一生先後歷任了二十個職位，但卻宦遊了三十年，讓他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杭州做官的那段時間，為當地留下了許多有形或無形的財富。
而與白居易並稱為“元白”的元稹，從21歲任職河中府開始步入仕途，到53歲在武昌軍節度使任期上去世。期間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他一共輾轉奔波了七個不同的地方，可以說也是宦遊了半輩子。
對於當時的唐朝來說，一般比較高階的官員都會任職數十個官職左右，如此多的官職調換，也就意味著需要頻繁地搬遷。
唐朝是一個詩歌盛行的朝代，官員中的很多人又是滿腹經綸的詩人，因此宦遊詩便成為了唐詩的一個重要類目。王勃在送別一位即將前往四川出任縣尉的杜姓好友時，專門寫下了《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官員們把自己比作宦遊人，往往是在借用宦遊題材來寄託回憶的傷感，並以此為基調，衍生出了其他的深度內涵。
唐朝時期的首都長安城，是官員們宦遊生涯的一個重要節點。京官和地方官的轉換，以及公差的往來、科舉求官等等，幾乎都離不開長安這座政治中心。
於是，長安城東郊的灞橋就成了士人們迎來送往的據點，人們折斷灞橋河畔邊的柳枝相互贈別。一時間，“灞橋折柳”則成為了送別宦遊官員的象徵，由此可見，宦遊已經融入了當時的官場當中，並且增添了新的意蘊。
隋唐時期以後，做官的文人每到一個地方任職，都會在當地留下許多精彩的詩文和學術著作，提升了當地的歷史文化，這些都與宦遊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例如：
而在隋朝之前，官員們大多都是在本地任職，尤其是在“九品中正制”的背景下，在地方官府裡任職的幾乎都是本地人。
除了一些極少數的高階官員以外，其他官員也都是在本地選拔的，豪門望族為當地的官府不斷輸送官吏。從而導致了盤根錯節，跨州連郡的地方勢力，這也是門閥士族賴以生存的重要制度保障。
隨著隋唐之後科舉考試製度的興起，規定在全國範圍內選拔官員，同時也在全國範圍內分配官員，這就從制度上打破了“官員在本地任職”的狀況。
因此，唐朝專門出臺了一項制度，叫作“本籍迴避制度”。
所謂“本籍迴避制度”，就是指任職者必須迴避自己的籍貫地，只能到其他地方去任職。
有了這個制度，官員就不能像隋唐時期之前那樣了。只要當官，就必須要按照朝廷制度去外地，稱之為“流官”，這與在本地任職的土官和家族世襲的世官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本籍迴避制度的具體內容要求如下：
因此，一旦科考高中之人踏入了官場，也就意味著要做好隨時宦遊的四處奔波生活。
既然朝廷規定了宦遊和本籍迴避制度，就有義務解決官員在任職地的住宿問題。唐朝時期以後的地方官衙都建有後院，供官員家庭食宿和生活之用。
通常情況下，官員前往一個新地方任職的時候，往往都會攜帶妻子、兒女，以及父母一同前去。也就是說，在官員任職的任期內，這座府衙就是他們一家人的家。
而在前往任職地的途中，官員還可以借宿佛寺、道觀，以及遍佈全國各地的驛站等地，目的就是為宦遊的官員提供方便。
唐朝設定宦遊的本質是迴避本籍，目的是加強中央朝廷集權。
而在執行“本籍迴避制度”之前，豪門大族幾乎壟斷了本地的官府，變相霸佔了地方政權，形成了士族的勢力，嚴重威脅到了中央皇權，這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亂世的一大根源。
隋唐時代終結了魏晉南北朝的亂世，用制度來進一步鞏固了國家的統一，其中科舉考試製度、本籍迴避制度就是最偉大的創舉。
