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系出名門，祖父張佩倫乃滿清大官李鴻章之女婿，那麼張愛玲也就是李鴻章的曾外孫女，這就應了中國古人的那句老話：出一個人才起碼要三代書香門第。不過最好的是這個“三代書香門第”還經歷了由盛轉衰的過程，讓這個未來的“人才”閱盡人間炎涼，結合了貴族與平民的氣質——幸或不幸的是，張愛玲的家世正好符合這個條件：在她祖父張佩綸的晚年，夕陽已經深深籠罩了張家的深宅大院，到了她的父親，更是家道中落，壯志全無，只知吸食鴉*煙了。她的母親，一個有著新思想的女性，難以忍受她父親的墮落，出洋留學，最終與她父親離異。不過，他們還都來得及給自己的女兒傳授中西文化的影響：父親，這位熟悉中國古典詩文和外國文學的封建遺少，對她在中文學習上有過嚴厲的催促；而母親，這位新型的女性，從張愛玲的童年起，便以西洋的藝術、繪畫、音樂、文學給以深深的薰陶。東西方文化的底蘊，培養了她早熟的文學才情。
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改造他們的貼身環境—那就是衣服。由此張愛玲的《更衣記》誕生了。
張愛玲是出了名的愛用衣服來炫耀自己的人，她曾說過，愛逛街，尤其愛在巨大的櫥窗前駐足而流連忘返。我也曾在她的《沉香屑第一爐香》裡見識過，其中寫到葛薇龍在姑媽家裡試衣服，用音樂把各種衣服的質感寫得活靈活現：“毛織品，毛茸茸的像富於挑逗性的爵士樂;厚沉沉的絲絨，像憂鬱的古典化的歌劇主題歌;柔滑的軟緞，像《藍色的多瑙河》，涼陰陰地匝著人，流遍了全身。”張愛玲儼然就是一位研究服飾的專家。但她比服飾研究專家還要強的地方是自己本來就是一位穿衣的先鋒派，敢為人先，使她對衣服有了更為親密的體驗。
文章的1-2段記敘了由曬衣服引起對服裝的回憶，3-13段寫了清代服飾的變化，14-24段介紹了民國時期的服裝特點。乍一看，還以為《更衣記》是一部服裝小史，那她為什麼不取名《近代服裝小史》，我認為這主要是“更衣”與個體有關，是日常的人人都得為之的小事，符合張愛玲關注日常世俗一面的性格。而一旦取名服飾小史之類，研究的性質加強了，反而成為研究者的煌煌大著，失去了靈性趣味，生活意味也隨之淡化了，這是張愛玲所不喜歡的。所以，感性地穿衣，感性地寫自己對於衣服的感性與分析（“分析”改為“感悟”較好，更符合張愛玲這種小女人的追求），才是張愛玲所需要與追求的。張愛玲的《更衣記》記載的是她自己對於穿衣的感覺史，由此來看服飾的變遷，恐怕比讀大部頭的服飾史之類還要親切與過癮（“過癮”改為“富有情趣”較好，“過癮”太直白了）。但在寫作中，張愛玲更重視身體的感覺，然後才寫出衣服的特性。與身體有關的體驗遠比與服飾有關的分析更精彩，因為有了身體，當然也就有了服飾，正是身體的變遷（這一句改為“正是對身體認知的`變遷”如何），引發了服飾的變遷。
張愛玲的《更衣記》透過寫服裝來反映社會現實，“清代服飾沒有什麼時裝可言，流行著極度寬大的衫褲，有一種四平八穩的沉著氣象……”虛寫（這兩字改為“表面上寫”）服飾的一成不變，實寫（這兩字改為“實則寫出了”如何）社會的迂腐，缺乏生機，以及等級制度的森嚴，思想的禁錮。“對於細節的過分的注意，為這一時期的著裝要點”，總是無所事事的中國有閒階級一貫保持這樣的態度：不停地另生枝節，放恣，不講道理，在不相干的事情上浪費精力。“元寶領產生（高的與鼻尖平行的硬領，像緬甸的一層層疊至尺來高的金屬頂圈一般，逼迫女人們伸長了脖子，與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稱）”社會故有規律被打破，動盪激烈，處於無均衡狀態，各趨極端。
