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其人

自宋朝建國以來，因為害怕武將形成割據，一直推行重文的國策，這樣武備鬆馳，武將沒有實權，甚至文官也去帶兵，文官崇尚詩詞，詞藻講究華麗，空談之風，無病呻吟，喝酒吟詩文官講究安頤盛行。宋朝積貧積弱的弊端顯露出來。從宋真宗開始，宋朝對外一直退讓妥協，只求暫時的安定，對內農民起義不斷，鎮壓以後社矛盾並沒有解決。在宋朝做官靠關係，升官靠資歷是一個不成文的規矩。王安石變法從本質來講是從變法來維護封建統治，有許多矛盾也不能解決，比如地主官僚兼併土地，官僚機構雍腫等等。宋朝少有有作為的皇帝，掛在皇帝嘴邊的話是：太祖定製，祖宗成法，大臣安於現狀的居多，混日子的居多，要變革的人是少數和個別比如王安石。皇帝就象一個患陽痿病人，勃也忽落也速，皇帝的左右搖擺，新法的推行阻力很大。而且這些阻力來自於力量十分強大的集團，包括皇帝的媽。司馬光和王安石私交不錯，但是絕對反對新法，站在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邊，他執政後新法被一條一條廢除了。他甚至要求五天之廢除免役法，連保守派都覺得這樣不能，但投機份子蔡京卻在五天之內開封府所屬各縣把免役法廢除。說到底不是司馬光反對王安石，是司馬光和那一股勢力在反對新法，王安在這種局面下曾兩度辭職，從此再沒出來作官，從慶曆新政到王安石變法失敗，宋朝失去了中興的機會，在下坡路奔跑著。改革是利益的調整，總有人支援有人反對，明朝張居正的改革和王安石的變法情勢有所不同，張居正時皇帝尚小，皇帝的媽大力支援，但死後也繞不了被清算。可見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司馬光在政治上屬於保守派，但在史學上貢獻還是很大的，從1o65年起致1084年，司馬光用了十九年的時間完成了《資治通鑑》這部鉅著，《資治通鑑》上起韓趙魏三家分晉下至五代後周政權的滅亡，時間誇度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共二百九十四卷，這部鉅著取材廣泛，有很大的史料價值。司馬光編這部書目的是供封建皇帝借鑑的，所以他處處從統治者利益著眼，時刻提醒統治者牢記歷史教訓，也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

所以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在前進的路上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需要取得共識，不斷修正錯誤才能繼續前進。

王安石是埋頭做事，不懂得用人之人。所以他不是鬥不過司馬光，他連手下人呂惠卿都鬥不過，因為他不懂用人。

司馬光寫書寫了幾十年，把腦子寫傻了。一上臺就咔咔咔辦掉了一堆反對派，結果事情落到自己頭上的時候，他摸摸腦袋錶示不會處理啊。

所以說不是司馬光把王安石鬥倒的，而是王安石自己把自己給搞倒臺的。光做事不看人，這是絕對不行的，因為天下那麼多事，你一個人不可能都掌控。不懂得用人要麼累死，要麼像王安石一樣被自己人趕下臺。

早在宋仁宗時期，王安石就提出過變法的思想。奈何當時宋仁宗歲數已經很大了，況且他之前搞的慶曆新政以失敗而告終，留下了心理陰影，所以宋仁宗沒有用他。

宋英宗是個病秧子，一天到晚就躺在床上咳嗽，沒事兒就跟曹太后吵架，所以也不可能實行變法。直到宋神宗趙頊上臺以後，王安石終於閃閃發光了。

王安石的各種政策，讓宋神宗眼前一亮，這可都是強國的策略啊，所以各種對王安石提拔，為變法做準備。

司馬光這幫人是頑固派，他們喜歡守舊，看皇帝如此喜歡變法派，索性就躲起來寫《資治通鑑》去了，這一去就是十多年時間。

留在朝廷的，要麼是支援王安石變法的，要麼就是不敢出聲的，反對派基本都被打發走了。這麼一來變法就有了基礎。

王安石拜相以後，正式開始變法。可是在用人這方面，王安石算是幼兒園水平，他根本就不懂得用人。

王安石用人就一個標準，支援變法的就用，不支援的就貶。因此不少為了保住官位的大臣，都在表面上支援變法，實際上鬼知道是什麼情況。

因此呂惠卿、章惇、蔡確、曾布等人都得到了提拔，反倒是一大幫御史、諫官都被王安石給貶謫出了朝廷。包括劉琦、孫昌齡、陳襄等御史，還有範純仁、孫覺等諫官。

把這麼多人貶謫出去，本身就已經是很不合適的事情了，一改宋仁宗時期的仁政風度。他還提拔了一大幫亂七八糟的人，北宋政壇可謂是風起雲湧。

尤其是呂惠卿這個人，他是變法的堅定支持者嗎？根本就不是，他是一個投機商人，什麼有好處，他就投靠什麼，顯然現在變法對他來說有好處。

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宋史》

得到王安石任用以後，呂惠卿很快成為了變法派的二把手。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以後，呂惠卿成為了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他開始利用變法打擊對手，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

