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9） 漢族。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子，世稱陽明先生，故又稱王陽明。中國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夠統軍征戰，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廟東廡第58位。
王守仁哲學力圖糾正宋明以來程朱理學煩瑣與僵化的流弊，他洞察到道德意識的自覺性和實踐性，將儒家封建道德建立在簡易的哲學基礎上，使人人可行。他的思想流行達 150年之久，形成了陽明學派。但王守仁忽略客觀的知識，只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在道德規範的形成上，又忽略了歷史條件的決定作用。他有些弟子更產生了“虛玄而蕩,情識而肆”的弊病，即任性廢學,一切解脫。一些學者把這些流弊視為明朝滅亡的原因。
王守仁思想中包含著某些促進思想解放的因素，為中國近代康有為和梁啟超所注意，受到熊十力的推崇。王守仁的哲學思想在明中葉以後傳到日本，併成為顯學，後來影響到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思想界，對日本的革新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中國的傳統民族文化中歷來重視實踐理性的問題，也就是強調只有禁得起實踐檢驗的理論或者說教才是真理。因此說，重視實踐的問題也就成為我們民族思想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個主題，到了明代的時候，更是出現了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觀念。然而，這位哲學家卻是率先垂範的，也就是說他的理論絕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正是根源於他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實踐中的感悟和總結，是具有相當的真理性的。而這位哲學家就是明代的“心學”大師王守仁。
王守仁是明代中期的人，他出身於一個書香官宦之家。在王守仁生活的那個時代，整個明朝社會已經開始在走下坡路了，種種社會矛盾已經相當激化和突出，到處都呈現出一派危機四伏的景象來。而正是在這樣一個需要人積極作為也就是積極實踐來解決現實矛盾與困境的時代，很多封建士大夫卻死抱著“道德性命”之學，空談性理、不務實績，這樣就更加重了社會的隱患。雖然王守仁也是崇奉“道德性命”、“格物致知”之學的，而且他也鑽過牛角尖（有一次他因為默對著一根竹子進行所謂的“格物”，但因為太投入又無所得，竟然一下子病倒了），但是他卻最終還是在實踐中體悟出了“行”的重要性。
他積極反對“先知後行”的傳統觀念，認為這樣就很容易使人陷入無謂和空洞的思想深淵裡，而是應該“知行合一”，將自己的認識與實踐統一起來，用認識指導自己的實踐，並在實踐中完善自己的認識，他還為我們解釋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且他提倡“心學”，認為人天生就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人不應該過分地浪費時間去到外在世界去尋找它，而人實踐的過程就是一個“致良知”的過程。在知與行、“知行合一”方面，王守仁更可謂是達到了一種做人做事的頂峰，完全實現了古人所為後世設定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境界，而其他人往往只是一“不朽”，或兩“不朽”，綜觀整個中國歷史，幾乎再找不到一個像王守仁這樣的“完人”。
首先說，王守仁的道德理想和道德修養不只是體現在一種口頭或者表面化的思想上的，一旦需要他做出某種必要的犧牲，他就絕不會像那些滿肚子道德文章而臨危畏怯的小人一樣，而是敢於挺身而出。在他考中進士在朝廷任職的時候，因為他實在看不慣大宦官劉瑾的專權和霸道，於是不顧生命危險起而反對劉瑾，結果被劉瑾廷杖四十，險些要了性命，而且還被貶官到當時極度偏僻的貴州龍場做了一名小小的驛丞，尤其一路上還被劉瑾派去的殺手追殺，幸好他足智多謀，否則早就殞命荒山了。
王守仁還是一個很有理想和抱負的人，他青年時代就認為“人人皆可為聖人”，而在他生活的那樣一個時代要說出這樣的話來可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自信的。然而，王守仁卻絕不是一個只會空談自己的理想和抱負的人，他知道如果想真正成就一番大事業，就必須要經受住實踐的艱難考驗，而要能夠經受住這樣一番考驗，一個人就必須首先加強自我修養及鍛鍊自己的綜合素質，而不只是在單純的道德與倫理上下工夫。因此，一方面，他學文研藝，鑽道礪心，而又不忽視身體方面的修為，他努力學習騎馬射箭，而且還注重學習軍事，注重到實際去研究與發現問題、並體察各地的人情風貌、山川地形，以備自己將來更好的施展。比如有一次他在作兵部主事時，當時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位博學之士，但提督軍務的太監張忠卻認為他是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一定只是會紙上談兵，便很蔑視他；所以有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他竟強令王守仁當眾射箭，想以此令王守仁出醜；不料王守仁提起彎弓，輕鬆地連發三箭，三發三中，全軍為之歡呼，令張忠十分尷尬。
