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相信，為什麼不？

任何一個能案考其詳盡歷史的悠久國家，都有史書記載其歷史。誠然，史書可以有春秋筆法，但這不代表所有史書都要被否定。那麼多歷史學家前赴後繼地去為我們做研究，史書中存在的矛盾、錯誤是不會逃過他們的法眼的。我們理應相信古代史官大多數是有節操的，相信他們留下來的記載大多數是靠譜的；同時我們也要對自己有自信，自信即便偶爾有隱匿的春秋筆法甚至是篡改，我們也能發現出來。

同時，任何國家的歷史，都不只是靠史書記載的。考古文物的旁證，可以印證史書的記載，也可以填補史書的不足；我們身邊的古建築，古城牆，甚至是一磚一瓦，和我們自身——所有我們這些承載歷史結果的每個人，我們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是歷史的見證。

這年頭，我們這些喜歡歷史的人，最討厭的兩句話就是：一曰“歷史是任人裝扮的小姑娘”，一曰“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坦白講，會把這兩句話奉為圭臬的人，大概率是一頁正史都沒看過的人。他們眼中可能只有王侯將相們的爭權奪利，就從沒見過歷史中那些令人感動感慨的每一刻。

這些人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毒藥，都是禍害。

歷史虛無，是每一個人都需要警惕的吃人黑洞。

史書記載的歷史，是我們後人瞭解中華五千年發展歷程的第一手資料，脈絡清晰、編年記事連貫，一般情況下都是忠於歷史事實的。但是，經過後人考證和對史書記載的推究，史書記載也有一些與歷史事實不符的情況，這就要從史書編寫者所處的時代與立場去考慮了。

一方面，如果史書記載的事件和人物與作者所處的年代較遠，沒有利益衝突，史書作者大多能夠比較客觀的去反映史實，但因為沒有親身經歷過當時的歷史事件，很多事情要靠零散的資料、傳說或者訪談去推演，所以有些觀點未必完全符合史實。

第二方面，如果史書記載的事件和人物與作者所處同一時代，那麼就要看作者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了。如果作者是官方的，他是要為統治者服務的，所記載的事件大多就是高大上的或者正面的、Sunny的，為統治者臉上貼金，對前一個朝代或者對立面進行詆譭，這就會影響史書的真實性；如果作者是民間的，知識分子往往會在作品中摻雜個人的喜好和觀點，帶走較強的感情色彩，也會影響史書的真實性。

第三個方面，史書帶走較強的政治觀點，有些事實不便於詳細記載，作者會用較為隱晦的字眼去表達，由於幾千年來語言的發展變化，後人對它的解讀未必符合作者的原意，也會造成後人的理解不盡客觀。

基於以上幾點，我認為，史書記載的歷史不可能完完全全反映歷史的原貌。

這個問題問的有水平，史書要看，而且要多看，最重要的是互相印證並且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這樣，你自己就會判斷出來哪些史書可信，哪些史書不可信。

當你的閱讀與思考到達一定的水平之後，信與不信就不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從中辨別出道理，來指導自己人生。稗官野史讀起來有時候也是一種樂趣。

中國的通俗文學不都是這麼來的嗎？

比如水滸傳，比如三國演義。

那我們有哪些史書可以看，可以信呢？

三皇五帝算不上神話，但是的確是傳說，也不能稱之為歷史。

夏商周的歷史比較有爭議。

因為最早中國歷史以“中國人暴動”作為中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 即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這是長時間以來歷史學界的共識。

但是近年曆史學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把中國歷史確切紀年向前推了幾千年。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國家“九五”重大科技攻關專案，1996年5月正式啟動，目標就是建立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和共和以前的西周的年代學年表。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主要有兩條：對傳世古代文獻和出土的、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整理研究，特別對其中有關的天文、曆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學計算，推定其年代；對典型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分析研究，並做必要的發掘工作，取得系列樣品，進行常規和AMS（加速器）的碳14測年。工程旨在建立三代年表，是建立三代年表研究的基礎，西周晚期是基礎中的基礎。其中工程主要一項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經過5年的集體努力，2000年10月，正式公佈新的夏商周年表。在新的年表中，約為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商前期約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300年，商後期為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為公元前1046年。

