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以為，這個說法和“詩窮而後工”說法近似。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詩人們用他們的經歷告訴我們，你被生活碾壓，才會被激發出驚天動地的情感。

李白夠人前顯貴吧，高力士都被碾壓，可是仍舊賜金放還；杜工部沒有“麻鞋見天子”，沒見識“國破山河在”，怎麼成為一代詩聖？

如果司馬遷沒有宮刑的奇恥大辱，又如何誕生“史家之絕唱”？

一切的一切，只因為現實面前的不甘，只因為我志在雲端，世人卻將我踩入泥潭。

而那份悲憤，你可能看得見，也可能看不見。文革後的朦朧詩人，哪一個不是經歷的黑色革命的洗禮？或者你覺得他們有的詩歌Sunny而乾淨，殊不知，他們是把內心的苦楚掩藏起來，給人看最善最真的一面。這是詩人們對世界對大的敬意呀。

我有時想，中華民族經歷了多少苦難才孕育了這些偉大的詩人，而中國，沒有這些磨難，有如此偉大的韌性的民族精神嗎？

疫情期間，逆風而行的人們心中，懷著怎樣的孤絕和勇敢？相信不懂詩歌的人也會懂得吧。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Murano終不還。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有些詩本來就激盪著悲憤和勇往直前。有些詩，你看著平和，但終歸是經歷了風雨的心靈才能夠醞釀出來。

所以，悲憤出詩人，這是我們傳統詩歌創作歷程的必然結果。悲憤出詩人，我們民族精神在詩歌中的體現。致敬，那些用生命和熱血寫詩的戰士們！

這句話還是有一定的道理，還有句話叫“國家不幸詩家幸”，這兩句話可謂異曲同工。

悲憤之人，往往都有著悲憤的經歷，而其中的磨難和悲憤往往積壓了太久，無人傾訴。有的人生坎坷，歷經磨難，比如東漢的蔡文姬。她十幾歲就守寡，後來國家戰亂，被匈奴左賢王擄走。期間必然遭遇戰亂之苦，被欺凌之苦。曹操統一北方後，花重金把她贖回，雖然離開家鄉十幾年，她無時無刻不在懷念家鄉，想著有朝一日能夠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鄉。但是回到家鄉，就得面臨骨肉分離的痛苦。這許多的痛苦都是當時的客觀環境造成的，但是有誰會來替她為他的遭遇買單呢？這其中的悲憤之情都被她寫成了《悲憤詩》。蔡琰真是悲憤出詩人的典型了。

還有的抑鬱不得志的，比如陸游，辛棄疾。他二人都滿懷報國之情，卻無處施展。這所有的憤懣都被他們寫在了詩裡。

還有的被感情困惑，思念愛人，這份愛情的執著也被寫在詩作，比如蘇軾思念亡妻王佛作的《江城子》，元稹思念妻子韋叢作的那兩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等等。

總是，感情越是波折，仕途越是坎坷，人生越是不順的人，總是容易把詩詞作為精神寄託，抒發心中的悲憤。所以，悲憤出詩人是有道理的。

我們古代的詩，最早是從《詩經》開始的。杜甫曾經說過:“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就是在說才情過人，招致恨意。所以後來提到創作，很多人都會覺得是簡單的不平而鳴和苦難磨礪。

但其實我們瞭解詩歌這種創作就會發現，好的一首詩基本是和作者的認識、創作背景、文字特點和作品延伸分不開的，並非只是苦難。

我在這裡，更願意相信，悲憤是一種自省，是為詩歌豐富它的種類，我從兩個方面說一下這種“悲憤”。

臺灣著名超現實主義詩人洛夫認為：一個現代詩人在成熟之前，必然要經歷長期而艱辛的探索和學習階段，而過去積累的文化，才是我們主要探索和學習的主要物件之一。

所以他才會一直強調:“用最傳統的寫法，寫最現代的詩。”