後來，王守仁被朝廷重用，擢右僉都御史，繼任南贛巡撫。明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６月１４日，宗室“寧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謀反，叛軍十萬，勢如破竹，陷南康，下九江，順流而下。一路克安慶，逼南京，大有揮戈北上直取京城之勢，明朝廷上下震動，驚慌失措。可是由於王守仁的英勇果決及善於謀劃，僅僅35天就將叛亂的“寧王”朱宸濠生擒。後來他又為了維護明王朝的封建統治，成功地鎮壓了幾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尤其還有少數民族的叛亂。而在這些過程中，如果不是因為王守仁上能上馬治軍，下能下馬治民，而且集文武謀略於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還注重加強在被鎮壓的人民群眾及少數民族中進行道德教化，否則他絕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功。最終，他因功授南京兵部尚書，封爵“新建伯”，併為後世開創了一門很有生氣的哲學思想——“王學”，深刻地影響了以後的整個明王朝。
而這一切成功的奠基，也其實正在於王守仁既不片面的重視“知”或“行”，而是將兩者有機地統一起來。因此說，當我們在頭腦中形成一種認識或理想時，就應該積極地到實踐中去檢驗它、完善它，並最終將它轉化為一種真理性、現實性的東西。要敢於實踐，不要怕失誤，如果只是想一味地在紙面上得到所謂真理，那最終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生活是個無比廣闊的大舞臺，也只有敢於實踐的人也能意識到它的寬廣，從而不斷在實踐中豐富自己，以至最終超越自己。
後因功高遭忌，辭官回鄉講學，在紹興、餘姚一帶建立書院，宣講“王學”。嘉靖六年（1527）覆被派總督兩廣軍事，後因肺病加疾，上疏乞歸，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於肺炎病逝於江西南安舟中。
王守仁（1472-1529） 漢族。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子，世稱陽明先生，故又稱王陽明。中國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夠統軍征戰，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廟東廡第58位。
王守仁哲學力圖糾正宋明以來程朱理學煩瑣與僵化的流弊，他洞察到道德意識的自覺性和實踐性，將儒家封建道德建立在簡易的哲學基礎上，使人人可行。他的思想流行達 150年之久，形成了陽明學派。但王守仁忽略客觀的知識，只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在道德規範的形成上，又忽略了歷史條件的決定作用。他有些弟子更產生了“虛玄而蕩,情識而肆”的弊病，即任性廢學,一切解脫。一些學者把這些流弊視為明朝滅亡的原因。
王守仁思想中包含著某些促進思想解放的因素，為中國近代康有為和梁啟超所注意，受到熊十力的推崇。王守仁的哲學思想在明中葉以後傳到日本，併成為顯學，後來影響到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思想界，對日本的革新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中國的傳統民族文化中歷來重視實踐理性的問題，也就是強調只有禁得起實踐檢驗的理論或者說教才是真理。因此說，重視實踐的問題也就成為我們民族思想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個主題，到了明代的時候，更是出現了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觀念。然而，這位哲學家卻是率先垂範的，也就是說他的理論絕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正是根源於他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實踐中的感悟和總結，是具有相當的真理性的。而這位哲學家就是明代的“心學”大師王守仁。
王守仁是明代中期的人，他出身於一個書香官宦之家。在王守仁生活的那個時代，整個明朝社會已經開始在走下坡路了，種種社會矛盾已經相當激化和突出，到處都呈現出一派危機四伏的景象來。而正是在這樣一個需要人積極作為也就是積極實踐來解決現實矛盾與困境的時代，很多封建士大夫卻死抱著“道德性命”之學，空談性理、不務實績，這樣就更加重了社會的隱患。雖然王守仁也是崇奉“道德性命”、“格物致知”之學的，而且他也鑽過牛角尖（有一次他因為默對著一根竹子進行所謂的“格物”，但因為太投入又無所得，竟然一下子病倒了），但是他卻最終還是在實踐中體悟出了“行”的重要性。
