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假第一天。
面對手頭久違的工作，你感受如何？你是否在靈魂深處問出了這 3 個問題：「我是誰？我在哪？我為什麼要工作？」
假期短暫的修整過後，或許有人已經開始審視自己的工作：「除了維生，我為什麼要從事這樣的一份工作？它的社會價值到底在哪裡，它真的有必要嗎？」
2013 年，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曾在一本雜誌上發表過自己對工作的看法。格雷伯是知名學者，以研究領域廣泛、觀點犀利著稱。此外，他還是社會活動家，是「反資本主義聯盟」的創始成員之一，也是 2011 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關鍵人物。
面對當代社會越來越多的新興職業，格雷伯提出了一個有些毒舌的觀點。他認為很多工作都是「狗屁工作」。這些工作把人們放在自己不擅長，也不喜歡的職位上，白白消耗生命。
在許多現代資本主義體系的擁躉者看來，格雷伯的觀點未免有些離經叛道，「如果不是這份工作，人們何以為生？」但在每天必須做的這份工作之內，人們又應該，或者說可以有什麼樣的可能呢？
今天，風馬牛把這篇不走尋常路的文章分享給大家。在節後的第一天，也許我們有些痛苦，但也可能借機更加清醒地審視自己的工作，思考自己的生活。畢竟，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
作者 | 大衛·格雷伯
大衛·格雷伯
1930 年，凱因斯預測 20 世紀尾聲時，科技將有長足的進步，所以像英國或美國這樣的國家，一週只要工作 15 小時就夠了。
單就科技面來說綽綽有餘，誰都相信預言會成真，然而預言就是沒有成真。科技反而被整飭來讓我們每個人都要做更多事。這可得憑空造出實質上不知所謂的工作才行。成千上萬的人把他們的職業生涯，全部拿來做他們壓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在歐洲和北美尤其嚴重。這種情形讓人離心離德，是刮過我們集體靈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對此發表意見。
直到 1960 年代，人們都還殷殷期盼凱因斯擔保的烏托邦，但為什麼沒有成真？今天的標準答案是，他沒料到消費主義暴漲：一邊是工時減少，一邊是更多玩物和快感，我們集體選擇了更多玩物和快感。這則道德故事說來動聽，但稍加省思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
沒錯，20 世紀以來，我們目睹新工作和產業憑空誕生，類別多得數不完，但其中幾乎都跟壽司、iPhone 或潮鞋的生產與分銷毫無關聯。
那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麼名堂？最近有一份報告，比較美國 1910 年和 2000 年的就業狀況，讓我們得以一窺全豹(提醒各位：英國的狀況半斤八兩)。20 世紀當中，受僱為家僕、受僱與產業界和農場部門的工人數遽降，同時「專業、經理、辦公室行政、銷售，以及服務人員」翻了 3 倍。換句話說，凱因斯預言得不錯，生產性質的工作多半自動化了(即使將全球工業工人的數量都計入，包括印度和中國的大量勞動力，但投身生產部門的工人佔全世界人口的比例還是下降了)。
儘管工時大幅減少，這世界上的人還是不能自由致力於自己的計劃、尋歡、追逐願景和點子；反之，我們經歷的是「服務」部門膨脹，行政部門甚至更腫大，還沒算上憑空製造出來的全新產業(41.150, 0.76, 1.88%)，像是金融服務或電話銷售，或企業法務、學員和醫療行政、人力資源，還有公共關係等行業前所未見的擴張。而為上述產業提供行政、技術或安全支援的人，乃至於整批附加產業(幫狗洗澡的人、大半夜送披薩的人)，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每個人都忙著做其他同類型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甚至還沒呈現在上述的數字裡。
我提議把這些工作叫「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簡直像是為了讓我們每個人乖乖上班，有一雙幕後黑手造出不知所謂的工作來。妙就妙在這裡，資本主義底下恰恰就不該發生這種事情。我當然知道像蘇聯那樣過時、效率不彰的國家裡，就業既是權利也是神聖的責任，該體系不得不編造出諸多工作來迎合就業(所以蘇聯的百貨公司需要 3 個店員來賣一塊肉)。可是，市場競爭不是理當修正這種問題嗎？至少經濟理論告訴我們，謀求利潤的廠商萬萬不會把錢浪費在無需僱傭的工人身上。奇怪的是，事情還是這樣發生了。