我想洛夫這句話是想表明，中國古典詩中蘊含著豐富的東方智慧，人文精神，高深的境界，以及中華民族特有的審美樂趣。

洛夫這種向古典學習的特點，其實就是為了彌補自己在寫作裡面曾經存在的缺憾:古典有餘，舒緩不足。

這首《小樓之春》就是洛夫最早的作品。

以暮色裝飾著雨後的窗子，

我便從這裡探測出遠山的深度。

每一個窗格里嵌著一角幽冷的記憶，

像春蠶，我自縛於這猶醉而未醉的夢影。

這小樓曾收藏過三月的風雨，

於今，我卻面對蒼茫哭泣那滿山的落紅。

不是為了死亡，而是為了新的成長。

燭火隱隱，壁上畫幅裡的青煙繚繞，

唉！又是簷滴，滴穿了長廊的深沉。

沒有留下一句話，燕子將歸去，

遠行人惦念著陌頭上的楊柳。

雖然這首詩體現出了洛夫深厚的古典文化修養，但是其中的“落紅”、“哭泣”，依然讓人覺得過於幽怨和憤懣。

而後期的洛夫，詩歌多了一抹禪意與平淡，這都是來自閱讀王維的詩歌受到的啟發。

他在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研讀了王維等唐人的詩，其中還包括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和嚴羽的《滄浪詩話》，發現盛唐不少詩人的詩已達到禪的境界，詩禪一體，而自己還是有“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嫌疑。洛夫決心改進自己的文風，所以在《走向王維》裡面，體現了蛻變之後深深的禪意。

一群瞌睡的山鳥

被你

用稿紙折成的月亮

窸窸窣窣驚起

撲翅的聲音

嚇得所有的樹葉一鬨而散

空山

闃無人跡

只有你，手撫澗邊石頭上的溼苔

洛夫這首詩前面一句顯然是致敬王維的《鳥鳴澗》。“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這裡洛夫通過景色裡面的移情描寫以及手撫石頭上溼苔的冥想，來頓悟生命存在本質的禪，而這與訴諸潛意識的超現實主義是相通的。

這首詩中的超現實主義表現方式，並沒有多麼晦澀的意象，只是用俏皮的擬人手法就讓文字更多了一些妙悟。“撲翅的聲音，嚇得所有的樹葉一鬨而散。”，這體現的就是深深的生機。

可以說洛夫就是因為這種努力彌補缺憾的品質，才成了一代“詩魔”，他努力拓展自己的格局，給詩壇注入了新的血液。

詩歌從文體上說是最為簡潔的，但是卻有著跳躍性的思維，訴說最動人的故事。因此，它在所有熱愛文學的人心中都有一席之地，很多膾炙人口的詩歌，都對我們產生了深遠影響。

就拿《再別康橋》來說，這是徐志摩的代表作。看起來是簡單的抒情詩，但是瞭解這段背景後會發現，這首詩最早刊登於1928年12月的《新月》刊物上。

而那個時候，徐志摩正因為有過西洋留學經歷，正在東吳大學、光華大學擔任教授。其中有一句“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條水草。”英文翻譯是"In the gentle waves ofCambridge，I would be a water plant!"這個Cambridge，就是徐志摩當年留學過的劍橋！

因為，創作背景是幫助我們理解作品的重要因素。我們只有把作品與作者創作的時間、地點及其當時的生活、思想聯絡起來，才能體驗其中感情。

這個在教學上被稱為知識遷移，體現在課堂上就是老師會適當提一下當時的社會環境和主人公的成長環境，讓學生可以更容易把握詩歌裡面細膩婉轉的其他情感。

或許看到這，你會納悶，為什麼要這麼費勁地去了解一首詩，因為我覺得，真正寫詩的人需要激烈的情感，和無盡的尊重，剩下的才是那一點天賦。

不去深挖，只會對詩歌有著想當然的看法，自然也不會真正理解，這樣連熱愛都不算，哪裡會是一個詩人呢？

縱然提到了這些因為悲憤構成詩人的前提，但是不可否置，詩人的纖細和敏銳的確是繆斯才有的饋贈。世界對大眾來說可能是明顯的，也很清晰與固定。但是對他們來說，這世界就多了一層裹著紗布的曼妙。

有人說，詩歌是情感與思考的交融，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喜愛詩歌也會被這種火焰炙燒，會被大水淹沒，這看起來就有無法避免的悲慼。

但是我覺得寫詩的人就是因為這種悲慼才偉大，他們能在人群中把自身提到一個真正的高度，用最謙遜、嚴謹的態度對待他們的寫作事業，這才是“悲憤出詩人”。

為什麼，有人說，悲憤出詩人，偏不偏，概，概不全。悲憤不過是一種比如，沒有體悟，沒有大情懷，大格局，憂國憂民的境界，不過庸俗輩也，李白，字太白，一生豪邁，敢做敢當。文人貴在骨氣，非乏乏庸俗輩所見解也！文人重在氣節，非物質銅臭可比擬也！

在李白的一生中，仕途與詩名被唐玄宗賞識，賞官，可文人的傲骨，作出了要國舅展墨，高力士展扇非常舉動，李太白，雖詩名震爍古今，然權貴排擠，被迫斗酒作詩，以討皇帝歡心。

