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所以沒有像南韓一樣被財閥控制，還得感謝一個人，他就是遠東軍總司令、美軍亞洲戰場負責人麥克阿瑟將軍。

甚至有人稱他為“日本太上天皇”，不過想想確實如此。

看完日本、南韓的發展史，就能很清楚的明白，為何日韓兩國財閥跟政府之間，有如此大的差異。

接下來，麥克阿瑟就對日本四大財閥（三井、住友、三菱、安田）動手了，他開始拆解四大財閥，使之前家族化、中心化、繼承化的財閥，逐漸變得公開化、透明化，並且競爭相對公平很多。

逐漸，四大財閥演變成了六大財團的局面。

六大財團：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銀

看到這裡，你就能明白，因為有麥克阿瑟的存在，所以不管是日本財閥還是政府，他們當時的臨頭上司是美國。

也就是說，日本財閥跟政府是相互合作，共同認可的合作伙伴。

朴正熙最後奪得政權，由於百廢待興，所以他決定藉助財閥的力量，使得南韓經濟迅速回暖且攀升。

也就是在那會，政府跟財閥開始了合作關係，因為當時的南韓財閥，並沒有被改造，也就是類似於日本以前的財閥，所以具有封閉化、中心化、繼承製的特性，而且幾大財閥之間互相合作，其實說結盟也可以。

南韓經濟突飛猛進，自然這些財閥的勢力也是如此，在經濟方面不用多說，這些財閥甚至可以干預南韓司法。

也就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意思，除非政府冒著南韓經濟倒退的風險，並且在短時間內以雷霆手段全部清除幾大財閥，否則不太可能推翻財閥。

這只是建立在其他國家不插手的情況下，但南韓建立之初，又是由美國扶持的，所以你懂的，財閥不是你想動，想動就能動。

再來看這張圖，李明博（總統）竟然給李健熙鞠躬，足以說明，南韓財閥的勢力，到底有多強大。

李健熙：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之三子。

南韓政府跟財閥之間，雖然初期是合作的同事，但雙方卻一直要內鬥，一方看上去地位高大上，但實際能力不夠。

另一方雖然看上去地位矮了半級，但業務能力強大，沒了他們，除了公司業績下滑之外，幕後大老闆也會不開心，所以時不時就會內鬥一下。

沒有這樣的事情，不論在哪個國家，最強大的暴力機器都是在政客或者政治家的手裡，財閥和富豪在和政府打交道時總是處於從屬的地位，並不能真正的挑戰政治權力。

南韓和日本，是東亞地區民主化最成功的國家，這一點我們應該大大方方地承認，而不應該子虛烏有地編排一些不存在的事情。

如果出現了這種歷史悠久的家族企業，從另一個角度，可以看成是社會保持了長期穩定的結果，要不然，一次底層的革命或造反，就可以將他們的財產剝奪得一干二盡，日本天皇皇位傳了超過2500年，這種政體的優劣且先不表，但是，會讓平均壽命不超過300年的中原王朝無法比擬的。

日本和南韓之所以有這種巨無霸的家族式企業，這主要是源於民間盛行的嫡長子繼承製，這樣的傳承使企業不致被多個子孫所拆分，才最終能儲存下來。

更主要的原因，這些所謂的財閥或者巨無霸企業，之所以能做這麼大，那很大程度上是市場競爭和選擇的結果，像三星三菱住友等大企業，能做這麼大，並在世界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並不是依靠政府獲得了壟斷地位，而是和它們的技術實力相吻合的一個狀態。而如果一個企業真的靠操縱政府而獲得壟斷或獨家經營的權利，通常只會在國家內部有效，國際市場是會讓它露出原形的。如果南韓和日本的政府都是為財閥背書站臺的，那麼樂天、大宇等又如何會破產，像日本曾經無比輝煌的東芝，日立、夏普等家電巨頭，又怎麼會落到今天下午的窘境？反而是這些企業在當年韓日經濟高速成長的過程中，還得到過政府的大量援助，說起來，還是政府控制著這些企業，根本不存在日本南韓被財閥控制的這種可能。