甚至對王安石，呂惠卿都沒有手軟。他擔心王安石回來以後，就輪不到他自己做宰相了，所以呂惠卿總是想方設法阻撓王安石回朝。

這種人成為變法的二把手，王安石的熙寧變法能夠成功，也就怪了。所以打敗王安石的絕對不是司馬光。

王安石兩次罷相以後，其實壓根就沒機會跟司馬光交手。雖然他們政見不合，顯然在前期交鋒中，司馬光已經敗下陣來。

等到宋神宗勞心勞力變法累死以後，宋哲宗登基稱帝，但是歲數太小，只能由太皇太后高滔滔垂簾聽政。

高滔滔是堅決反對變法的，所以她上臺以後，立刻廢除了熙寧變法的所有措施。朝令夕改的局面逐漸出現，高滔滔剛把司馬光扶植起來，王安石就掛了。

元祐更化的第一年，王安石就病故了，所以他沒時間也沒精力跟司馬光鬥了。那麼司馬光呢？其實他也是這一年去世的。

但是司馬光在去世前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所有熙寧變法的內容都給廢除了。等於就是全盤否定了王安石變法的一切成績。

這件事純粹就是政見問題，跟他們個人之間的恩怨和品行，其實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因此司馬光當時也沒有留下多少罵名。

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雲："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宋史》

那麼為什麼現在罵司馬光的人越來越多了呢？因為他們認為是司馬光阻撓了變法，在他們眼裡如果司馬光不廢除熙寧變法，那麼這場變法就能成功。

這種邏輯簡直可笑，如果變法真的牢不可破，就算司馬光想要廢除，那都是不可能的。當時變法已經千瘡百孔了，誰來都是臨門一腳的事情。

宋哲宗和高滔滔有血海深仇啊，他一上臺就立刻廢除了高滔滔的所有政策，不管好的壞的，只要是高滔滔提出的，就都要廢除。

高滔滔提拔上來的司馬光，自然也是重點打擊物件。因此司馬光在宋哲宗親政後，被一擼到底，甚至連石碑都被人給砸了。

宋哲宗想著繼續實行宋神宗時期的變法，所以重用張惇等人，王安石也就再次被抬了出來。到了宋徽宗時期，王安石更是被封為舒王，配享宋神宗太廟，可謂是何等榮耀。

但是到了靖康年間，王安石又被宋徽宗貶謫了，不光撤掉了王爵，而且連畫像也被毀掉了，太廟也不給他進了。

所以說在宋朝，其實對司馬光和王安石的態度就是褒貶不一的。當時那些親歷者都是一時風一時雨，我們後人又怎麼可能看得清他們倆呢？

抬高一個死人，或者貶低一個死人，其實對死人本人來說意義真的不大，因為他什麼都不知道。但是對活人來說，意義卻十分重大。

宋哲宗支援變法，所以貶低司馬光，抬高王安石。宋徽宗前期支援變法，所以也抬高王安石。可是後期宋徽宗又反對變法了，所以貶謫王安石，反倒將司馬光追封為太子太保，宋高宗更是將司馬光弄進了太廟。

這一切還不都是為了政治服務嗎？誰當權了，誰就有話語權。過去蓋棺定論的是非黑白，到了新時期，依舊可以在彈指間發生改變。比如說宋高宗誅殺岳飛以後，後世南宋皇帝想北伐的時候，就開始重新拔高岳飛，一樣的道理，宋朝人最會玩這一套。

參考資料：《宋史》

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鬥爭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鬥爭，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

改革派之所以落敗，很大原因王安石變法脫離了時代、脫離了實際，破壞了原有社會秩序，社會各階層利益普遍受到損害，變法沒有民意支援的基礎。不需要司馬光的攻擊，在洶洶民意下王安石也必定會落敗。

我們來看看王安石的這些變法為什麼不會成功。

#青苗法：只是看上去很美

在農業社會，小自耕農破產導致土地兼併，流民四起，是讓每個封建統治者都大為頭疼的問題。青苗法的本意就是政府給農民提供小額貸款，避免高利貸盤剝，緩解農民破產的問題。青苗法是：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

表面上看這絕對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有現代“扶貧貸款”的影子，但有兩個問題根本無法釐清。一是政府的貸款準備金從哪裡來？大多數是地方政府的“賑災倉儲”，問題是很多地方的“賑災倉儲”很少，或根本就沒有。官員們為了應付上級考核，撈取政績，索性不發一分貸款，直接向農戶收取利息。二是貸款的擔保怎麼辦？青苗法規定農民用地裡青苗做擔保，可地方官認為完全不靠譜，如果有災害或其它無法預料的狀況，貸款和利息收不上來，是要丟烏紗帽的。只好強行將貧戶與富戶捆綁在一起貸款，富戶被迫成了擔保人，貧戶若破產，或惡意逃貸，富戶就會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所以看，青苗法失敗不是官員道德問題，完全是技術問題，沒有商業貸款機構，沒有保護借貸雙方利益的爭議裁判機構，沒有保險機構。穿越時空的青苗法嚴重損害了它試圖保護的小自耕農經濟，成為諸多變法中最受爭議的一項。

直到一千年後的今天，給農民發放小額扶貧貸款都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小額貸款之父——曾獲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開辦的銀行，就深陷“農民過度負債、農民還貸困難，農民自殺頻頻”的輿論漩渦。

#市易法：官員經商禍國殃民

市易法是：在京城設定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本意有二，一是將政府多餘的貨幣投入市場生利。二是打擊囤積居奇的商人，避免小民被商人盤剝。可實際操作過程中，發現官員遠比商人惡劣。

官員們手中有權，在商人們看來理所當然的公平交易，在他們看來就是笑話，強買強賣才能最大限度創造政績。官商們壟斷製作、收購、運輸、倉儲、零售，商人們被層層盤剝。在這過程中官員們中飽私囊，為自己某點私利也是人之常情。國家物價上漲，商人破產，工商業迅速走向絕境，按現在的話說，營商環境遭到了極大破壞。