有詩為證：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這首詩是被迫作下，此後李白心灰意冷，文人傲骨使然，辭官退去，遊天下更痛快淋漓，賞山河更博大胸懷。

可惜，如今，庸俗輩，不知也，連附庸風雅也如此物質銅臭。

正所謂，非大胸懷，非遠見卓識，非大格局，不可議古人，古人之壯志凌雲，之傲骨氣節，非今人可解也。

乏乏庸俗輩，亦可議古人。貽笑大方耳？

孟郊要到潥陽當個小官，韓愈就寫了一篇文章給他，作為送別寄語。有意思的是，這不是一篇談交情的催淚文，而是個文論，其中“大凡物不平則鳴”流傳很廣。所謂“悲憤出詩人”，大約就是這個意思。人在現實生活中遭遇磨難，多半會找疏解的方法。有人會去喝酒，有人會去踢球，有人會去寫詩。這完全取決於個人習慣。

而當這個人具備寫詩的才華時，“悲憤”恰好為之提供了絕好的觸發機會。“文學即人學”，這個時候的情緒、價值觀等等會在作品中充分展示出來，“詩人”這時不僅是他自己，而且也在替許多有過相同境遇的人說話，你說這時候的詩不好，還有什麼時候能寫出更好的作品呢？

但是更牛的詩人並不是只會在詩中直抒胸臆，或者短暫書寫當下的情緒，而是善於要把“悲憤”換個角度表達出來。李白寫《蜀道難》汪洋恣肆，天馬行空，令人歎為觀止，背後何嘗不是為自己“懷才不遇”而悲憤呢？

理解這句話，大約過了40歲才行。

為什麼“悲憤出詩人”？因為“不平則鳴”。

詩言志，所以說詩歌歷來都是人抒發情感和志趣的一種方式。

鳥悲長鳴，猿悲長啼，馬悲則嘶，可見萬物都會通過聲音來宣洩其感情。作為萬物靈長的人，當然是最擅長這種技能的。

當情緒通過詩歌宣洩出去的時候，不僅自己的身心得到解放，也能夠讓和自己有類似心境的人得到共鳴，從而使他們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脫，這是詩歌的作用。

託物言志，寄興抒懷，是古今詩人們共同的表達方式。而“悲憤”，又是其中最有力量的一種情緒，自然是孕育詩人的溫床。

其實“憤”這個字在古代並不是一個貶義詞，它也有正面的意思在其中。比如“義憤填膺”，它就是一個正面的意思，“悲憤”也是如此。

所謂“悲”，是對於他人命運悲慘處境的一種共鳴，是人類最高貴的一種情感。人在“悲”的情緒中，其實也會獲得很大的力量，並不只是氣餒。

一般地講，只悲自己比較的屬於悲哀而消極，但悲眾生則是極大的正能量，它會提升一個人的智慧，也能給人以勇氣。

而“憤”則代表了正義的怒氣，君子一怒，怒髮衝冠，這是一種豪氣。所以說，憤是對於邪惡與不道德的批判，是對於正義的伸張與吶喊，它是鼓舞人心的。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這是對貧富懸殊，對剝削的悲憤；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這是對黑暗統治的悲憤，舉義旗而壯威；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更是對天下蒼生的大愛與悲憫，也是對無道之世的憤怒。

所以，“悲憤”的詩人都是對於他人命運有人文關懷的才人，他們不僅屬於文學，也屬於道德，悲憤就是一種道德，因為要為他人鳴不平，而不是僅僅為了自己。

有如怨如慕的“閨怨詩”，有臨別相贈的“送別詩”，有棲身戎旅的“邊塞詩”，有窮思極想的“苦吟詩”，有鍼砭時弊的“諷喻詩”，有寄情山水的“田園詩”，有悲憤不平的“壯志詩”……

詩歌承載著許多內容，它體現著詩人本身不同的氣質。而“悲憤”往往出大詩人。

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都有大情懷。一個人當然可以僅僅關注自我的那一點小確幸，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對於他人的悲慘境遇沒有感受，沒有同情，沒有悲憤，這個人的胸懷終究是渺小的。

“悲憤”的詩人都有些天真理想，一腔熱血，不容易被現實的冷酷所澆滅，所以他們有大的關懷，得大的義憤，能夠寫出大氣的詩歌作品。自然，他們該成長大詩人。

杜甫，白居易，蘇軾，陸游，文天祥……這份名單不太能列得全，可見大詩人們沒有不關心眾生苦難的。

但除了道家的清虛，佛家的空無，這世界還需要儒家的奮進。他們是一體兩面。

而悲憤是人道主義的最高宣言，他是詩人的刀槍劍戟，是詩人的武器。這是文人戰鬥的方式。所以文人並不總是軟弱的，他們有自己的戰鬥方式，好比一個隊伍中的宣傳員，用激情發動號召，激昂士氣。