他積極反對“先知後行”的傳統觀念，認為這樣就很容易使人陷入無謂和空洞的思想深淵裡，而是應該“知行合一”，將自己的認識與實踐統一起來，用認識指導自己的實踐，並在實踐中完善自己的認識，他還為我們解釋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且他提倡“心學”，認為人天生就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人不應該過分地浪費時間去到外在世界去尋找它，而人實踐的過程就是一個“致良知”的過程。在知與行、“知行合一”方面，王守仁更可謂是達到了一種做人做事的頂峰，完全實現了古人所為後世設定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境界，而其他人往往只是一“不朽”，或兩“不朽”，綜觀整個中國歷史，幾乎再找不到一個像王守仁這樣的“完人”。
首先說，王守仁的道德理想和道德修養不只是體現在一種口頭或者表面化的思想上的，一旦需要他做出某種必要的犧牲，他就絕不會像那些滿肚子道德文章而臨危畏怯的小人一樣，而是敢於挺身而出。在他考中進士在朝廷任職的時候，因為他實在看不慣大宦官劉瑾的專權和霸道，於是不顧生命危險起而反對劉瑾，結果被劉瑾廷杖四十，險些要了性命，而且還被貶官到當時極度偏僻的貴州龍場做了一名小小的驛丞，尤其一路上還被劉瑾派去的殺手追殺，幸好他足智多謀，否則早就殞命荒山了。
王守仁還是一個很有理想和抱負的人，他青年時代就認為“人人皆可為聖人”，而在他生活的那樣一個時代要說出這樣的話來可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自信的。然而，王守仁卻絕不是一個只會空談自己的理想和抱負的人，他知道如果想真正成就一番大事業，就必須要經受住實踐的艱難考驗，而要能夠經受住這樣一番考驗，一個人就必須首先加強自我修養及鍛鍊自己的綜合素質，而不只是在單純的道德與倫理上下工夫。因此，一方面，他學文研藝，鑽道礪心，而又不忽視身體方面的修為，他努力學習騎馬射箭，而且還注重學習軍事，注重到實際去研究與發現問題、並體察各地的人情風貌、山川地形，以備自己將來更好的施展。比如有一次他在作兵部主事時，當時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位博學之士，但提督軍務的太監張忠卻認為他是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一定只是會紙上談兵，便很蔑視他；所以有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他竟強令王守仁當眾射箭，想以此令王守仁出醜；不料王守仁提起彎弓，輕鬆地連發三箭，三發三中，全軍為之歡呼，令張忠十分尷尬。
後來，王守仁被朝廷重用，擢右僉都御史，繼任南贛巡撫。明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６月１４日，宗室“寧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謀反，叛軍十萬，勢如破竹，陷南康，下九江，順流而下。一路克安慶，逼南京，大有揮戈北上直取京城之勢，明朝廷上下震動，驚慌失措。可是由於王守仁的英勇果決及善於謀劃，僅僅35天就將叛亂的“寧王”朱宸濠生擒。後來他又為了維護明王朝的封建統治，成功地鎮壓了幾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尤其還有少數民族的叛亂。而在這些過程中，如果不是因為王守仁上能上馬治軍，下能下馬治民，而且集文武謀略於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還注重加強在被鎮壓的人民群眾及少數民族中進行道德教化，否則他絕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功。最終，他因功授南京兵部尚書，封爵“新建伯”，併為後世開創了一門很有生氣的哲學思想——“王學”，深刻地影響了以後的整個明王朝。
而這一切成功的奠基，也其實正在於王守仁既不片面的重視“知”或“行”，而是將兩者有機地統一起來。因此說，當我們在頭腦中形成一種認識或理想時，就應該積極地到實踐中去檢驗它、完善它，並最終將它轉化為一種真理性、現實性的東西。要敢於實踐，不要怕失誤，如果只是想一味地在紙面上得到所謂真理，那最終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生活是個無比廣闊的大舞臺，也只有敢於實踐的人也能意識到它的寬廣，從而不斷在實踐中豐富自己，以至最終超越自己。
後因功高遭忌，辭官回鄉講學，在紹興、餘姚一帶建立書院，宣講“王學”。嘉靖六年（1527）覆被派總督兩廣軍事，後因肺病加疾，上疏乞歸，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於肺炎病逝於江西南安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