1993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的一個論斷——“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這被稱為“諾思悖論”。今天的中國為了禁止官員經商，就曾出臺了40多個檔案和《公務員法》。

#免役法：人人有份的人頭稅

免役法是對以前差役法的改革,由原來按戶等高低輪流到各級政府去服差役(亦稱職役),改為由政府出錢僱人應役。本意是減少服差役對農民生產活動的干擾,使“農時不奪而民力均”，但在實行過程中，原本以前不需服差役的人口，如女戶、寺觀，也要繳納半數的役錢，稱為“助役錢”。沒有財產的貧困民戶原先可以出力氣，現在也要出錢代役。百姓都叫苦不迭，連擔水、理髮、茶販之類的小買賣，不交免役錢都不許經營，乃至有的商販以死相爭。免役法實質成為人人都要交納的人頭稅，在徵收過程中各級官吏又層層加碼，免役法成為：“縱富強應役之人，徵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與初衷完全背道而馳。

人頭稅是落後的徵稅方式，大約七百年後，雍正皇帝深刻認識到人頭稅的弊端，"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推行“攤丁入畝”改革，土地多的多交，土地少的少交，沒土地的不交。才徹底廢除了人頭稅（丁銀）。

均輸法與市易法相類，都是官員參與商業活動。保甲法、保馬法與軍器監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軍事力量，但同樣加重了農戶負擔。只有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可以說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從上可以看出，王安石變法的最大問題是社會各階層利益普遍受損，根本沒有支援變法的民意基礎。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快牛破車。流民遍野，天下騷然，王安石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士大夫階層群起而攻之就不足為怪了。

商鞅變法為什麼會成功，因為變法只是觸動了貴族階層的部分利益。承認土地私有，新興的地主階層利益得到保證，生產熱情高漲。軍功授爵，迎合了普通農民提升社會地位的訴求。支援變法的秦孝公死後，商鞅被車裂，繼位者並沒有廢除變法。不管繼位者對變法的真實態度是什麼，他也絕無膽量廢除有廣泛民意基礎的變法。

五百多年後的張居正必定認真研究過王安石的變法。張居正打著恢復祖制的旗號推行改革，可謂小心翼翼，絕無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目空一切。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內外守舊勢力以"天變"為藉口，又一次掀起對變法的圍攻。免役錢激起群情洶洶、民心不穩，神宗憂形於色，寢食不安。安上門監鄭俠繪東北《流民圖》以告急檔案特進。神宗反覆觀圖，竟夕不眠，認為"天變"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 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宋神宗發生動搖。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親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產生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宣告了變法失敗。

王安石鬥不過司馬光的原因是：他的許多變法政策損害了北宋各階層的利益，有些有益的政策還被下面的和尚把經念歪了，變成了惡法。

一旦王安石的支持者宋神宗動搖了支援的態度後，王安石就變成了無根之木，失敗是必然的。

王當時的變法並沒有換來一批屬於他的堅定支持者，無論是士紳階層，還是平民百姓。

而司馬光作為守舊派，他覺得王安石的變法許多政策過於激進，而北宋當時的問題又太多。

一味的變法會打破原本穩定的結構，必然會迎來被損害利益集團的反撲。

而王安石變法為了推行新法，用人不當，沒有後續堅定的繼承者來繼續執行他的變法理念，讓他的失敗變成了一種必然。

所以，不能說是王安石鬥不過司馬光，而是變法沒有爭取到更多有力的支持者，沒有利益集團為王吶喊助威，失去皇帝支援後無以為繼，只能以失敗告終。

不是王安石鬥不過司馬光，而是王安石鬥不過當時的整個社會慣性。王安石最大的功績其實是他的變法，而並非他的詩詞，詩詞只是他變法失敗以後對自己的一種無奈。王安石的變法在當時是先進的，很多變法的負面現象的出現，也並非因為王安石變法的缺點所致。

但是隻要說到變法就意味著利益的騰挪，那些真正的保守派自然不願意把自己的錢包交給國家。雖然這些人與司馬光等人的保守心態並不同，但是他們最終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停止變法。隨著變法的深入而統治者又不能給王安石堅定地支援，所以反變發者越來越多。期間有為一己私利而反對的，也有為了國家的穩定而反對變法的。更有希望通過這種站隊而獲得未來發展的。總之，王安石已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北宋時期，曾經有兩個宰相一個是司馬光，一個是王安石，兩個人的思想主張不同一個主張保守一個主張改革，而我們現在都知道王安石變法其實就是王安石掌握了實權，而司馬光就被從宰相的寶座上趕了下來。

當時的蘇東坡和王安石也同朝為官還是朋友，卻因為政見不同，最後客死他鄉，後世對於王安石都是褒貶不一，但是王安石的有些事兒卻不得不讓人佩服，王安石做上了宰相寶座之後，皇帝更是指聽他一人之言自然就問起了司馬光該如何處置，問王安石對於司馬光的看法，但是想不到的是，王安石卻對司馬光是大加讚賞稱司馬光是國家棟梁，人品學識跟能力都給與了很高的評價，也因為他的這一番話。司馬光沒有失去皇帝的信任，才能夠從容地退出朝堂之上依然錦衣玉食。

有句話說得好，30年河東30年河西，當王安石大力實施改革的時候，觸動了特別多的利益集團，遭到了很多人的攻擊，皇帝沒有辦法只能夠重新啟用司馬光，將王安石就地免職，王安石失寵之後，很多人開始告他的黑狀，皇帝也是沒有什麼主見想要治王安石的罪，結果司馬光單獨對皇帝說王安石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對朝廷的也是忠心耿耿，陛下千萬不要聽信讒言兒，當皇帝的聽完司馬光的話之後只說了一句話，卿等皆君子也。