南韓在此前確實有過軍人獨裁的時期，這樣的形態其實更不易產生財閥控制政府的可能，畢竟獨裁權力更容易使用暴力解決問題，這時個的經濟權力更像是砧板上的一盤菜，要本不可能控制政府，何況現代南韓從建立那時起，就有一個基本的憲政框架，想通過經濟力量控制國家那代價可能沒有哪裡個企業願意承受，因為通過尋租獲得的好處，只要一次選舉中，自己的代理人沒有上臺，就有可能此前所有的投資化為泡影，甚至還會被追究法律責任，這樣通過合法的市場競爭掙得的錢它不香嗎？為什麼要控制政府呢？

現在，三星集團佔據了南韓五分之一的國民產值，按理說在南韓是隱形的最高權力者，但是，當朴槿惠“閨蜜干政門”曝光之後，受到牽連的三星集團，乖乖接受了政府的一切調查，掌門人李在鎔鋃鐺入獄，一點脾氣也沒有。如果真控制了政府，會有這等事發生嗎？

為什麼有的人會有這樣的認識，認為日本南韓政府被財閥控制，美國被軍工利益集團控制？最根本的原因，是這類人的思維還停留在熟人社會，還不能理解契約型社會的執行規則，認為當代人的社會關係還受血緣所決定，但是，只要是進入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主要就是一個契約關係，而不是靠一種血緣群團的方式來獲得利益的最大化。

和認為是財閥控制了南韓一樣，軍工集團、骷髏會、羅斯柴爾家族，石油美元霸權.....這些都被某些人認為是控制世界的決定性力量，但是，在一個眼界開闊的人看來，世界的複雜性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結果，而不是受個人眼界侷限的某種熟悉的事物就可以決定。

南韓的政治風雲背後都有南韓各大財閥的操縱，表面上是一場場政治風波，實際上是各大財閥間的經濟博弈，當然有時也是南韓財閥面對世界經濟挑戰時強制政府作出的有利經濟政策。

大家熟知南韓財閥有三星、現代、LG、起亞等，所謂財閥，有如下幾個特點：1.家族企業且保持世襲、2.集團規模龐大、3.業務包含民生的各個方面、4.與政府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如此，我們也知道，日本也有很多類似的財閥，如今日本的六大財閥包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銀。

然而，我們看到日本的政商兩界卻全然沒有財閥干預政治的行為，他們在世界上呈現的結果就是一個詞：一派和諧。

我要說，日本的財閥對政治不會沒有干預，只是日本財閥的“吃相”要好於南韓罷了，在本質上是一丘之貉。

兩國的背後都有一隻更可怕的大手在參與他們的政商博弈，那就是美國。

二戰結束後，美國對日本進行了全面的經濟管控，它將日本當時的幾家財閥重新洗牌，最後呈現出了現在的日本財閥格局。

也就是說，日本的財閥已經失去家族性，背後是美國在參與其運營，整個財團的領導層已經變成了任免自由的管理局面。

所以，日本的財閥給人的感覺是公平自由的形象。

正由於財閥的性質不同，日本財閥干預政治的行為就必須要藏在桌面下面，而南韓則顯得更加囂張跋扈。

南韓財閥的實力是不容小覷的，以三星為例，一年的收入要佔到整個南韓GDP的兩成以上，旗下的業務包羅永珍，李在鎔打個噴嚏南韓都要抖一抖。

日本的政治局面特別有趣，首相一屆屆的頻繁換人，很多人都以為是政治局勢導致的，但實際上和南韓一樣，都是財閥們在背後搞得鬼。

比如1955年，鳩山內閣的倒臺，就是因為三井財團旗下的東芝公司搞得鬼。

日本的每條政令都需要詢問六大財閥掌門人的意見，根本不會出現逾越財閥而獨立出來的政治策略。

無論南韓還是日本，財閥們干預政府的行為都是一種必然，只是背後的歷史原因讓他們的行為一個在明，一個在暗，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