說道這裡大家大體就應該明白了，西周共和元年前的歷史看看就好，之後的歷史大體上可以參考，主要是還是要看比較有權威的史書大體可信，還是要堅持我們的原則獨立思考！

接下來我們推薦一些大體可看可信的史書，可以讓我們互相印證，這樣你自然就會知道哪些歷史你可以信！

第一本：史記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第二本：三國志

第三本：左傳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史書

1、紀傳體史書：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宋》、《南齊書》、《梁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合稱“二十四史”。

2、編年體史書：

《春秋左氏傳》、《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明通鑑》等。

3、典志體史書：

《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

4、紀事本末體史書：

《左傳紀事本末》、《通鑑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

5、會要體史書：

《春秋會要》、《七國考》、《唐會考》、《明會要》等。

6、史學理論：

《史通》、《文史通義》等。

7、考史著作：

《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廿二史札記》等。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誕生文明的國家之一，有近5000年的歷史。

中國古代史包括以下三個階段：

原始社會階段（距今約170萬年前-約公元前2070年）

奴隸社會階段（約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475年）

封建社會階段（公元前475年-公元1840年）。

在數千年的古代歷史上，中華民族以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和勇於探索的聰明才智，譜寫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創造了同期世界歷史上極其燦爛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萬里長城、京杭大運河、明清故宮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種出土文物，無不反映出高超的生產技術；在思想文化、科學技術領域產生了無數傑出的人物，創造出無比博大、深厚的功績，包括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和印刷術這四大發明在內的無數科技成就，更大大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

商朝人在龜甲和獸骨上刻的文字，叫做“甲骨文”。它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文字。今天的漢字，就是從它發展而來的。甲骨文為人們研究商朝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所以商朝是中國目前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一個朝代。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司馬遷作《史記》的動機，司馬遷生於一個史官世家，他的父親臨終前司馬談告訴他：”我們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舜夏禹時就取得過顯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後來衰落了，難道要斷送在我這裹嗎？所以要完成我的遺願，將歷史編撰完成。”也就是說司馬遷作《史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出於完成父親的遺願。

瞭解過了動機，再說說司馬遷自己對《史記》是怎麼評價的。《報任安書》中司馬遷這樣評價到：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說自己只是一個收集整理者，把這些史料加工並且以自己的方式講述。不難看出，司馬遷最多隻是進行刪減，但是絕對沒做出篡改的行為，司馬遷大多數做的是整理加工的工作。

《五帝本紀贊》中看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司馬遷不僅查找了各種史料，還親自去當地考察過，另外自己也進行了對比思考，最後把自己覺得可靠的寫在《史記》當中。

司馬遷可以說是非常嚴謹的態度進行寫《史記》的，即使這麼嚴謹去寫，司馬遷還要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在當時存疑的歷史就有很多，司馬遷只能將經過收集對比實地探查後認為相對可靠的的寫下來，司馬遷本身就沒有說自己寫的百分百就是對的。

相信，絕對相信。為什麼呢？有以下幾個原因。

原因一：古代的國家政權都有史官這一職位。

每個國家都會設立史官這一職位，為的是什麼呢？記錄君王或國家的重大事件。史官又分為左右，分別有側重點，一個側重記錄君王的語言，一個側重記錄事件。君王在選擇史官的時候也是相當慎重，什麼樣的人可以勝任呢？一定是能夠如實的記錄事件的前因後果的人，也就是說這個人的品質一定要好，最起碼能夠做到實事求是。

原因二：沒有史官記錄歷史，通過口口相傳也能夠真實的反映事件。

夏商周三代，歷史記錄較為簡略，尤其是夏朝和商朝，那麼這兩個朝代是否真的存在，好多人懷疑。為什麼有人會懷疑夏朝的存在，就是因為沒有文字的記載。

本人認為夏商周以及之前的炎帝黃帝這些傳說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實存在的。因為這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是通過一代一代口口相傳流傳下來的，這其中或許會有一些誇大的成分，但是這個事件本身它一定存在。

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我覺得可以有選擇性的相信史書的記載，但不能完全相信。

我們所說的歷史，簡單的說就是過去發生的事。而這些事之所以能夠流傳下來，一般要麼靠史書記載，要麼靠口口相傳。口口相傳由於每個人的表述能力不同再加上容易摻雜進主觀的臆斷，所以，這種方式隨著時間的拉長，真實性會越來越不確定。