這其實就是我們說的君子之爭蕩蕩，那麼君子跟小人之間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君子是隻管埋頭苦幹，解決題，對事不對人就事論事，雖然說我不認可你做的事，但是我認可你這個人，拋棄事情之外，我們還可以做朋友，而小人則是遇到問題不想著解決問題，反而想著如何把自己洗脫出來，把責任推給別人，喜歡暗地裡對人使壞，見不得別人的好，當小人如果想要攻擊你的時候，肯定會先想辦法給你扣上一頂帽子，讓別人對你的人品產生質疑讓你有口難辯，所以說寧可得罪一個君子，也不想認識一個小人，最後送大家一句忠告遠離小人，當跟別人產生分歧出現問題的時候只解決問題，不要忘記別人這樣的人才會得到尊重。

首先：和狂飆突進的王安石相比，司馬光是個持正平穩的人，這被後人視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其實這是歷史的誤解。

其次：司馬光不反對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穩地進行。對於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論。他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

再者：近代法中國人托克維爾寫了一本《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為改革的後果是引起人們要求進一步改革，但改革卻又無法滿足無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眾不滿情緒加劇，最終可能釀成革命。也就是說，改革既要大膽又要審慎。看來，托克維爾頗得司馬光“破屋”理論的精髓。

所以：在這種“破屋”理論的指導下，司馬光和王安石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辯論和拉鋸，王安石是個雄辯的演說家，而司馬光在這方面實非王安石的對手。但司馬光有著與王安石一樣的執拗與耐力，反正這輩子和王安石幹上了。

還有當權者命短呀。王安石變法失敗實則是沒有得到神宗皇帝的全力支援，是鬥不過天下官紳，絕非鬥不過司馬光，話說回來，司馬光為何成為王安石一生中最大的政敵呢？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因為變法損害了宋朝上下全體官紳的利益，但缺乏宋神宗的全力支援以及與其“學術不正”也大有關係。

熙寧變法之目的是富國強兵，而實現這個目的的前提則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也就是運用理財手段來管理國家，而“變風俗，立法度”就成為其中的核心內容，既然要變法，那變法的宗旨是什麼？該急變還是緩變？變法涉及的層面和具體法令是什麼？

這些問題，王安石沒有完全注意，因為他就是一個純粹的人，所以他的“免役法”得罪光了全天下的官員，而“青苗法”得罪光全天下的富人，這樣一來，王安石直接成為全部特權階層的死敵，就連鼎鼎大名的蘇軾都認為“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不可不用士人”，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自他父親高中後，父子三人皆列官紳，王安石變法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而已。大概蘇軾根本沒有去想，自己父子三人剛脫貧致富幾天，怎麼就忘本了呢？

所以，在韓琦、文彥博、司馬光等人的反對浪潮中，最終失敗。

其實，與其說是王安石鬥不過司馬光，不如說是二種思想在進行碰撞，舊思想和新思想在面對國家諸多弊病的時候發生了強烈碰撞，司馬光和王安石則是代表人物而已，但他們都是在為了宋朝的興盛做著自己最大的努力，只是每個人的思想不一樣，方法也就不一樣。

中國封建時代的政治文明發展到宋朝進入了一個相對完備的時期，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巧妙地解決了自唐“安史之亂”以來的武人跋扈的問題，一改五代以來文人“斯文掃地”的局面，尊重並且重用文人，立下“不殺大臣及言事者”的誓約，開創了宋朝以文治國的局面。

北宋士大夫的理想

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文彥博與宋神宗的一次關於變法的爭論。宋神宗認為：“更張法治，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回說：“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文彥博敢在宋神宗面前直言不諱地說出此話，說明“共治”已成為當時為君臣都認同的理念以及士大夫也是國家的主人。

一、致君堯舜

“致君堯舜”是北宋士大夫可以說是“忠君”的表現，但同時從政治理性的角度去看，這也是北宋士大夫爭取話語權的一大理論。北宋士大夫一面在政治上以自身的政治主體地位來影響皇帝的決策；同時又在思想上他們又以儒家經典的“義理”和“堯舜之道”作為思想武器來規制皇權，來為自身的政治主張提供合法性依據，進一步拓展自身可施為的政治空間。在不觸及皇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宋朝的皇帝經常“妥協”。

二、價值觀——義利觀與君子、小人

儒家學說重義輕利的思想可追溯到孔子之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宋朝實行右文政策，重用儒生，治國理政是以儒學思想為依歸。在“義利觀”上，士大夫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持保守的“義利對立觀”；另一類是持實用精神的“義利調和觀”。

第一類持保守的“義利對立觀”的士大夫們，往往高談玄妙的性命道德，卻以談論利維持，他們不關心現實的社會經濟問題。如蘇軾曾表示“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將“義”作為評判道德的標準，認為重視理財、求利的人是“小人”、“聚斂之臣”。這些士大夫在提出解決國家困窮的政策方案時，往往不考慮實際，不管何時都因循儒家輕徭薄賦政策，以附會其重義輕利的思想，但這些措施根本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

而另一類士大夫則是積極投身政治實踐並且具有政治理性精神和實用精神的士大夫群體。他們在處理國家經濟、財政等各種現實的具體問題時，開始漸漸從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下，重新思考和定位義與利的關係，而不是簡單地將兩者對立起來。