這裡一定要看到美國在背後的操縱，之所以兩國的財閥可以凌駕於政治之上，就是因為美國才是財閥背後的黑手，因此，政府對財閥才有顧慮。

關於財閥政治，南韓是比較多。南韓政壇都是亂象頻繁，總統乃高危職業，這是因為總統都是政府與財閥鬥爭的犧牲品，政壇亂象頻繁滋生。比較有代表性是南韓前總統盧武鉉，下定決定整治財閥，卻最後被財閥弄死。當總統與財閥同流合汙，民眾憤怒時候也把總統當替罪羊，比較典型就是朴槿惠因“親信干政案”入獄！

國際對財閥定義標準是家族企業，企業掌握在有血緣關係的一群人手中，經營範圍廣泛覆蓋員工的生老病死，可以通過政治獻金、直接參選、助選等方式來干預政治，對本國政壇具有巨大影響。

在這裡，南韓與日本都具備財閥政治的特徵。在南韓富有代表性的財閥集團有現代、三星、SK、LG。尤其是三星集團的產品覆蓋了電子、化學、機械、金融等領域。所以，南韓的名言就是“南韓人一生無法避免三件事：死亡、稅收和三星”，寥寥幾句話可以看到財閥集團對南韓經濟的控制力。

日本財閥也比較多，如日本的四大財團就是三菱、三井、安田、住友。日本是財閥政府，卻沒有如南韓一樣被財閥統治，還在於日本權力比較均衡，財閥與政府達成了一致。

現在，就分析同為東亞的國家，同樣也是民主選舉制的政治，為什麼日本政府沒被財閥控制？

日本的財閥也算不上財閥，財團是比較適合。日本人沒有南韓人強烈的家族與血統觀念，在企業集團接班人上，往往還是採取推選制度。所以，我們也猜不透日本財團接班人是誰，南韓財閥接班人我們都會知道，因為這是世襲制，都是子承父業。

由於南韓財閥的集中保守，容易有腐敗現象出現。日本由於權力分散，資訊透明，杜絕了暗霜操作現象的出現。所以，日本財團給人感覺是幾個公司合作的平臺，財團發揮就是組織與協調的作用，使人忽略了財團存在。如東芝、豐田、三井物產等屬於三井財團，可是人們也往往忘記了三井財團的存在。

南韓的起源，就是二戰之後李承晚在美國扶持之下建立的政府，沒有自己官僚集團班底與實力，這使得勢力弱小。南韓財閥都是朴正熙為了發展南韓經濟，使本國企業與美國資本相結合發展起來的壟斷企業。南韓財閥控制著南韓經濟，當官閥與財閥在對抗過程中，當官閥集團悖逆財閥的意圖或者背後美國大佬的意願，就會被抓下辮子下監獄或者判刑，最好例子就是盧武鉉與朴槿惠。

南韓財閥由於掌握社會大部分資源，企業實施就是一種封建+資本相混合的金字塔管理模式，對儒家文化忠誠極端應用在企業管理中，強調是一種上下級之間絕對命令的服從。如南韓的明星藝人制度，三星中國公司員工下跪求經銷商幫推銷產品，都是典型的體現。

近幾十年來，南韓的局勢一直很不平穩，甚至可以說是亂象頻出。導致這種亂象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財閥與政府的長期鬥爭。伴隨著左派與右派的交替上臺，財閥與總統間的鬥爭時而出現，也讓下臺後的前任總統極容易遭到清算，難得善終。

最近幾年，安倍晉三在日本人望頗高，首相位置坐得很穩，讓我們幾乎已經忘記了日本曾經的亂局，回想安倍之前的日本，首相如走馬燈一般辭職下臺，二戰後的75年時間裡，日本誕生了53任首相，有的也就在位兩三個月。

從財閥對政局的掌控來看，兩國並無本質不同，但是這與大眾的認知卻有著明顯的差異。南韓財閥隻手遮天，一直給外人以負面的形象，而日本財閥為何會默默無聞，時常讓人遺忘呢？

在二戰以後，美國將日本控制在手中，北韓戰爭以後，美國又將南韓控制在手中，兩個國家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利益代言人，而兩國經濟也是在美國的扶持下成長起來的，看起來相似的兩個國家，骨子裡也有不同。