這樣一來，各個州縣官衙裡的官員，彙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唯獨沒有本地人，很難再有地方霸權的形成。
唐朝之所以制定“本籍迴避制度”，其意義有以下三個方面：
1、唐朝地方官員的任期一般是四年，四年時間裡，地方官員幾乎無法在轄區內培養自己的勢力，更不可能謀劃割據獨立。
2、官員距離本籍遙遠，就無法利用現有的家族勢力和家族積澱的資源，這些對後世自然也就失去了作用。
在官員最能幹事的那幾十年裡，全部都奔波在了宦遊之中，經常換地方任職，就無法在同一個地方建立起穩固的根基。
根據唐代政治家、史學家杜佑所撰寫的《通典》一書中記載：
“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
正是由於有了隋唐之後的這些制度，源自東漢以來的門閥勢力慘遭打擊，進而一步步走向衰落。
3、宦遊的官員退休之後，都要回歸到自己的籍貫地，這就保證了鄉土的傳統和資源的傳承。
這樣看來，“本籍迴避制度”沒有打擊到州縣社會的根本，科舉考試製度塑造計程車大夫群體最終還是要回歸故鄉的。這就形成了一種新的鄉紳階層，繼續維持著傳統中國古代社會的穩定結構。
來自宦遊背後的任職迴避制度，僅僅是迴避制度中的其中一個方面，本籍迴避制度一直被後來的朝代所沿用。在明朝時期，這項迴避制度執行得最為嚴格，內容規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南方的人要到北方去做官，北方的人要到南方去做官，他們幾乎要穿越大半個中國。
而到了清朝時期，本籍迴避制度則較為緩和了許多，將官員任職迴避的地域範圍縮小到了“籍貫地500公里以內”。除此之外，還規定“福建、廣東等沿海籍貫的人不能前往臺灣任職”。
除了本籍迴避以外，官員還要回避血緣和親緣。
所謂“血緣迴避”，指的就是，近親屬不能在同一個衙門任職，更不能有上下級關係，還不能參與同一個專項工作或者發生直接的業務對接。
若是在具體的執行政務過程當中，一旦遇到了親屬，官員就要主動申請回避。一般來說，這種迴避的原則通常是：“晚輩迴避長輩，平輩官員根據任職的早晚和職務的高低來決定。”
親緣迴避是從科舉考試當中衍生出來的一種關係，科舉考試中的鄉試、會試等流程，就會產生師生關係，通常指主考官和被錄取的考生之間的關係。
因此，這種親緣關係也是需要回避的，兩者不能有上下級關係。在處理同一件政務的時候，一般都是學生避讓老師。
以上種種迴避的本質，一方面是皇權防止朋黨勾結，另一方面是為了防止營私舞弊。
但是，一些特殊崗位的迴避制度則更加嚴格，例如科道官員，他們主要負責引領輿論，監察政務。從唐朝時期開始，朝廷就明確規定了一些措施：“禁止王公貴族的子弟任職科道”。
唐朝宰相杜佑的兒子杜從鬱本來擬任諫官左拾遺，結果就遭到了群臣的反對，不得不改任其他職務。
到了清朝，更是有明文規定：“三品以上的京官以及地方總督、巡撫等子弟不得考取科道官。”“六部”之中的戶部掌管著天下的財政賦稅和工商業，於是就禁止鹽商子弟乃至族人擔任戶部司官和鹽運使官員。
唐朝時期的迴避制度，不僅覆蓋範圍廣闊，而且執行力度嚴格，最大程度地扼殺了官員們的貪贓枉法行為，同時也避免了營私舞弊的潛在風險。
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晚年的時候，曾經寫下了一首《寄題餘抗郡樓兼呈裴使君》，在詩中總結了自己的一生仕途：
“官曆二十政，宦遊三十秋。江山與風月，最憶是杭州。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頭。綠觴春送客，紅燭夜回舟。不敢言遺愛，空知念舊遊。憑君吟此句，題向望濤樓。”
其中“宦遊三十秋”一句的“宦遊”，指的就是古代官員在仕途生涯中，因為任職需要而四處奔波的狀態。