宋朝要整治“三冗”之弊，必然需要進行富國強兵的改革，要富國強兵必然離不開個“利”字。這些人並不否認義的重要性及其主導地位，而是改變“義”與“利”對立的觀念，迴歸孔子“義”的標準下可追求“利”。

王安石便是重視通過理財來富國並將其付諸實踐的士大夫，強調理財只要不是為了一己私慾，為了國家理財是符合義的，並以《周禮》為依據指出：“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但王安石這種重視理財的思想仍遭到保守派士大夫的攻訐，被指斥為“管商之道”禍國害民。

理念不同，終使司馬光和王安石反目

中國古代從夏商周封建時代，就把“天命論”作為君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如周公提出“敬天”思想，周的君主稱為“周天子”，受命於天，保養下民。在漢代又經董仲舒改造闡發為“天人感應說”，天命觀既是君主合法性的來源，同時也是制約君權的一種手段。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本是武將軍變建國，因此更需尋找合法性基礎。在王安石變法前，天命觀己成為北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併為社會大眾所接受、為君臣所共守。之所以將天命觀算入士大夫政治文化，一方面其有利於為皇權及政權提供合法性來源，另一方面是其為士大夫參政、限制皇權提供了法理依據。

1、祖宗之法

一般開國皇帝都有為後代立法的權威，他們制定的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今日之“憲法”，是後代必須遵循的立國根基。

宋太祖趙匡胤為防止後代重蹈唐末五代覆轍，制定了一些後代必須遵守的政治原則和規定，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被總稱為“祖宗之法”。

2、“三不足”讓司馬光開始反對

古今中外任何改革從根本上都是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調整，不可避免會觸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改革卻往往是以思想文化的改易更革為先導，從思想文化角度為改革提供政治合法性。任何變法也都是在既有的主流政治文化環境下進行的，變法要獲得合法性從文化上要處理好變法思想與主流政治文化的關係。為了從政治文化上獲得支援王安石採取的策略仍是在儒家士大夫政治文化之內進行“託古改制”，但仍然被反對派從政治文化予以攻擊。針對反對派從政治文化層面提出的攻訐，王安石變法思想則以三不足精神及其理財思想進行破局。

“三不足”之說在當時仍是與主流敬天法祖的政治文化相沖突的，從現代來看“三不足”更顯常識，但當時敬天法祖的主流政治文化則關乎宋王朝整個政治合法性，所以“三不足”無異於對於王朝根基的釜底抽薪，是帶有大逆不道的反叛性的。

作為士大夫一員的司馬光在面對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顯然是必須要予以反擊的，但這還不足以讓司馬光和王安石反目成仇。

財政匱乏問題進一步激化矛盾

當時北宋政府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便是財政匱乏，司馬光與王安石在神宗面前產生爭執。司馬光主張通過削減兩府對文武大臣等的賞賜將來節用救災，王安石則表示辭祿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於“理財未得其道”，提出“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來解決國家困窮的窘境。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認為發展生產才是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之途，理財主要在於通過國家政策促進生產發展，由此達到他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目的。這種財政思想已與現代的財政思想無異，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跳脫了傳統儒家“輕徭薄賦”財稅傳統，不可謂不先進，不可謂不理性。

司馬光關於財政的思想與王安石正相反，他認為社會財富是固定的，在官與民間分配，不在官則在民，要麼官富民貧，要麼觀貧民富。兩者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所以惠民利民只能是薄賦節用。這在當時救災情急之時可解國用之困，但不是長久的理財之道。而他指責王安石所謂“善理財者”只是暗地裡侵奪民利的斂財之術，其“不加賦而上用足”也只是“桑弘羊欺武帝之術”。

在司馬光看來，國家營求財利非聖人之道，而士大夫講求財利，則非君子之道，理財機構的設定和青苗諸法的實施，不僅使得國家與民爭利，而且敗壞了士風。

結語

王安石與司馬光在關於理財思想方面的衝突，表面上是“義利”之辨，實際上是二種思想上的爭鬥，司馬光遵從孔子的“重義輕利”思想，王安石則推崇孟子的養民為先的思想。

思想文化上的衝突，都以儒家仁義為標，都認同對民眾施行仁政，但實際上政治文化上有根本不同。司馬光更認同經調和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更重視作為統治階級的士大夫，以此來維護政治系統的穩定。而王安石則更追從儒家經濟上養民惠民仁政的原典，從下層民眾生存問題出發。打破了士大夫階層的經濟基礎，也就是破壞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經濟基礎，當然會引起衝突。

另外要說明的一點是，司馬光之所以反對王安石，其實和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太大關係，雖然王安石的有些變法內容確實是傷害到了百姓的利益，但請不要忘記了，司馬光不是百姓，而是士大夫，司馬光並不會因為百姓的利益受損而反對，只會自己的利益受損或者是說自己所在的群體利益受損才反對。假如司馬光的利益不受侵害，那麼司馬光或許不僅不會發對，甚至會大力支援，從最初司馬光同意變法到發對變法就能看出。

司馬光是舊黨赤幟，後來王安石變法，把這些舊黨都趕到洛陽裡去。

司馬光憋了一肚子的怨恨，寫成了《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的意思就是寫給皇帝做為帝王心術的參考，從格調上就遠遠不如史記。