如果說美國對日本的控制能達到八分，那麼對南韓的控制恐怕也就在五分左右。

就比如，盧武鉉上臺之後，積極推動半島和平程序，削弱財閥勢力，處處與美國唱反調，下臺之後，財閥捲土重來，支援李明博上臺，清算盧武鉉，最終逼得盧武鉉跳崖自殺。

李明博與朴槿惠都是財閥扶持下的南韓總統，最大程度地捍衛財閥的利益，為財閥看好家，守好門。而文在寅上臺之後，又將李、樸二人送進監獄，重啟與財閥的鬥爭。

最近幾年，南韓財閥惡名昭彰，李勝利案、張紫妍案，以及留下謎團的崔雪莉之死似乎都在告訴世人，南韓這樣一個民主國家在面對財閥的特權時是多麼地蒼白無力。而文在寅對財閥勢力的無可奈何，又讓人感到了一絲淒涼。

相比之下，日本的情況就要好得多，多年以來並未爆出什麼醜聞，似乎已經成為了隱藏在民間的透明人，很少被人提及，這說明，日本財閥的影響力遠不及南韓。

而日本財團相比之下就要弱得多了，日本的三井、富士等公司都是公眾公司，採用現代化的治理方式，家族勢力對公司的影響力很小，日本的財團很多時候更像是一個協調各方經濟勢力的平臺，自然也就不會像南韓財閥一樣，說一不二了。

說起日本的財閥政治就不得不說一下日本最為著名的四大家族財閥。它主要包括三菱、三井、往友、安田。這四大財閥憑藉家族資本控制的總公司為核心，再逐層延伸至直系企業或者旁支企業，形成巨大的“康采恩”。

不同於日本的四大財閥，南韓為五大財閥。分別為：三星、現代、大宇、東喜金星以及SK。其中僅三星的年銷售額就佔南韓的GDP總量四分之一左右。五大財閥合計佔了南韓總GDP的三分之二。

首先：

南韓的軍隊指揮權真的在自己手裡嗎？難說。南韓的財閥，很有可能都是背後是美中國人在控制。南韓總統直接淪為財閥代言人，例如之前的朴槿惠等人。“薩德”系統在南韓的安裝，能沒有美中國人的影子嗎？可笑！

其次：

南韓在二戰時期注重軍事個重工業，但是當局者又缺乏強有力的經濟支援。當局者為了彌補緩解這一局勢，只能依賴於當時的財閥。這樣就行成了所謂的官商相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助長了財閥的士氣，側面也反映出了當局者的衰敗。

然後：

在我看來日本之所以出現財閥掌控的局勢雖比不上南韓的風氣。主要原因是，日本自古以來從大滬開始，就注重家名而並非血統。例如掌權者出現了大名出錯或者絕嗣，將軍就會將自己的孩子過繼過去，堂而皇之起到了佔財產得說法。雖然當局者換了不少血脈，但是家名仍在。

最後：

在我看來，日本的當局者所通知的形式是一種小型的美國掌權者所統治的形式。兩者幾乎沒有太大的區別。

南韓和日本的不同在於，南韓完全依賴於美國，南韓的財閥集團完全想要更大權利，一家獨大。而日本呢，日本的財閥者仍看重本國利益，仍然認為自己是日本人。

都是所謂的財閥政治，雖然日本沒有像所謂的南韓那樣劇烈，但是日本當局者仍然要自立。多多發展各種重工業和輕工業，提高本國GDP，增強自身勢力。

切勿使得財閥風氣助長，造成財團控制經濟，操縱政治。不過南韓的經濟水平還是不錯的，是吧！但是，我們在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原則，對於一部分人做的一些迷糊事，我們還是要堅決抵制。