而相對來說史書的記載就更趨於真實。史書又分正史和野史。正史是國家官方修訂的史書，野史是民間流傳的歷史記載。我們一般講的歷史基本上都是講的正史。有時也會把一些野史作為參考或補充。

那麼，正史就是正確的歷史事實嗎？也未必。

再比如：秦始皇的身世之謎。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同時，又在《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

我們看，就是《史記》這樣被後世公認為“史家之絕唱”的正史也不敢保證都是真實的歷史，所以，馬未都先生就說過：“歷史沒有真相”。

所以，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事件到底是什麼樣的，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但我們講歷史的時候還是要有一個依據，由於正史是官方修訂，具有相當的權威，應該說絕大部分的記載還是真實的。

所以我們在永遠不知道歷史真相的情況下，只能以正史作為依據，可以有選擇的相信。

有一句話叫做讀史使人明智，中華文明源遠留長，留下許多寶貴的財富。古代的史書是我們瞭解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階梯。

中國古代史書有官方編的史書，地方誌。還有民間編的史書。特別是官方編的史書由於考證仔細，可信度較高，是反映當時社會的高價值作品。我們常說的二十四史用語考究，考證仔細，價值極高。但二十四史往往記述比較粗略，由於篇幅問題有些事件可能沒有記述。這就需要我們參考地方誌和民史。方誌和民史也是我們的文化之寶，但方誌和民史往往有侷限性。我們考證歷史往往依據正史，參考方誌和民史。

盡信書不如無書，史書也有記載不相一致的地方，這就需要我們仔細研究，有些不能確定可能依賴以後考古發掘。比如諸葛亮的躬耕地問題，史料相沖突比較明顯。首先看出師表（奏章）由於是本人所寫，這個真假不用質疑，即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但古今行政區劃有變，漢代的南陽是現在的哪裡呢？我們首先看正史《三國志》，三國志記載亮躬耕於南陽。仍然是南陽，然後沒有其它記載。然後看民史這個就比較亂了，大家爭論比較大的我們看習鑿齒的《漢晉春秋》，漢晉春秋記載亮家在南陽郡鄧縣，在襄陽西二十里。這裡不研究家與躬耕地是不是一個概念。然後往下看，習鑿齒又說“秦兼天下，自漢以南為南郡以北為南陽郡"。這就予盾了，到底南陽郡鄧縣在漢江以南還是以北呢？說到這裡不再深究，以後有機會我們專門研究躬耕地。躬耕地民史記載相沖突非常明顯，而且衝實的地方非常多，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相比較於正史《三國志》，民史《漢晉春秋》明顯不準確，這也告訴我們讀史書特別民史需要辯證的去讀，取其精華。

讀史就是銘記過去，繼往開來。我們要不斷繼承和發揚我們祖先給我們留下的寶貴時富，利用好史書這個讓我們進步的階梯，取其精華，不斷進步。

這個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為不同時代統治者對待真實歷史書寫的態度不同。

大體上來說，唐太宗以前的官方史書書寫是值得信任的，因為史官堅持直筆書寫原則，君王們基本上是不干涉史官直筆原則的，偶爾有一個企圖干涉還被頂了回去。也就是說，唐太宗以前的官方史書基本上是可信的。

但是，到了唐太宗時期，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史官直筆書寫歷史原則遭到了皇帝的干涉。唐太宗登基途徑不正當，他發動玄武門之變，兄弟自相殘殺，逼退父皇，霸佔兄嫂弟媳，手段十分不光彩。

而且，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前，他的軍事能力並不如太子李建成，有史書記載，李世民指揮作戰經常大敗而歸，多次是李建成收拾殘局，挽回勝利。

唐太宗李世民開了君主幹涉史官直筆書寫原則，要求史官講政治，美化自己。這讓官方史書和以前相比變得不可全信了，要謹慎對待。

總之，唐太宗是史官直筆書寫歷史原則的轉折點，對唐太宗之後歷史需要更加嚴謹的多方面考證。

對於史書記載的歷史是否可以相信這個問題，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解答的。尤其是上溯到五千年的歷史。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史書記載的歷史基本可信，但具體歷史要做具體分析：