而且資治通鑑裡面私貨太多，首先屁股就坐歪了，遠不如史記的較為中立立場。

高太后臨朝後，司馬光帶著土豪劣紳的還鄉團殺回了紅色蘇維埃，挾私報復把新黨都趕到了嶺南去了，怨毒之大，打破了北宋政治鬥爭刑不上大夫的潛規則。

執政期間，對王安石反攻倒算，推翻一切。

然而司馬光本身政治能力實在是有限，早年出來當官，在龐太師手下分管軍事，結果犯了酸秀才對軍事一竅不通卻又指手畫腳的毛病，導致大敗，龐太師和司馬光關係不薄，把責任都給扛了，這才讓司馬光乾乾淨淨的繼續往上爬。

相比司馬遷為了寫書，不遠萬里跋山涉水的考證，司馬光真心就是袖手談心性只找茬不幹活的酸秀才的代表。

兩書的格調，也就可見一斑。

當然，司馬光的支持者可以挑出王安石的很多錯誤，並且幸災樂禍的說你看我家司馬太師就沒犯什麼錯

是，當然，你不做事，當然不會犯錯

無論在什麼時代，做實事的官員也當然會不可避免的犯錯

而挑挑刺，喝喝茶，大談道德的所謂清流，如東林黨，和舊黨一樣，你們不做事，當然不會做錯

王安石和司馬光在同一機構任職，司馬光很是欽佩王安石的才華，王安石欣賞司馬光謙虛的人品，兩人關係甚好。

可見兩人之前友誼深厚，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反對，友誼的小船就這麼翻了。司馬光主要講求節省，減輕百姓負擔，認為王安石變法主張“開源”增加了百姓負擔，另外司馬光主張“擇吏為先”，王安石主張“擇術為先”，這裡的“術”是措施辦法的意思，這是他們政見最大的不同。

王安石變法是獲得宋神宗支援的，宋朝統治期間顯露的弊病已經讓皇帝頭疼，積貧積弱，宋神宗非常想找個出路，所以權力支援王安石改革，期間司馬光反對，也遇到守舊勢力阻力，但是神宗還是偏向改革，此時不能說王安石輸給司馬光。迫於各方勢力壓力王安石兩次罷相，不能說都怪司馬光。

晚年重修舊好，為年輕時沒有相互理解，通力合作，為國家百姓分憂，而感到後悔，元祐元年（1086）三月王安石病逝，司馬光在《與呂誨叔簡》中讚揚王安石的文章，以及諒解改革上的不足，希望後人不要誹謗他，請求朝廷厚待王安石，王安石追贈“太傅”，獲諡“文”。

王安石和司馬光不單單是兩個獨立的個體，他們是兩股勢力的發言人。對於司馬光和王安石的“鬥法”，我們決不能僅僅將目光放在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兩個個體身上，還要分析王安石和司馬光背後的傳統勢力和改革勢力之間的較量。

一、因為“熙寧變法”的主要支持者——宋神宗英年早逝，公元1067年，年僅二十歲的宋神宗繼位，宋神宗不願做亡國之君，希望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於是大膽任用改革派的王安石變法。在“熙寧變法”早期，雖然有保守派的掣肘，但是王安石仍然能夠迅速推動，就是因為有最高統治者——宋神宗的鼎力支援。可是到公元1085年，王安石的最大靠山，年僅37歲的宋神宗抑鬱而終。宋神宗的英年早逝，使得改革派失去了大靠山，宋神宗去世後，以高太后為首的保守派重新抬頭，廢除了王安石變法。

公元1086年，時年66歲的王安石，在極具爭議的聲音中，走完了他滄涼的一生，為什麼要用”滄涼“這個詞？因為在他去世之前，老一生大半輩子的對手兼朋友司馬光，毅然廢止了他幾乎全部的”新政“變法措施，這也就意味著，王安石一生心血，最終都是付之東流。

然而，就在僅僅三個月之後，強勢的司馬光，也因病逝世。我在想，如果人死之後，真的會有所謂靈魂的存在，當這對鬥爭了大半輩子的老朋友，再次在九泉下相遇時，他們之間，會作出一番怎樣的交談？

話還要從頭說起：北宋神宗時期，積貧積弱的宋王朝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宋神宗想改變局面，讓王朝變得強大，於是起用王安石為相。1069年，在年輕的宋神宗的支援下，蟄伏半生的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即副宰相，準備大刀闊斧地開始他籌劃多年的變法事業。

熙寧二年，王安石發動改革，史稱“熙寧變法”。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已經有過一次規模較小的變法改革，這冰是為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主導的“慶曆新政”，打算從整頓吏治方面入手，逐步改變國家羸弱，社會動盪的局面，但最終因觸犯的利益階層太大而導致失敗。這也就意味著，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最終以失敗告終，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卻因此迅速崛起。

毫無疑問，王安石變法是一場偉大的社會改革運動，變法旨在振興王朝，實現強大，但是客觀來說：由於變法中存在很多的不合時宜的舉措，以及不切實際的運作，極大地觸動了貴族的切身利益，也損害了數萬百姓的福祉，王安石最終被罷相，變法宣告破產，朝廷很快起用保守派司馬光任相。

司馬光眼光不如王安石長遠，主張堅守祖宗舊制，他任相後盡罷新法，王安石變法徹底失敗。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見完全對立的兩個歷史人物，絕對不是以誰對誰錯或者誰正誰邪可以論定的，他們都有對有錯，也都是當時社會的正人君子。

其時宋朝帝王雖然昏弱，但還是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位宰相，都是無能帝王主宰下的正面人物。宋神宗既起用王安石變法圖強，就應該意志堅定，制持萬機，吸取變法中的積極精華，去其變法中的消極舉措。若能如此，王安石變法就能成功，一味保守的司馬光也無法走向政治前臺。