日本國家制度現代化比南韓早，南韓政界被財閥控制是因為它還處在政治生態的上一個階段，純粹的政治家族還沒出現。

什麼是政治家族？就是純粹搞政治，靠政治吃飯的家族，它們是在財閥競爭政治地位的過程中逐漸出現並壯大的。

財閥的政治競爭達到一定階段後，代言人出現了，財閥慢慢轉到幕後操控。這些代言人開始只是提線木偶，但他們一直在公眾面前，在輿論面前，他們開始有了一定話語權和野心，也就逐漸與財閥脫鉤，或者利用不同財閥達到自己的目標。他們慢慢從財閥給發工資變成了財閥提供政治獻金，他們的政治主張不再只為滿足一個財閥而是一個群體。

代言人有了穩定多元的收入來源，不再因為只服務於一個財閥而面臨被拋棄的風險。於是代言人變成了真正的政治人物，成為一個穩定的職業，這個職業不需要勞動，但需要操控公眾輿論，自然需要更多更大的勢力和發聲渠道，自然是家族化最穩妥，再加上任何事物都有逐漸集中化的趨勢，以家族為單位集中也是利益最大化和最穩固的。

日本的安倍家族，麻生家族，還有小泉家族無不如此。美國也是，布什家族，克林頓家族，肯尼迪家族。。。。。

南韓實際上也開始了政治家族化傾向，比如朴槿惠，她父親也是南韓總統。不過南韓政治領域還是財閥話語權更大，政治人物還沒脫離財閥。比如李明博就是現代集團的代言人。

為啥南韓總統下臺後往往會攤上官司，鋃鐺入獄？就是因為他們代言的只是一個財閥，更換總統實際上就是不同財閥輪流坐莊，牽扯到的真金白銀實際利益非常緊密，打壓前任莊家自然是從代言人開刀。

南韓畢竟太小，經濟規模有限，幾家大財閥一分就沒了，搞政治要麼投靠這家，要麼投靠這家，否則就很難生存，所以很難出現政治家族。而日本美國的經濟體量足夠大，財閥相對沒那麼強，政治人物自然有了操作空間，也就有了脫離財閥獨立發展的可能。

下面一些朋友的回答各有道理，但個人認為關鍵的一點沒人點到。

日本古代社會很大程度上借鑑了中國體制，但唯一沒有借鑑的，就是對打破門閥和社會階層界限最有力的科舉制度，從大化時代開始的等級制非但未弱化，反倒隨著江戶時代的兵農分離，將底層最後一點點上進的階梯也封閉了。明治維新雖然引入了新體制，但在打破社會階層方面卻相當有限，只是通過設立一個“新華”的階層，將一批新貴塞入特權等級，同時通過取消武士等級，讓底層武士繼續“下沉”，而士農工商的分離，和特權的固化卻根深蒂固。

這就造成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即在日本，政治門閥大多出自華族和新華族，這些人要麼是古代皇族、朝臣、大名和上層武士家族，要麼是明治以來的勳臣新貴家族，他們中大多數不屑涉足商界（歷史上就很另類的外樣大名島津家搞出個島津丸紅株式會社算是個例外，武田旁支有賣醬油的，織田家寧可去滑冰也不屑從商），相反，商界巨頭要麼白手起家，要麼源自江戶時代的商人家族，它們有錢、在商界可以呼風喚雨，但對政治的影響極為有限。

簡單說，日本其實是“門閥政治”，而不是“財閥政治”，商人有錢，在經濟領域有影響力，但在經濟以外的影響力並沒有那麼大。

而南韓則不同。

歷史上南韓同樣是借鑑中國體制、卻偏偏沒有借鑑科舉制度，反倒強化等級階層的社會，其兩班體制也好，對各階層“互聯互通”的嚴格限制也好，都較古代日本有過之無不及。

但近代南韓卻先後經歷日本殖民統治和美國實際上的軍事管制，其原有的特權階層乃至整個等級框架，都在這兩次“輸入性打擊”下土崩瓦解，戰後是仰賴一種獨特的買辦體制重構了社會，在這種體制下，充當外國資本和國內產業、社會橋樑的財閥，就自然成為新體制的核心和關鍵，“財閥共和國”也就應運而生了。