白居易的一生先後歷任了二十個職位，但卻宦遊了三十年，讓他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杭州做官的那段時間，為當地留下了許多有形或無形的財富。
而與白居易並稱為“元白”的元稹，從21歲任職河中府開始步入仕途，到53歲在武昌軍節度使任期上去世。期間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他一共輾轉奔波了七個不同的地方，可以說也是宦遊了半輩子。
對於當時的唐朝來說，一般比較高階的官員都會任職數十個官職左右，如此多的官職調換，也就意味著需要頻繁地搬遷。
唐朝是一個詩歌盛行的朝代，官員中的很多人又是滿腹經綸的詩人，因此宦遊詩便成為了唐詩的一個重要類目。王勃在送別一位即將前往四川出任縣尉的杜姓好友時，專門寫下了《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官員們把自己比作宦遊人，往往是在借用宦遊題材來寄託回憶的傷感，並以此為基調，衍生出了其他的深度內涵。
唐朝時期的首都長安城，是官員們宦遊生涯的一個重要節點。京官和地方官的轉換，以及公差的往來、科舉求官等等，幾乎都離不開長安這座政治中心。
於是，長安城東郊的灞橋就成了士人們迎來送往的據點，人們折斷灞橋河畔邊的柳枝相互贈別。一時間，“灞橋折柳”則成為了送別宦遊官員的象徵，由此可見，宦遊已經融入了當時的官場當中，並且增添了新的意蘊。
隋唐時期以後，做官的文人每到一個地方任職，都會在當地留下許多精彩的詩文和學術著作，提升了當地的歷史文化，這些都與宦遊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例如：
岑參現存的詩詞有403首，其中宦遊送別詩就有125首。賈島現存詩詞有401首，其中與宦遊有關的就有107首。蘇東坡在杭州為官，杜牧在揚州為官，韓愈在潮州為官等等，儘管他們都不是本地人，而是宦遊於此地，卻成為了當地文化的一分子。而在隋朝之前，官員們大多都是在本地任職，尤其是在“九品中正制”的背景下，在地方官府裡任職的幾乎都是本地人。
除了一些極少數的高階官員以外，其他官員也都是在本地選拔的，豪門望族為當地的官府不斷輸送官吏。從而導致了盤根錯節，跨州連郡的地方勢力，這也是門閥士族賴以生存的重要制度保障。
隨著隋唐之後科舉考試製度的興起，規定在全國範圍內選拔官員，同時也在全國範圍內分配官員，這就從制度上打破了“官員在本地任職”的狀況。
因此，唐朝專門出臺了一項制度，叫作“本籍迴避制度”。
所謂“本籍迴避制度”，就是指任職者必須迴避自己的籍貫地，只能到其他地方去任職。
有了這個制度，官員就不能像隋唐時期之前那樣了。只要當官，就必須要按照朝廷制度去外地，稱之為“流官”，這與在本地任職的土官和家族世襲的世官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本籍迴避制度的具體內容要求如下：
1、官員們由朝廷統一調配到全國各地去任職，不能自己選擇去哪裡。2、任期屆滿後必須回到京城，等待朝廷指派新的任務。3、官員們一般不會被分配到自己的籍貫地任職，後期又擴充套件到了籍貫地附近或者配偶的籍貫地。4、除了以上要求以外，官員們在任職的地方不能與當地人聯姻，更不能置辦田產。因此，一旦科考高中之人踏入了官場，也就意味著要做好隨時宦遊的四處奔波生活。
既然朝廷規定了宦遊和本籍迴避制度，就有義務解決官員在任職地的住宿問題。唐朝時期以後的地方官衙都建有後院，供官員家庭食宿和生活之用。
通常情況下，官員前往一個新地方任職的時候，往往都會攜帶妻子、兒女，以及父母一同前去。也就是說，在官員任職的任期內，這座府衙就是他們一家人的家。
而在前往任職地的途中，官員還可以借宿佛寺、道觀，以及遍佈全國各地的驛站等地，目的就是為宦遊的官員提供方便。