沒有悲憤的詩人，詩歌的領地將大為失色，沒有悲憤的文人，文學幾乎會坍塌，沒有主架。這也是魯迅這樣的人為什麼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有人說“悲憤出詩人”？

很明顯，這只是一種觀點。有人說“悲憤出詩人”，那也有人說“歲月靜好，可當長歌”。“歌”就是“詩”，那“悲憤”也出詩人，“靜好”也出詩人。這有什麼特別可言呢？

從詩歌的起源來看，有勞動號子說，有娛樂賦閒說。也就是說詩最早的起源就是人們在勞動或者閒暇的時候——也就是工作或者娛樂的時候，有感情要抒發，比如說工作不如意，吼兩聲，休閒的時候很開心，唱兩句——這就是詩的起源，一點都不高大上。

說到底，詩從歌來，從生活中來。當我們的日常說話無法表達內心的強烈情感的時候，我們就要用一種異於常人的聲調，用有節奏的語言吸引他人的注意，告訴別人我的情感不正常了，你要認真對待——這種聲音高低起伏，通過押韻達到最早的節奏感語言——就是歌，也就是後來的詩。

而相對於“喜樂”這種讓人身體感到愉悅的情感，“悲憤”則會引起人生理上的不適，這種不適感讓人更需要向外表達。我們說“一個人偷著樂”和“一個人哭泣”，哪一種狀況更讓人接受呢？當然是偷著樂。所以悲傷、憤恨的情緒浸透了的人，更加需要傾訴，這種帶有傾訴慾望的文字是最有力量的。

當然，也並非所有涉及到“悲憤”的文字就是好作品，但是並不影響“悲憤出詩人”這個說法，因為“詩人”的定義是寬泛至極的。你遇到事情想不通，寫兩句打油詩諷刺一下，也是可以稱作“詩人”的。

像杜甫、李白，正是盛唐向中唐轉折時期的詩人。而在平定安史之亂後，隨著國家的中興，韓愈、白居易、元稹等大批中唐詩人們更加燃起了希望。所以，盛唐、中唐大詩人輩出，集中出現大批優秀作品，奠定了唐詩的頂峰高度。

前段時間中國產科幻大片《流浪地球》有一句相當流俗的臺詞：“希望是像鑽石一樣珍貴的東西……”，有很多朋友覺得假、大、空。實際上所有文藝作品都不能缺乏希望，這對人來說是麻藥，但也是藝術存在的最大價值。

悲憤並不出詩人，悲憤給詩人的文字以力量，希望才給詩人的作品以未來。

一首詩，如果只有悲憤，只是展現醜惡，不斷地給人心上捅刀子，是不可能成為大多數人喜歡的作品的。

你得捅了刀子之後，送上一枚創可貼。雖然未必能止血，但是至少讓讀者看到希望。

這才是真正的現實批判作品，詩歌也一樣。

只不過不同情感的作品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環境下會去打動不同心理狀態的人。

每一首作品的喜好，其實更多地反映的是讀者的內心。

你喜歡歲月靜好的詩，這說明你的情感處在一個慵懶、安寧的心理狀態，而你喜歡有戰鬥力，有情感跌宕（悲憤）的作品，這說你可能於生活狀態有不滿，需要在這些作品中尋找同感，甚至尋找希望。

詩人就是詩人，並不只有“悲憤”能出。

端正我們自身的讀者心態，才是最重要的。

悲憤出詩人只是眾多口出詩人說法中的一種。但這一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情感越豐富，越容易出詩人。

而悲憤是眾多情感中的一種，它一般來說形容悲痛而又憤怒。這一個詞背後有著太多的故事。

悲痛是指悲傷哀痛。一個悲痛的人是經歷了怎樣的人生經歷，或許我們無法想象，或家人蒙難、或友情斷鏈、或民生不堪、或國家凋敝、或狼煙四起、或個人不遇等等。憤怒也是如此。

這是說激烈變革、社會動盪、個人境況突變等賦予了我們個人豐富的情感。也就是社會環境個人環境激發了我們的內心的脫口而出的慾望。

震撼的場面和苦難的經歷，為我們詩人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源泉。沒有亡國失愛的南唐後主，怎能寫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千古詩歌呢？

所見、所思、所念，無一不是情感的爆發。他們需要通過詩歌來抒發自己的情感，排解自己的悲憤！

所以，如果沒有悲憤的經歷與情感就沒有悲憤的詩人！

如果屈原不對家國有悲憤，就不會有流傳千古的屈原！也不會有我們今天的端午節！

每個人都有詩愫的潛質，都有欣賞美景的愉悅，都有唱歌聽歌慧聰和愛好!