舉箇中國的例子吧：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曾佔領廣州，並在廣州內外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聯軍委員會”，在這個傀儡政權裡，發揮關鍵作用的中中國人並非掛著兩廣總督職銜的正牌官僚柏貴，而是脫胎十三行的昔日買辦、大班們——因為這個傀儡政權是要靠著洋人的，而和洋人打交道最多的，正是這些買辦、大班。

而這也就決定了南韓眾多資源都要高度集中在那些大財閥們手中，其中自然少不了政治資源。財閥經濟的出現，給南韓政治帶來了很多弊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歷屆南韓總統不得善終的結果。

可能有人要問了，為什麼南韓政府不下大力度廢除財閥經濟體系呢？南韓不是不知道廢除，他們也知道財閥經濟給政治上帶來了眾多弊端，甚至之前也曾努力廢除，不過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原因在於，目前的南韓社會和老百姓早已離不開他們了，所以當下的南韓政府只能任由財閥經濟發展下去。

早在二十世紀中期，日本的經濟就開始飛速發展，不僅在國內，就連眾多亞洲國家都有很多日本公司的生產基地。

其中有六大商社，他們霸佔了整個日本對外貿易的一半左右，而這些商社就像是上面提到的南韓十大財團一樣，是整個日本的經濟命脈，不可或缺。

日本的三菱集團距今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不僅在汽車行業成就突出，在船舶、能源、化工等產業也取得了眾多成就，旗下有很多子公司，三菱公司早就打入了世界各國。

同樣是日本的老牌企業，和三井集團歷史差不多的住友公司涉及的領域主要在金融、鋼鐵化工、航空領域等等，但住友公司主要針對日本本土的服務。

其他的三家公司，三和公司主要涉及農業、化工、電信等領域，特別是化工領域，三和公司可是日本化工業的領頭羊。

富士集團主要正對電子數碼和汽車兩個領域，在中國非常出名的佳能、尼桑、日立都是富士集團旗下的公司。

可以看得出，日本的這幾家公司，大到航空航天，小到人們的日常食品無處不在，基本上將整個日本的各領域都觸及到了。

雖然這六大商社非常有錢，對日本的經濟影響很大，也同樣是日本國民離不開的，但是，日本和南韓不同，六大商社對日本政治的影響非常小。

原因在於日本國內的制度，眼前日本的政治制度雖然和美國三權分立不完全相同，但是也大同小異，這就影響到了六大商社，他們各司其職，同時又相互制約，想要違背老百姓的意願控制政府決策是不現實的。

其實資本主義國家基本都是財閥政治，比如美國的十大財閥。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業銀行六大財閥。

他們都會給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獻金，然後通過對政策施加影響，從而獲得豐厚的回報。財閥與權閥的合作共贏，在美國、日本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公開的祕密。

而南韓也是資本主義國家，但為什麼財閥政治到了南韓卻水土不服，屢屢出現政治醜聞呢？其實問題的關鍵就出現在財閥體制上。

眾所周知，朴正熙二戰時期是個“小鬼子”，他發生政變後，曾經的“韓奸”兄弟們也一起得道成仙，南韓的政壇就全變成了親日派。

朴正熙為了發展經濟，開始引進外來資金，這其中當然首選“老主子”。於是在親日派通力合作下，扶持出了三星、LG、SK、現代、樂天等五大財閥。

為了防止這五個“野孩子”以後被南韓人清算，親日派將“不得調查資產5萬億以上企業”的規定，寫進了憲法。

介紹完南韓財閥的來歷，再說回南韓與日本財閥政治的不同。日本財閥、權閥合作雖然有利益輸送，但總的大方向都是為了發展國家經濟，此次之間並沒有多大沖突。

而南韓則不同，南韓的權閥分兩派：親日派與本土派。在正常情況下，兩派無論誰上臺，都會和財閥合作。

親日派大多會選擇妥協，比如朴槿惠與日本簽訂《日韓軍事情報共享協議》、《慰安婦協議》等等，就是妥協的產物。

出賣了南韓的利益，本土派自然不答應，於是就伺機清算朴槿惠。

而本土派上臺道理基本相同，在外交政策上不能向日本傾斜，財閥就與親日派合作打垮本土派。如此迴圈往復，就形成了南韓政壇亂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