01、從時間軸來看，年代較遠的的歷史，可信度相對低一點；年代越近的歷史可信度越高。比如，先秦時期時期的史料記載和秦以後史料記載翔實度就完全不一樣。

02、一些大的人物事蹟、大事件發生的史載可信，比如朝代更迭，秦始皇統一六國，修建萬里長城等；一些事件發生的具體過程可能有出入，比如西施以美女身份迷亂吳王夫差事情，本身應是有這麼一回事，但具體前前後後事情的過程就不一定是那麼一回事。

03、涉及發明創造的史籍記載可信，如：蔡倫發明造紙術；張仲景著作《傷寒論》以及北魏的《齊民要術》、明朝的《天工開物》。

04、帶有政治色彩的史料記載有水分，特別是封建社會家天下時代，歷史是統治階級寫的歷史，“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出現一些歪曲歷史事實不可避免。即使像太史公那樣態度嚴謹認真，有實錄精神，有時對人評價也難免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總之，作為史官來說，實錄是職責所在。但由於各方面的因素，一些誤差在所難免。

對我們後人來說。先人留下浩如煙海的歷史文化遺產，是寶貴財富，我們應該珍惜併科學對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時至今日，歷史畢竟歷史，無所謂相信不相信，不管史籍記載翔實度如何，知古鑑今，無論國家和個人，從歷史興替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中汲取有益養分，過好今天，發展明天，才是真正的意義所在。

疑古還是信古？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從何算起？父系氏族開啟的‘英雄時代’是否可視為文明的開端？

盤古開天地，夸父化生靈的故事深入中中國人的骨髓，對三皇五帝到如今的說法也是深信不疑。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以顧頡剛先生為首的古史辯派提出‘層累的造成中國古史說’，在內憂外患的國情，以及北洋政府礦物顧問，瑞典人安特生在研究仰韶文化和甘青地區史前彩陶文化的基礎上提出的‘中華文明西來說’的打擊下，中國傳統的史學觀念面臨著崩潰，中國走進了‘疑古時代’。

如何走出疑古，考古就成了最好的選擇。

隨著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成立，對殷墟和山東城子崖的發掘，傅斯年提出了‘夷夏東西說’，雖說其觀點錯誤，但無疑是中國學者尋求民族尊嚴的掙扎。徐旭生先生大作《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雖稱為傳說，也是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的重新審視。

文明不同於文化，文化是對某一認識物件理解的綜合，如茶文化，飲食文化等，文明也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程序的概括，文字，城市，青銅器，禮儀等級等是判定其達到與否的標準。就目前而言，距今學三千八百年的二里頭文化可以證明已進去國家階段，四千年前的石卯城址，良渚城等是否能劃歸文明尚難斷定。

如若以五千年文明來算，當時的中國正處於考古所說的仰韶文化末期，是中國從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轉化的關鍵時期，而父系氏族的到來也使得中國史前文化迎來了巨大變化，開啟了中國的‘英雄時代’，三皇五帝的傳說也應起源於此。但是否能歸為文明，尚需考古研究的證實，畢竟文明的認定標準也會隨著研究的深入而產生更變。

我們所知道古代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基本上都是由史書上記載而認識的，在加以考古發現來佐證，雖然像《史書》記傳體，記錄傳說中的不是很準確歷史，也有野史這種不被官方認可的史料，也有像《資治通鑑》這種按照年份來書寫的編年體，但如果沒有考古發現來佐證這些記載，那麼我們可以不相信，只要有實物發現跟記載的吻合或大致吻合，那麼還是可以相信的，因為我們也沒辦法再親眼看到這些經過，所以索性就以史書記載的為主，當然了我們也可以去反對史書上記載的，只要你能拿出實物來驗證某段歷史是錯誤，且史料充足，就可以說某段歷史在史書上寫的是錯的，所以對於史書上記載的事情，從來都不缺乏反對者，只要有充分的事實的實物依據來證明就可以說明某段歷史是假的，你可以說某個人物是不存在的，比如說程咬金是歷史上不存在的，或者說他是女的，那麼你就要拿出實物來說明，說服不相信你的人，只要有充分的史實依據，你的觀點就能成立。如果不能拿出充分的史實依據，不能讓人信服，那麼再怎麼說也是空口無憑。所以不缺乏歷史的反對者，只要能說服所有人，那麼你的觀點就能成立。

信疑一半

史書是古人留給今人寶貴的財富，因為古籍的記載，使得我們中華文明一脈相傳，生生不息。

但因為環境不同，時代久遠，古今意識形態迥異，導致了先人不可能完整的把有些史實寫的很清楚，完整。一些官書，意識形態太強烈，一些私書，又不太客觀，所以讀史書時，我們要有客觀的判斷，不可同日而語。