張愛玲的《更衣記》是從女人的視角寫出了服飾的變化及其所蘊含的意義。比如在談到劉備的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時，她顯然不滿，暗暗地向女性們傳遞一個看法，意在啟用她們的潛意識，“丈夫如衣服”才是女人努力追求的。為此她還引用了英國作家蕭伯納的話加以佐證，蕭伯納說，多數女人選丈夫遠沒有選衣服那樣慎重，張愛玲補充到，任何一位女子說起她的去年的那件織錦緞夾袍時，也是一往情深的。這一往情深不用在丈夫身上，恐怕就說明了女子的愛衣服，有時候是勝過愛丈夫的。（點評：此段評價不錯！）
還有一種是比較的眼光，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服裝與現代巴黎的服裝，都在張愛玲的論述中。說到巴黎時裝的世界影響，張愛玲認為那是受幾個時裝公司控制的，是一種有組織的實業計劃，反到不如在中國，公眾的幻想往往不謀而合，造成一種勢力與洪流，裁縫們跟著走，最能體現民意。這裡的張愛玲又回到了尊重世俗的層面，一切來自底層的、小市民的興趣愛好，她都有接受的心理準備。
在張愛玲的筆下，女子時裝始終與政治時事相關聯,“這一次的高領卻是圓筒式的，緊地著下額，肌肉尚未鬆弛的姑娘們也生了雙下巴。……直挺挺的衣領遠遠隔開了女神似的頭與下面的豐柔的肉身。這兒有諷刺，有絕望後的狂笑。……”女子的服裝的改變始終跑那個（這三字有點莫名其妙）與時政變化相連，反映女性從服飾到身體，從身體到生存和自由，始終處於男權目光的審視下，處於被鑑賞與被監管的的地位，男性占主導地位的現狀。張愛玲抨擊那樣的社會，為女性吶喊。
細細地看，張愛玲的上述一段話包含的經驗多多，她喜歡時裝，時裝有獵奇追豔的效果，可張愛玲並非一味地喜歡時裝，只有表現了活潑精神的，她才喜歡。民國初年，時裝上也顯出了空前的天真，輕快，愉悅。所以，她在記述中不忘告訴我們：什麼是不應該的。因此，儘管一個人在其他的活動領域失敗，將剩餘的精力投入時裝的創造中，也未必創造了精神的品味與個性的風采。當然，對張愛玲的這段話也要兩面看，一方面，張愛玲這樣說時，是身處時代的混亂中，正如她寫道，“大部分的靈感是得自西方的。舶來品不分皂白的被接受，可見一斑……短襖的下襬忽而圓，忽而尖，忽而六角形”，西方的思想湧入中國，人們全盤接受，表面上似乎與國際接軌，崇洋媚外，骨子裡恪守著中國傳統。軍閥來來去去，馬蹄後飛沙走石，看不到時代的清平，也看不到時裝創造上的起色，才有這樣悲觀的論點。若放置在今天，人類的物質需要得到了極大滿足，人的個性追求得到了全社會的肯定併成為風氣，此時，將剩餘的精力投入服裝的創造，巴黎的時裝週也就週週炫奇鬥豔了，也絕不會再有人大驚小怪了。但即使如此，張愛玲提出的服裝要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仍然是服裝設計者必須堅持的原則。
至於張愛玲強調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那是因為我們不僅選擇了自己穿什麼衣服，這受自己的性格制約，而一旦穿上了這樣的衣服，我們的身體也許會受到這樣衣服的制約，久而久之，從衣服上釋出的資訊，就會悄悄地侵入我們的身體，再由我們的身體浸入我們的靈魂，我們就與衣服合而為一了。我們受衣服的影響，我們即衣服，衣服即我們;衣服成為我們，我們成為衣服。張愛玲力圖從不同時期服飾的特點寫出當時的文化氛圍和社會心理。
