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如果晁蓋沒死在曾頭市，也不能帶領梁山好漢走出更好的路。
《水滸傳》裡的第一任首領王倫，心胸狹窄，嫉賢妒能，不能容人，明顯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領袖。不去說他。
第二任首領晁蓋，其實同樣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領袖，也不可能帶領大家走出更好的路。
晁蓋智取生辰綱，是奔著“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去的。但晁蓋等人奪取了生辰綱後，並沒有把那“不義之財”用來救助窮苦百姓，而是搬到水泊梁山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去了。“智取生辰綱”沒有起到喚起民眾的作用。
晁蓋上梁山後，改王倫的“打家劫舍”為劫富濟貧。但梁山泊劫了富，但並沒有濟貧。所謂劫富濟貧無非是一句口號而已。
晁蓋明令山寨頭領，下山只許劫財，不許胡亂殺人。當“晁蓋聽到下山的兄弟們說沒有殺傷百姓”，他便“心中歡喜”。但這個禁令推行時間很短，宋江上山第一次出征，便破了晁蓋的規矩，“三打祝家莊”殺人無數，宋江更縱容李逵對扈家莊燒光殺光搶光，滅了整個莊子。
對於宋江的做法，晁蓋裝聾作啞，不管不問，以不了了之。——不可能此時晁蓋就管不住宋江，而是他根本就不管！
晁蓋說，水泊梁山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但是他沒有施政綱領，也沒有具體行動。
阮氏兄弟的話，是晁蓋思想的最好詮釋：
“英雄不會讀詩書，只在梁山泊裡住。雖然生得潑皮身，殺賊原來不殺人。爺爺生在天地間，不怕朝廷不怕官。水裡撒下羅天網，烏龜王八罩裡邊 。爺爺生在天地間，不求富貴不做官。梁山泊裡過一世，好吃好喝賽神仙 。”
晁蓋沒有解民於倒懸的大義，只有率領結義兄弟們在水泊梁山上“好吃好喝”的“義”，只有江湖上“仗義疏財”之“義”；晁蓋不願意投降朝廷，但他的“和宋朝皇帝做個對頭”，無非是“梁山泊裡住一世” “不怕朝廷不怕官”。
晁蓋的“殺賊原來不殺人”的做法，有與黑暗勢力作對，為普通百姓做主的色彩，但問題是很快就在他的“兄弟之義”面前流產了。
晁蓋是一個過分講義氣而忽視政治權謀的人，他取代王倫以後，建立起來的不濫殺無辜的新秩序，在他的所謂“義氣”面前，不堪一擊！
正是因為晁蓋的義氣，他一步步被“長成亦有權謀”的宋江架空。晁蓋過分講義氣，對朋友真心實意，不善於籠絡人心。我們可以把他定義為一個好人！
但一個沒有政治權謀的好人，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領袖，不可能領導好一個組織，沒有能力把事業引向輝煌 ，不能帶領梁山好漢走出更好的路。
《水滸傳》裡，由於梁山人馬兵鋒所至，常常是諸如對待青州城外、扈家莊那樣的血腥殺戮，所以梁山泊周邊百姓視水泊梁山義軍為綠林強盜。祝家莊、曾頭市其實都是普通村寨，並非朝廷的軍事要塞。祝家莊、曾頭市等地抵抗水泊梁山的軍隊，都是當地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的自衛隊。
水泊梁山義軍不僅不能登高一呼應者雲集，廣大民眾反而對其切齒痛恨！梁山泊“黑旋風”能止小兒夜啼，便足以反映百姓們對梁山義軍的尖銳對立。所謂梁山義軍，其實對百姓“不義”之至！
《水滸傳》裡的所謂梁山好漢，沒有幾個人配得上“好漢”二字，他們要麼是剝人皮，賣人肉的催命判官，比如李立、張青、孫二孃；要麼是視人命如草芥，殺人如麻的惡魔，比如宋江、花榮、吳用、李逵；要麼是稱霸一方殘民以逞的地方豪強，比如李俊、張橫、張順、穆弘、穆春…… 殺人害命、違法亂紀後上梁山躲避朝廷追捕者更是比比皆是。
即使被人們交口稱讚的武松，與真正意義上的好漢，也相距甚遠。
武松鬥殺西門慶，是報兄長之仇；醉打蔣門神，是做了施恩與張都監黑吃黑的打手；殺張都監是以惡制惡。“血濺鴛鴦樓”更是濫殺無辜！武松以怨報德對待柴進的做法，更非英雄好漢所當為！
一大批朝廷降將落草梁山，更是等待朝廷招安的權宜之計。