不信的原因：“層累的古史”

在兩千年的封建統治時期，文人們都把科舉當成目標，對於“五經”更是奉為圭臬，堅信不疑，但隨著中國的近代化，人們漸漸對這些封建產物起了疑心，其中最有名的學者就是—顧頡剛

他提出了“古史是層累造成的”，意思就是越遠古的歷史，其中的人物便越放越大，神話色彩太濃厚，一些傳說在人們口裡相傳，可信度不高。

例如，孟姜女哭長城的例子，他認為，孟姜女哭長城純屬虛構。因為山海關所存的長城是秦朝以後建立的，而秦始皇所建的長城距山海關北數百里。歷史上雖有過哭倒長城的記載，但是發生的事件卻比秦統一六國的時間早得多。因此孟姜女跟秦始皇八竿子打不著。

歷史上哭倒長城的其實另有其人，但經過兩千多年的流傳和演變，變化得如此大足以看出，一段史實是根據歷史時勢和民間風俗不斷演變的。這就使得一些史籍的可信度極大的降低了。

相信的理由：“二重證據法”

在發現甲骨文時，中國古學屆掀起滔天巨浪，無數學者耗巨資收購被當作“藥材”的甲骨，其中一位學者—王國維，為中國史學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他在學習甲骨文字時，也不斷的在印證著考古文物。因為一片文獻，史籍可能會造假，例如“李鴻章傳”，然而出土文物擺在那裡，雖然不會說話，但是文物是不會撒謊的，讀史籍的同時，用出土文物進行佐證，就叫“二重證據法”。

例如：距今8000年的磁山文化，出土了很多石器，有帶足磨盤，，石鏟等等，充分證明了那個時候的祖先就已經開始種植農業。

距今4000年的龍山文化，就發現了大量的防禦性城堡的出現，說明上古時期，氏族，部落為了爭奪資源，真的有頻繁戰爭的出現。

《史記》：“習用干戈，以徵不享”。

黃帝的傳說反映了，遠古氏族為爭奪財富的爭鬥情況。

大汶口文明，出土過“夫妻合葬”的墓穴，這很不可思議，因為在史前母系氏族，一個女性是擁有很多男人的，生下來的孩子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但是夫妻合葬，家庭合葬充分表明了因為生產力的提高，男人的優勢漸漸大於女人，至此母系氏族的衰落，父系氏族的崛起。到後來男尊女卑的社會習俗。

《淮南子》記載，“婦人不闢男子於路者，拂於四達之衢”。

良渚文明中大量新疆和田玉的發掘，佐證了史前人類的活動範圍很廣，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我們的文化起源絕不僅侷限於中原，而真的是遍滿天下。

通過一一的佐證，王國維先生認為《史記》中的大部記載，可靠並可信。在現今學術界，考古學已經利於重於泰山的地位，我們活在當下，不僅要讀古書也要讀“今學”，很多現代歷史書，出自學界泰斗，有很大的權威。

同時讀史書，要有自己的價值觀，充足的判斷力，客觀的看待每一個史料，中華文明永遠璀璨於世。

古代史學家編寫史書的主要目的是為當朝統治者提供經驗教訓，應此史書具有某些可靠性，同是也必然具有某些不可靠性！

古代史書是否可靠，還要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研究歷史現象！

一些大的歷史事件上，古代史書的記載基本上是可信的，但在具體的細節、發展經過方面史書的記載十分的不可靠！

比如唐朝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弒兄李建成殺弟李元吉，脅迫父親李淵退位。歷史上的李建成如果有史書中記載的那麼不堪，殘暴，無能，怎麼會在這個亂世之中被立為大唐太子。這類不光彩的事件藏不住，也不利於王朝對百姓的統治。只有往失敗者身上潑髒水，通過言論和時間來取得統治的合法性。自古都是勝者為王敗者寇，寫史書官員說到底都是給當權者打工的，如果不歌功頌德這類史書也不可能傳世。

總結，中華五千年曆史都已經是過去了。信不信在你，起碼我們文明還在傳承。

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失敗者是沒有資格談歷史的！這句話就無情的點破了歷史的虛偽面紗。因此，對於我們自己的歷史，要客觀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