張愛玲系出名門，祖父張佩倫乃滿清大官李鴻章之女婿，那麼張愛玲也就是李鴻章的曾外孫女，這就應了中國古人的那句老話：出一個人才起碼要三代書香門第。不過最好的是這個“三代書香門第”還經歷了由盛轉衰的過程，讓這個未來的“人才”閱盡人間炎涼，結合了貴族與平民的氣質——幸或不幸的是，張愛玲的家世正好符合這個條件：在她祖父張佩綸的晚年，夕陽已經深深籠罩了張家的深宅大院，到了她的父親，更是家道中落，壯志全無，只知吸食鴉*煙了。她的母親，一個有著新思想的女性，難以忍受她父親的墮落，出洋留學，最終與她父親離異。不過，他們還都來得及給自己的女兒傳授中西文化的影響：父親，這位熟悉中國古典詩文和外國文學的封建遺少，對她在中文學習上有過嚴厲的催促；而母親，這位新型的女性，從張愛玲的童年起，便以西洋的藝術、繪畫、音樂、文學給以深深的薰陶。東西方文化的底蘊，培養了她早熟的文學才情。
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改造他們的貼身環境—那就是衣服。由此張愛玲的《更衣記》誕生了。
張愛玲是出了名的愛用衣服來炫耀自己的人，她曾說過，愛逛街，尤其愛在巨大的櫥窗前駐足而流連忘返。我也曾在她的《沉香屑第一爐香》裡見識過，其中寫到葛薇龍在姑媽家裡試衣服，用音樂把各種衣服的質感寫得活靈活現：“毛織品，毛茸茸的像富於挑逗性的爵士樂;厚沉沉的絲絨，像憂鬱的古典化的歌劇主題歌;柔滑的軟緞，像《藍色的多瑙河》，涼陰陰地匝著人，流遍了全身。”張愛玲儼然就是一位研究服飾的專家。但她比服飾研究專家還要強的地方是自己本來就是一位穿衣的先鋒派，敢為人先，使她對衣服有了更為親密的體驗。
文章的1-2段記敘了由曬衣服引起對服裝的回憶，3-13段寫了清代服飾的變化，14-24段介紹了民國時期的服裝特點。乍一看，還以為《更衣記》是一部服裝小史，那她為什麼不取名《近代服裝小史》，我認為這主要是“更衣”與個體有關，是日常的人人都得為之的小事，符合張愛玲關注日常世俗一面的性格。而一旦取名服飾小史之類，研究的性質加強了，反而成為研究者的煌煌大著，失去了靈性趣味，生活意味也隨之淡化了，這是張愛玲所不喜歡的。所以，感性地穿衣，感性地寫自己對於衣服的感性與分析（“分析”改為“感悟”較好，更符合張愛玲這種小女人的追求），才是張愛玲所需要與追求的。張愛玲的《更衣記》記載的是她自己對於穿衣的感覺史，由此來看服飾的變遷，恐怕比讀大部頭的服飾史之類還要親切與過癮（“過癮”改為“富有情趣”較好，“過癮”太直白了）。但在寫作中，張愛玲更重視身體的感覺，然後才寫出衣服的特性。與身體有關的體驗遠比與服飾有關的分析更精彩，因為有了身體，當然也就有了服飾，正是身體的變遷（這一句改為“正是對身體認知的`變遷”如何），引發了服飾的變遷。
張愛玲的《更衣記》透過寫服裝來反映社會現實，“清代服飾沒有什麼時裝可言，流行著極度寬大的衫褲，有一種四平八穩的沉著氣象……”虛寫（這兩字改為“表面上寫”）服飾的一成不變，實寫（這兩字改為“實則寫出了”如何）社會的迂腐，缺乏生機，以及等級制度的森嚴，思想的禁錮。“對於細節的過分的注意，為這一時期的著裝要點”，總是無所事事的中國有閒階級一貫保持這樣的態度：不停地另生枝節，放恣，不講道理，在不相干的事情上浪費精力。“元寶領產生（高的與鼻尖平行的硬領，像緬甸的一層層疊至尺來高的金屬頂圈一般，逼迫女人們伸長了脖子，與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稱）”社會故有規律被打破，動盪激烈，處於無均衡狀態，各趨極端。