可惜歷史無法重演啊！

編輯整理：清風劍客

和狂飆突進的王安石相比，司馬光是個持正平穩的人，這被後人視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其實這是歷史的誤解。司馬光不反對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穩地進行。對於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論。他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近代法中國人托克維爾寫了一本《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為改革的後果是引起人們要求進一步改革，但改革卻又無法滿足無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眾不滿情緒加劇，最終可能釀成革命。也就是說，改革既要大膽又要審慎。看來，托克維爾頗得司馬光“破屋”理論的精髓。在這種“破屋”理論的指導下，司馬光和王安石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辯論和拉鋸，王安石是個雄辯的演說家，而司馬光在這方面實非王安石的對手。但司馬光有著與王安石一樣的執拗與耐力，反正這輩子和王安石幹上了。

司馬光與王安石所代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鬥爭十分慘烈。但司馬光和王安石的鬥爭，是君子之爭，是“費厄潑賴”的，不摻雜任何的感情和私利因素。君子之間能像小人一樣大打出手嗎？孔子說“其爭也君子”，表明謙謙君子也有鬥爭。但與小人之爭不同，君子爭的是是非曲直，遵循著一定的規則。事實上，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私人關係不錯，是互相仰慕的好朋友、好文友。他們之間的鬥爭，就像兩大絕頂高手之間的過招，比拼的是內力和品質，任何一方都不會冷不丁地施放暗器。先是王安石鬥敗了司馬光為首的“舊黨”，舊黨一干人等全被貶往各地涼快去了，在全國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法，最後，司馬光的舊黨戰勝了王安石的新黨，在遠離權力核心十多年之後，眾望所歸的司馬光出任宰相，將王安石的新法盡數廢除，活活把王安石給氣死。在王安石去世半年之後，司馬光感覺完成了歷史使命，溘然離世。

王安石也是君子，他變法的著眼點在於使國家富強、民眾安樂，但他狂風暴雨般的變法，出現了大量政策執行上的偏差，培養了一批不謀國只謀私的小人，出現了與王安石變法的初衷事與願違的情況。從這一點來說，雖然司馬光辯論才能和魄力比不上王安石，但他的“破屋”理論還是有可取之處，在政治上是成熟穩健的。北宋若能將司馬光、王安石這兩位君子的才能加以綜合使用，讓王安石主導變法，讓司馬光負責監督和執行，或許歷史將會是另外一番天地。

君子乃國之棟樑，是敢於擔當的猛士，頂起的是國家的天空，絕不會在國家和民族處於危難時刻而轟然倒塌，司馬光就是個敢於擔責

其實，與其說是王安石鬥不過司馬光，不如說是二種思想在進行碰撞，舊思想和新思想在面對國家諸多弊病的時候發生了強烈碰撞，司馬光和王安石則是代表人物而已，但他們都是在為了宋朝的興盛做著自己最大的努力，只是每個人的思想不一樣，方法也就不一樣。

中國封建時代的政治文明發展到宋朝進入了一個相對完備的時期，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巧妙地解決了自唐“安史之亂”以來的武人跋扈的問題，一改五代以來文人“斯文掃地”的局面，尊重並且重用文人，立下“不殺大臣及言事者”的誓約，開創了宋朝以文治國的局面。

北宋士大夫的理想

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文彥博與宋神宗的一次關於變法的爭論。宋神宗認為：“更張法治，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回說：“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文彥博敢在宋神宗面前直言不諱地說出此話，說明“共治”已成為當時為君臣都認同的理念以及士大夫也是國家的主人。

一、致君堯舜

“致君堯舜”是北宋士大夫可以說是“忠君”的表現，但同時從政治理性的角度去看，這也是北宋士大夫爭取話語權的一大理論。北宋士大夫一面在政治上以自身的政治主體地位來影響皇帝的決策；同時又在思想上他們又以儒家經典的“義理”和“堯舜之道”作為思想武器來規制皇權，來為自身的政治主張提供合法性依據，進一步拓展自身可施為的政治空間。在不觸及皇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宋朝的皇帝經常“妥協”。

二、價值觀——義利觀與君子、小人

儒家學說重義輕利的思想可追溯到孔子之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宋朝實行右文政策，重用儒生，治國理政是以儒學思想為依歸。在“義利觀”上，士大夫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持保守的“義利對立觀”；另一類是持實用精神的“義利調和觀”。

第一類持保守的“義利對立觀”的士大夫們，往往高談玄妙的性命道德，卻以談論利維持，他們不關心現實的社會經濟問題。如蘇軾曾表示“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將“義”作為評判道德的標準，認為重視理財、求利的人是“小人”、“聚斂之臣”。這些士大夫在提出解決國家困窮的政策方案時，往往不考慮實際，不管何時都因循儒家輕徭薄賦政策，以附會其重義輕利的思想，但這些措施根本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

而另一類士大夫則是積極投身政治實踐並且具有政治理性精神和實用精神的士大夫群體。他們在處理國家經濟、財政等各種現實的具體問題時，開始漸漸從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下，重新思考和定位義與利的關係，而不是簡單地將兩者對立起來。

宋朝要整治“三冗”之弊，必然需要進行富國強兵的改革，要富國強兵必然離不開個“利”字。這些人並不否認義的重要性及其主導地位，而是改變“義”與“利”對立的觀念，迴歸孔子“義”的標準下可追求“利”。