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人的眼耳鼻舌身與外接觸就會產生靈感，有了動之情懷的靈感，就可歌可寫可記錄。

靈感的那個爆點，稱智慧閥。一旦開啟，則文思泉湧。悲歡離合，是衝去感情防線機關的四大特情，而悲憤首當其沖!

悲憤時，腦部供血量大而充沛，明堂露紅，青筋突起，如飲酒般太陽穴脈動，血壓升高，肌肉有力，拳頭緊握……這些生理現象，有利於集中豐富的精神內容，.激盪著智元子的活躍度，有人還可以開啟天眼，但要意守得好。這個高情時刻，自然就詩來口吟筆法所動了。

當然平時得注意寫詩的三大要素:押韻、音間、情景!

古代詩人們所處的時代，有那個時代的特情，個人與時代的融入性，人文情懷的不同遭遇，詩的著筆點自然不同。每個詩者有一通性:都愛喝點酒，正是此酒有如悲憤的生理臨界。

這樣說，是為解釋“悲憤出詩人″此特情現象，我不是詩人但班門弄斧試作此上文回答。

古人云：“悲憤出詩人”，它寥寥數字，點破了人的成就與所處的環境、心境有某種關係。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古今中外的著名的詩人和作家，幾乎無一不是曾有一段被排擠，誹謗，不得志和身處逆境之經歷，有些甚至還很悲慘。正是在這種悲難，惡劣環境中，才使得其奮發圖強，‘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通過艱苦奮鬥，辛勤耕耘，最終‘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他在燈火闌珊處’而誕生了一部部流芳百世的不朽文學作品。

屈原是中國古代第一位詩人，他的絕唱詩作《離騷》是在被昏庸的楚懷王聽信讒言貶放漢水後而憂悲愁思，痛君不明，恨懷才不遇，在此境遇下所作。這樣的例子舉不甚舉，孔子被放逐而作《春秋》；司馬遷受腐刑後所作《史記》，左丘失明乃有國語；孫子臏腳，流世兵法，韓非子囚於秦，寫詩作300篇……。以及曹雪芹家境敗落，披星戴月，幾十年才寫出曠世之作《紅樓夢》。至於蔡文姬，李白，杜甫、蘇東坡、陸游、李清照、辛棄疾、落魄秀才蒲松齡……無不例外為逆境造就偉大成果。至於普希金、梵高、貝多芬、奧斯特洛夫斯基……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悲憤出詩人”這樣的情況呢？竊以為，一是，人在逆境中，感情上會同情勞動人民。和貧苦大眾有接觸的機會，如杜甫，一生窮困潦倒，顛沛流離深知下層人民疾苦，故而吟詠出千古詞詩。二是有充足的時間和心境，一個人身居官位，前呼後擁，眾星捧月，諂媚迎抱，花天酒地，出入燈紅酒綠場所，貪色豪飲，哪有閒情逸致去做學問呢？本來寫文章、做學問、讀書是件苦差事，古人為何稱三年寒窗呢。因而，無官一身輕，便可有時間專心致志了。而人在豐逸的精神和物質享受中大多不思進取，像溫水之魚。古代有數個少年才子，後都被厚祿和追捧而成耀眼之流星，此情景在現代也屢見不鮮。

我也曾想過：倘若屈原仍做三閭大夫，能做出膾炙人口的《離騷》嗎？倘若曹家不衰敗，曹雪芹定在朝廷當大官，能有《紅樓夢》之曠世之作否？倘若魯迅在日本不看那場幻燈片…能有後來膾炙人口的名篇；或他一直在南京政府當官，何能寫出那樣鋒利的雜文。假如蒲松齡不落第…張愛玲境況……柏楊不坐牢，能有《醜陋的中中國人》之名篇……如此看來，身處逆境並非壞事，高官厚祿，養尊處優也非絕妙。

當然，我並非就此有意否定處在順境中便無建樹。因為在順境中成才者也不在少數，特別在當今時代，只要有高尚人品，具有優秀的素養和擺正各種關係；並有一健康良好之心態；時刻不要脫離勞苦大眾；與普通人民心心相印；並有鍥而不捨的精神和執著的文學追求，也同樣大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