張愛玲的《更衣記》是從女人的視角寫出了服飾的變化及其所蘊含的意義。比如在談到劉備的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時，她顯然不滿，暗暗地向女性們傳遞一個看法，意在啟用她們的潛意識，“丈夫如衣服”才是女人努力追求的。為此她還引用了英國作家蕭伯納的話加以佐證，蕭伯納說，多數女人選丈夫遠沒有選衣服那樣慎重，張愛玲補充到，任何一位女子說起她的去年的那件織錦緞夾袍時，也是一往情深的。這一往情深不用在丈夫身上，恐怕就說明了女子的愛衣服，有時候是勝過愛丈夫的。（點評：此段評價不錯！）
還有一種是比較的眼光，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服裝與現代巴黎的服裝，都在張愛玲的論述中。說到巴黎時裝的世界影響，張愛玲認為那是受幾個時裝公司控制的，是一種有組織的實業計劃，反到不如在中國，公眾的幻想往往不謀而合，造成一種勢力與洪流，裁縫們跟著走，最能體現民意。這裡的張愛玲又回到了尊重世俗的層面，一切來自底層的、小市民的興趣愛好，她都有接受的心理準備。
在張愛玲的筆下，女子時裝始終與政治時事相關聯,“這一次的高領卻是圓筒式的，緊地著下額，肌肉尚未鬆弛的姑娘們也生了雙下巴。……直挺挺的衣領遠遠隔開了女神似的頭與下面的豐柔的肉身。這兒有諷刺，有絕望後的狂笑。……”女子的服裝的改變始終跑那個（這三字有點莫名其妙）與時政變化相連，反映女性從服飾到身體，從身體到生存和自由，始終處於男權目光的審視下，處於被鑑賞與被監管的的地位，男性占主導地位的現狀。張愛玲抨擊那樣的社會，為女性吶喊。
細細地看，張愛玲的上述一段話包含的經驗多多，她喜歡時裝，時裝有獵奇追豔的效果，可張愛玲並非一味地喜歡時裝，只有表現了活潑精神的，她才喜歡。民國初年，時裝上也顯出了空前的天真，輕快，愉悅。所以，她在記述中不忘告訴我們：什麼是不應該的。因此，儘管一個人在其他的活動領域失敗，將剩餘的精力投入時裝的創造中，也未必創造了精神的品味與個性的風采。當然，對張愛玲的這段話也要兩面看，一方面，張愛玲這樣說時，是身處時代的混亂中，正如她寫道，“大部分的靈感是得自西方的。舶來品不分皂白的被接受，可見一斑……短襖的下襬忽而圓，忽而尖，忽而六角形”，西方的思想湧入中國，人們全盤接受，表面上似乎與國際接軌，崇洋媚外，骨子裡恪守著中國傳統。軍閥來來去去，馬蹄後飛沙走石，看不到時代的清平，也看不到時裝創造上的起色，才有這樣悲觀的論點。若放置在今天，人類的物質需要得到了極大滿足，人的個性追求得到了全社會的肯定併成為風氣，此時，將剩餘的精力投入服裝的創造，巴黎的時裝週也就週週炫奇鬥豔了，也絕不會再有人大驚小怪了。但即使如此，張愛玲提出的服裝要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仍然是服裝設計者必須堅持的原則。
至於張愛玲強調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那是因為我們不僅選擇了自己穿什麼衣服，這受自己的性格制約，而一旦穿上了這樣的衣服，我們的身體也許會受到這樣衣服的制約，久而久之，從衣服上釋出的資訊，就會悄悄地侵入我們的身體，再由我們的身體浸入我們的靈魂，我們就與衣服合而為一了。我們受衣服的影響，我們即衣服，衣服即我們;衣服成為我們，我們成為衣服。張愛玲力圖從不同時期服飾的特點寫出當時的文化氛圍和社會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