唐朝設定宦遊的本質是迴避本籍，目的是加強中央朝廷集權。
而在執行“本籍迴避制度”之前，豪門大族幾乎壟斷了本地的官府，變相霸佔了地方政權，形成了士族的勢力，嚴重威脅到了中央皇權，這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亂世的一大根源。
隋唐時代終結了魏晉南北朝的亂世，用制度來進一步鞏固了國家的統一，其中科舉考試製度、本籍迴避制度就是最偉大的創舉。
這樣一來，各個州縣官衙裡的官員，彙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唯獨沒有本地人，很難再有地方霸權的形成。
唐朝之所以制定“本籍迴避制度”，其意義有以下三個方面：
1、唐朝地方官員的任期一般是四年，四年時間裡，地方官員幾乎無法在轄區內培養自己的勢力，更不可能謀劃割據獨立。
2、官員距離本籍遙遠，就無法利用現有的家族勢力和家族積澱的資源，這些對後世自然也就失去了作用。
在官員最能幹事的那幾十年裡，全部都奔波在了宦遊之中，經常換地方任職，就無法在同一個地方建立起穩固的根基。
根據唐代政治家、史學家杜佑所撰寫的《通典》一書中記載：
“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
正是由於有了隋唐之後的這些制度，源自東漢以來的門閥勢力慘遭打擊，進而一步步走向衰落。
3、宦遊的官員退休之後，都要回歸到自己的籍貫地，這就保證了鄉土的傳統和資源的傳承。
這樣看來，“本籍迴避制度”沒有打擊到州縣社會的根本，科舉考試製度塑造計程車大夫群體最終還是要回歸故鄉的。這就形成了一種新的鄉紳階層，繼續維持著傳統中國古代社會的穩定結構。
來自宦遊背後的任職迴避制度，僅僅是迴避制度中的其中一個方面，本籍迴避制度一直被後來的朝代所沿用。在明朝時期，這項迴避制度執行得最為嚴格，內容規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南方的人要到北方去做官，北方的人要到南方去做官，他們幾乎要穿越大半個中國。
而到了清朝時期，本籍迴避制度則較為緩和了許多，將官員任職迴避的地域範圍縮小到了“籍貫地500公里以內”。除此之外，還規定“福建、廣東等沿海籍貫的人不能前往臺灣任職”。
除了本籍迴避以外，官員還要回避血緣和親緣。
血緣迴避所謂“血緣迴避”，指的就是，近親屬不能在同一個衙門任職，更不能有上下級關係，還不能參與同一個專項工作或者發生直接的業務對接。
若是在具體的執行政務過程當中，一旦遇到了親屬，官員就要主動申請回避。一般來說，這種迴避的原則通常是：“晚輩迴避長輩，平輩官員根據任職的早晚和職務的高低來決定。”
親緣迴避親緣迴避是從科舉考試當中衍生出來的一種關係，科舉考試中的鄉試、會試等流程，就會產生師生關係，通常指主考官和被錄取的考生之間的關係。
因此，這種親緣關係也是需要回避的，兩者不能有上下級關係。在處理同一件政務的時候，一般都是學生避讓老師。
以上種種迴避的本質，一方面是皇權防止朋黨勾結，另一方面是為了防止營私舞弊。
但是，一些特殊崗位的迴避制度則更加嚴格，例如科道官員，他們主要負責引領輿論，監察政務。從唐朝時期開始，朝廷就明確規定了一些措施：“禁止王公貴族的子弟任職科道”。
唐朝宰相杜佑的兒子杜從鬱本來擬任諫官左拾遺，結果就遭到了群臣的反對，不得不改任其他職務。
到了清朝，更是有明文規定：“三品以上的京官以及地方總督、巡撫等子弟不得考取科道官。”“六部”之中的戶部掌管著天下的財政賦稅和工商業，於是就禁止鹽商子弟乃至族人擔任戶部司官和鹽運使官員。
唐朝時期的迴避制度，不僅覆蓋範圍廣闊，而且執行力度嚴格，最大程度地扼殺了官員們的貪贓枉法行為，同時也避免了營私舞弊的潛在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