企業有時要狠狠瘦身。一旦遇到這種事情，被資遣的、被要求無償加班的，無一例外是實際從事生產、搬運、修理和維護東西的人，而到頭來，領薪水送公文的人數節節攀升，這其中離奇的鍊金術沒人可以解釋。越來越多員工發現自己越來越像蘇聯時期的工人，賬面工時每週 40 或 50 小時，但實際上如凱因斯所預言，只做了 15 個小時。因為剩下的時間都花在籌備或參加激勵士氣的研討會、更新Facebook個人檔案，或下載全套影集上。
顯然答案非關經濟，而是關乎道德和政治。統治階級想通了：快樂又多產的人口，要是有多餘的自由支配時間，就是一種致命的危險(想想這種現象初露苗頭的 1960 年代發生了什麼事)。另一方面，人們能從工作本身感受道德價值，若是不情願一起床就投身緊湊的工作紀律，誰就沒飯吃，這樣的想法對統治階級來說，實在是方便得無以復加。
有一次，我本來在思索英國學術部門裡儼然不斷增加的行政指責，突然想到一種可能的地獄景象。所謂地獄，就是一批人個個耗費大把時間，做他們不喜歡也不特別擅長的差事。就說他們本來是優秀的櫥櫃師傅，被僱傭了，一來才發現上頭要他們多花一大堆時間煎魚，而且還不是非煎不可，畢竟需要煎的魚總是有限。豈料，一想到有些同事做櫥櫃的時間說不定比自己多，卻沒煎好分內的魚，他們就放不下一股怨恨。不久，工廠就堆滿了根本不能吃、料理得很差勁的魚，而且所有人真的就只煎出這些魚。
說真的，上面這段拿來描述我們經濟的道德動力，我認為還算準確。
走筆至此，我明白諸如此類的主張都會碰上不假思索的反駁：「你有什麼資格評斷工作是否真的『必需』？你所謂的『必需』是什麼意思？你自己是人類學教授——人類學教授的『用處』是什麼？」(而且，許多八卦版鄉民確實會認為鄙人這份工作之所以存在，就是浪費社會開銷的明證。)社會價值沒有客觀的尺度，這在某個層面上顯然為真。
如果你打從心底認為自己對世界作出了有意義的貢獻，我不會失禮到跟你說，不是這麼回事。然而打從心底認定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的人，又該怎麼說呢？不久前，我跟一個十五歲之後就沒聯絡的同校朋友重新聯絡上，驚訝地得知他在這段時間裡先成了詩人，後來又在一支獨立搖滾樂隊當主唱。我曾在廣播上聽過他的幾首歌，那時完全沒想到，我竟然會認識這位歌手。他顯然曾經才華洋溢，銳意創新，他的作品也肯定點亮、提振了世界各地聽眾的生活。好景不長，幾張專輯銷路不佳，導致他失去合約，債務纏身，還要養剛出生的女兒。結果，用他的話說，他「走上好多漫無方向的人不假思索的選擇：法學院。」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向我坦誠他的工作毫無意義、對世界了無貢獻，照他自己的估量則根本不該存在。
收假第一天。
面對手頭久違的工作，你感受如何？你是否在靈魂深處問出了這 3 個問題：「我是誰？我在哪？我為什麼要工作？」
假期短暫的修整過後，或許有人已經開始審視自己的工作：「除了維生，我為什麼要從事這樣的一份工作？它的社會價值到底在哪裡，它真的有必要嗎？」
2013 年，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曾在一本雜誌上發表過自己對工作的看法。格雷伯是知名學者，以研究領域廣泛、觀點犀利著稱。此外，他還是社會活動家，是「反資本主義聯盟」的創始成員之一，也是 2011 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關鍵人物。
面對當代社會越來越多的新興職業，格雷伯提出了一個有些毒舌的觀點。他認為很多工作都是「狗屁工作」。這些工作把人們放在自己不擅長，也不喜歡的職位上，白白消耗生命。
在許多現代資本主義體系的擁躉者看來，格雷伯的觀點未免有些離經叛道，「如果不是這份工作，人們何以為生？」但在每天必須做的這份工作之內，人們又應該，或者說可以有什麼樣的可能呢？
今天，風馬牛把這篇不走尋常路的文章分享給大家。在節後的第一天，也許我們有些痛苦，但也可能借機更加清醒地審視自己的工作，思考自己的生活。畢竟，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
作者 | 大衛·格雷伯
大衛·格雷伯
1930 年，凱因斯預測 20 世紀尾聲時，科技將有長足的進步，所以像英國或美國這樣的國家，一週只要工作 15 小時就夠了。
單就科技面來說綽綽有餘，誰都相信預言會成真，然而預言就是沒有成真。科技反而被整飭來讓我們每個人都要做更多事。這可得憑空造出實質上不知所謂的工作才行。成千上萬的人把他們的職業生涯，全部拿來做他們壓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在歐洲和北美尤其嚴重。這種情形讓人離心離德，是刮過我們集體靈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對此發表意見。
直到 1960 年代，人們都還殷殷期盼凱因斯擔保的烏托邦，但為什麼沒有成真？今天的標準答案是，他沒料到消費主義暴漲：一邊是工時減少，一邊是更多玩物和快感，我們集體選擇了更多玩物和快感。這則道德故事說來動聽，但稍加省思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