由這些人組成的梁山“好漢”，不可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梁山“義軍”沒有群眾基礎是可想而知的。
晁蓋要想帶領這些沒有群眾基礎的草寇走出一條理想的道路，是完全不可能的。
《水滸傳》裡，宋江苦心經營，精心佈局了“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一盤大棋，只剩下大頭領晁蓋擋住了道路。宋江透過段景住的盜馬事件，逼晁蓋倉促攻打曾頭市而送了性命，掃清了接受朝廷招安的最後障礙。
其實假如晁蓋沒有死在曾頭市，梁山好漢的唯一出路依然只有接受朝廷招安，充其量不過是存活時間長短的區別。這是當時的社會環境決定的：
1、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最為頻繁的朝代。但宋朝的農民起義都不是大規模民變，而是小打小鬧，沒有形成氣候，與漢末、唐末、明末那些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不可同日而語。
歷史上北宋末年的宋江起義，規模也不大。宋江起義最後是被海州知州張叔夜撲滅，被迫投降朝廷。這是歷史事實，無法改變。
2、北宋末年，宋朝雖然賦稅繁重，階級對立明顯，但是民族矛盾更加激烈。廣大人民群眾抵禦外辱情緒高漲，人們的普遍願望是期盼朝廷集中力量打擊侵略者，而不是企圖推翻朝廷統治。
《水滸傳》裡寫了宋江謀求招安，以及招安後徵遼的情節，就是當時民眾心理的客觀反映。
3、宋江起義的導火索是朝廷把梁山泊八百里水域收為“公有”，對入湖捕魚、採藕、割蒲的百姓課以重稅，宋江三十六人奮起反抗，進而導致起義。
但百姓還沒有到活不下去而必須推翻宋朝廷的地步，所以沒有出現人們影從蟻附的情況。
《水滸傳》裡寫梁山泊義軍得不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援，其實也是歷史真實情況的客觀描寫。
——綜上，《水滸傳》裡，晁蓋改變不了宋江的既定目標，他不能帶領梁山好漢走出更好的路。
《水滸傳》如果晁蓋沒死在曾頭市，也不能帶領梁山好漢走出更好的路。
一、晁蓋不是合格的政治領袖。
《水滸傳》裡的第一任首領王倫，心胸狹窄，嫉賢妒能，不能容人，明顯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領袖。不去說他。
第二任首領晁蓋，其實同樣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領袖，也不可能帶領大家走出更好的路。
晁蓋智取生辰綱，是奔著“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去的。但晁蓋等人奪取了生辰綱後，並沒有把那“不義之財”用來救助窮苦百姓，而是搬到水泊梁山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去了。“智取生辰綱”沒有起到喚起民眾的作用。
晁蓋上梁山後，改王倫的“打家劫舍”為劫富濟貧。但梁山泊劫了富，但並沒有濟貧。所謂劫富濟貧無非是一句口號而已。
晁蓋明令山寨頭領，下山只許劫財，不許胡亂殺人。當“晁蓋聽到下山的兄弟們說沒有殺傷百姓”，他便“心中歡喜”。但這個禁令推行時間很短，宋江上山第一次出征，便破了晁蓋的規矩，“三打祝家莊”殺人無數，宋江更縱容李逵對扈家莊燒光殺光搶光，滅了整個莊子。
對於宋江的做法，晁蓋裝聾作啞，不管不問，以不了了之。——不可能此時晁蓋就管不住宋江，而是他根本就不管！
晁蓋說，水泊梁山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但是他沒有施政綱領，也沒有具體行動。
阮氏兄弟的話，是晁蓋思想的最好詮釋：
“英雄不會讀詩書，只在梁山泊裡住。雖然生得潑皮身，殺賊原來不殺人。爺爺生在天地間，不怕朝廷不怕官。水裡撒下羅天網，烏龜王八罩裡邊 。爺爺生在天地間，不求富貴不做官。梁山泊裡過一世，好吃好喝賽神仙 。”
晁蓋沒有解民於倒懸的大義，只有率領結義兄弟們在水泊梁山上“好吃好喝”的“義”，只有江湖上“仗義疏財”之“義”；晁蓋不願意投降朝廷，但他的“和宋朝皇帝做個對頭”，無非是“梁山泊裡住一世” “不怕朝廷不怕官”。
晁蓋的“殺賊原來不殺人”的做法，有與黑暗勢力作對，為普通百姓做主的色彩，但問題是很快就在他的“兄弟之義”面前流產了。
晁蓋是一個過分講義氣而忽視政治權謀的人，他取代王倫以後，建立起來的不濫殺無辜的新秩序，在他的所謂“義氣”面前，不堪一擊！
正是因為晁蓋的義氣，他一步步被“長成亦有權謀”的宋江架空。晁蓋過分講義氣，對朋友真心實意，不善於籠絡人心。我們可以把他定義為一個好人！
但一個沒有政治權謀的好人，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領袖，不可能領導好一個組織，沒有能力把事業引向輝煌 ，不能帶領梁山好漢走出更好的路。
二、《水滸傳》裡的梁山義軍沒有群眾基礎，必然失敗。
《水滸傳》裡，由於梁山人馬兵鋒所至，常常是諸如對待青州城外、扈家莊那樣的血腥殺戮，所以梁山泊周邊百姓視水泊梁山義軍為綠林強盜。祝家莊、曾頭市其實都是普通村寨，並非朝廷的軍事要塞。祝家莊、曾頭市等地抵抗水泊梁山的軍隊，都是當地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的自衛隊。
水泊梁山義軍不僅不能登高一呼應者雲集，廣大民眾反而對其切齒痛恨！梁山泊“黑旋風”能止小兒夜啼，便足以反映百姓們對梁山義軍的尖銳對立。所謂梁山義軍，其實對百姓“不義”之至！
《水滸傳》裡的所謂梁山好漢，沒有幾個人配得上“好漢”二字，他們要麼是剝人皮，賣人肉的催命判官，比如李立、張青、孫二孃；要麼是視人命如草芥，殺人如麻的惡魔，比如宋江、花榮、吳用、李逵；要麼是稱霸一方殘民以逞的地方豪強，比如李俊、張橫、張順、穆弘、穆春…… 殺人害命、違法亂紀後上梁山躲避朝廷追捕者更是比比皆是。
即使被人們交口稱讚的武松，與真正意義上的好漢，也相距甚遠。
武松鬥殺西門慶，是報兄長之仇；醉打蔣門神，是做了施恩與張都監黑吃黑的打手；殺張都監是以惡制惡。“血濺鴛鴦樓”更是濫殺無辜！武松以怨報德對待柴進的做法，更非英雄好漢所當為！
一大批朝廷降將落草梁山，更是等待朝廷招安的權宜之計。
由這些人組成的梁山“好漢”，不可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梁山“義軍”沒有群眾基礎是可想而知的。
晁蓋要想帶領這些沒有群眾基礎的草寇走出一條理想的道路，是完全不可能的。
三、社會歷史環境決定了梁山起義的失敗結局，梁山好漢接受招安是必然走向。
《水滸傳》裡，宋江苦心經營，精心佈局了“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一盤大棋，只剩下大頭領晁蓋擋住了道路。宋江透過段景住的盜馬事件，逼晁蓋倉促攻打曾頭市而送了性命，掃清了接受朝廷招安的最後障礙。
其實假如晁蓋沒有死在曾頭市，梁山好漢的唯一出路依然只有接受朝廷招安，充其量不過是存活時間長短的區別。這是當時的社會環境決定的：
1、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最為頻繁的朝代。但宋朝的農民起義都不是大規模民變，而是小打小鬧，沒有形成氣候，與漢末、唐末、明末那些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不可同日而語。
歷史上北宋末年的宋江起義，規模也不大。宋江起義最後是被海州知州張叔夜撲滅，被迫投降朝廷。這是歷史事實，無法改變。
2、北宋末年，宋朝雖然賦稅繁重，階級對立明顯，但是民族矛盾更加激烈。廣大人民群眾抵禦外辱情緒高漲，人們的普遍願望是期盼朝廷集中力量打擊侵略者，而不是企圖推翻朝廷統治。
《水滸傳》裡寫了宋江謀求招安，以及招安後徵遼的情節，就是當時民眾心理的客觀反映。
3、宋江起義的導火索是朝廷把梁山泊八百里水域收為“公有”，對入湖捕魚、採藕、割蒲的百姓課以重稅，宋江三十六人奮起反抗，進而導致起義。
但百姓還沒有到活不下去而必須推翻宋朝廷的地步，所以沒有出現人們影從蟻附的情況。
《水滸傳》裡寫梁山泊義軍得不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援，其實也是歷史真實情況的客觀描寫。
——綜上，《水滸傳》裡，晁蓋改變不了宋江的既定目標，他不能帶領梁山好漢走出更好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