沒錯，20 世紀以來，我們目睹新工作和產業憑空誕生，類別多得數不完，但其中幾乎都跟壽司、iPhone 或潮鞋的生產與分銷毫無關聯。
那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麼名堂？最近有一份報告，比較美國 1910 年和 2000 年的就業狀況，讓我們得以一窺全豹(提醒各位：英國的狀況半斤八兩)。20 世紀當中，受僱為家僕、受僱與產業界和農場部門的工人數遽降，同時「專業、經理、辦公室行政、銷售，以及服務人員」翻了 3 倍。換句話說，凱因斯預言得不錯，生產性質的工作多半自動化了(即使將全球工業工人的數量都計入，包括印度和中國的大量勞動力，但投身生產部門的工人佔全世界人口的比例還是下降了)。
儘管工時大幅減少，這世界上的人還是不能自由致力於自己的計劃、尋歡、追逐願景和點子；反之，我們經歷的是「服務」部門膨脹，行政部門甚至更腫大，還沒算上憑空製造出來的全新產業(41.150, 0.76, 1.88%)，像是金融服務或電話銷售，或企業法務、學員和醫療行政、人力資源，還有公共關係等行業前所未見的擴張。而為上述產業提供行政、技術或安全支援的人，乃至於整批附加產業(幫狗洗澡的人、大半夜送披薩的人)，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每個人都忙著做其他同類型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甚至還沒呈現在上述的數字裡。
我提議把這些工作叫「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簡直像是為了讓我們每個人乖乖上班，有一雙幕後黑手造出不知所謂的工作來。妙就妙在這裡，資本主義底下恰恰就不該發生這種事情。我當然知道像蘇聯那樣過時、效率不彰的國家裡，就業既是權利也是神聖的責任，該體系不得不編造出諸多工作來迎合就業(所以蘇聯的百貨公司需要 3 個店員來賣一塊肉)。可是，市場競爭不是理當修正這種問題嗎？至少經濟理論告訴我們，謀求利潤的廠商萬萬不會把錢浪費在無需僱傭的工人身上。奇怪的是，事情還是這樣發生了。
企業有時要狠狠瘦身。一旦遇到這種事情，被資遣的、被要求無償加班的，無一例外是實際從事生產、搬運、修理和維護東西的人，而到頭來，領薪水送公文的人數節節攀升，這其中離奇的鍊金術沒人可以解釋。越來越多員工發現自己越來越像蘇聯時期的工人，賬面工時每週 40 或 50 小時，但實際上如凱因斯所預言，只做了 15 個小時。因為剩下的時間都花在籌備或參加激勵士氣的研討會、更新Facebook個人檔案，或下載全套影集上。
顯然答案非關經濟，而是關乎道德和政治。統治階級想通了：快樂又多產的人口，要是有多餘的自由支配時間，就是一種致命的危險(想想這種現象初露苗頭的 1960 年代發生了什麼事)。另一方面，人們能從工作本身感受道德價值，若是不情願一起床就投身緊湊的工作紀律，誰就沒飯吃，這樣的想法對統治階級來說，實在是方便得無以復加。
有一次，我本來在思索英國學術部門裡儼然不斷增加的行政指責，突然想到一種可能的地獄景象。所謂地獄，就是一批人個個耗費大把時間，做他們不喜歡也不特別擅長的差事。就說他們本來是優秀的櫥櫃師傅，被僱傭了，一來才發現上頭要他們多花一大堆時間煎魚，而且還不是非煎不可，畢竟需要煎的魚總是有限。豈料，一想到有些同事做櫥櫃的時間說不定比自己多，卻沒煎好分內的魚，他們就放不下一股怨恨。不久，工廠就堆滿了根本不能吃、料理得很差勁的魚，而且所有人真的就只煎出這些魚。
說真的，上面這段拿來描述我們經濟的道德動力，我認為還算準確。
走筆至此，我明白諸如此類的主張都會碰上不假思索的反駁：「你有什麼資格評斷工作是否真的『必需』？你所謂的『必需』是什麼意思？你自己是人類學教授——人類學教授的『用處』是什麼？」(而且，許多八卦版鄉民確實會認為鄙人這份工作之所以存在，就是浪費社會開銷的明證。)社會價值沒有客觀的尺度，這在某個層面上顯然為真。
如果你打從心底認為自己對世界作出了有意義的貢獻，我不會失禮到跟你說，不是這麼回事。然而打從心底認定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的人，又該怎麼說呢？不久前，我跟一個十五歲之後就沒聯絡的同校朋友重新聯絡上，驚訝地得知他在這段時間裡先成了詩人，後來又在一支獨立搖滾樂隊當主唱。我曾在廣播上聽過他的幾首歌，那時完全沒想到，我竟然會認識這位歌手。他顯然曾經才華洋溢，銳意創新，他的作品也肯定點亮、提振了世界各地聽眾的生活。好景不長，幾張專輯銷路不佳，導致他失去合約，債務纏身，還要養剛出生的女兒。結果，用他的話說，他「走上好多漫無方向的人不假思索的選擇：法學院。」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向我坦誠他的工作毫無意義、對世界了無貢獻，照他自己的估量則根本不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