王安石便是重視通過理財來富國並將其付諸實踐的士大夫，強調理財只要不是為了一己私慾，為了國家理財是符合義的，並以《周禮》為依據指出：“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但王安石這種重視理財的思想仍遭到保守派士大夫的攻訐，被指斥為“管商之道”禍國害民。

理念不同，終使司馬光和王安石反目

中國古代從夏商周封建時代，就把“天命論”作為君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如周公提出“敬天”思想，周的君主稱為“周天子”，受命於天，保養下民。在漢代又經董仲舒改造闡發為“天人感應說”，天命觀既是君主合法性的來源，同時也是制約君權的一種手段。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本是武將軍變建國，因此更需尋找合法性基礎。在王安石變法前，天命觀己成為北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併為社會大眾所接受、為君臣所共守。之所以將天命觀算入士大夫政治文化，一方面其有利於為皇權及政權提供合法性來源，另一方面是其為士大夫參政、限制皇權提供了法理依據。

1、祖宗之法

一般開國皇帝都有為後代立法的權威，他們制定的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今日之“憲法”，是後代必須遵循的立國根基。

宋太祖趙匡胤為防止後代重蹈唐末五代覆轍，制定了一些後代必須遵守的政治原則和規定，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被總稱為“祖宗之法”。

2、“三不足”讓司馬光開始反對

古今中外任何改革從根本上都是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調整，不可避免會觸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改革卻往往是以思想文化的改易更革為先導，從思想文化角度為改革提供政治合法性。任何變法也都是在既有的主流政治文化環境下進行的，變法要獲得合法性從文化上要處理好變法思想與主流政治文化的關係。為了從政治文化上獲得支援王安石採取的策略仍是在儒家士大夫政治文化之內進行“託古改制”，但仍然被反對派從政治文化予以攻擊。針對反對派從政治文化層面提出的攻訐，王安石變法思想則以三不足精神及其理財思想進行破局。

“三不足”之說在當時仍是與主流敬天法祖的政治文化相沖突的，從現代來看“三不足”更顯常識，但當時敬天法祖的主流政治文化則關乎宋王朝整個政治合法性，所以“三不足”無異於對於王朝根基的釜底抽薪，是帶有大逆不道的反叛性的。

作為士大夫一員的司馬光在面對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顯然是必須要予以反擊的，但這還不足以讓司馬光和王安石反目成仇。

財政匱乏問題進一步激化矛盾

當時北宋政府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便是財政匱乏，司馬光與王安石在神宗面前產生爭執。司馬光主張通過削減兩府對文武大臣等的賞賜將來節用救災，王安石則表示辭祿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於“理財未得其道”，提出“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來解決國家困窮的窘境。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認為發展生產才是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之途，理財主要在於通過國家政策促進生產發展，由此達到他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目的。這種財政思想已與現代的財政思想無異，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跳脫了傳統儒家“輕徭薄賦”財稅傳統，不可謂不先進，不可謂不理性。

司馬光關於財政的思想與王安石正相反，他認為社會財富是固定的，在官與民間分配，不在官則在民，要麼官富民貧，要麼觀貧民富。兩者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所以惠民利民只能是薄賦節用。這在當時救災情急之時可解國用之困，但不是長久的理財之道。而他指責王安石所謂“善理財者”只是暗地裡侵奪民利的斂財之術，其“不加賦而上用足”也只是“桑弘羊欺武帝之術”。

在司馬光看來，國家營求財利非聖人之道，而士大夫講求財利，則非君子之道，理財機構的設定和青苗諸法的實施，不僅使得國家與民爭利，而且敗壞了士風。

結語

王安石與司馬光在關於理財思想方面的衝突，表面上是“義利”之辨，實際上是二種思想上的爭鬥，司馬光遵從孔子的“重義輕利”思想，王安石則推崇孟子的養民為先的思想。

思想文化上的衝突，都以儒家仁義為標，都認同對民眾施行仁政，但實際上政治文化上有根本不同。司馬光更認同經調和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更重視作為統治階級的士大夫，以此來維護政治系統的穩定。而王安石則更追從儒家經濟上養民惠民仁政的原典，從下層民眾生存問題出發。打破了士大夫階層的經濟基礎，也就是破壞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經濟基礎，當然會引起衝突。

另外要說明的一點是，司馬光之所以反對王安石，其實和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太大關係，雖然王安石的有些變法內容確實是傷害到了百姓的利益，但請不要忘記了，司馬光不是百姓，而是士大夫，司馬光並不會因為百姓的利益受損而反對，只會自己的利益受損或者是說自己所在的群體利益受損才反對。假如司馬光的利益不受侵害，那麼司馬光或許不僅不會發對，甚至會大力支援，從最初司馬光同意變法到發對變法就能看出。

不是王安石鬥不過司馬光，而是改革派在強大的保守勢力面前敗下陣來。

王安石變法依仗的是皇帝宋神宗的支援，只有在皇帝的權力絕對穩固時，變法才能順利推進，但是皇權並不是至高無上的，宋神宗執政時的權力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限制。

第一是保守勢力，這部分人代表了官僚階層和既得利益者，以司馬光為代表，包括蘇軾等，雖然他們被迫遠離了權力中心，但是他們並不甘心，隨時都可以用各種方式影響政治。

第二是後宮勢力，別認為女人好對付，在封建王朝中，太后，皇后都是一種勢力，通過各種手段影響皇權。特別是因為王安石變法觸動了後宮的利益，所以後宮勢力與保守勢力隨時都會聯合起來，反對變法。

第三是各種不利的因素的突然出現，包括天災人禍。只要在變法的年代裡出現災難性事件，馬上就會被利用，成為攻擊新法的利劍，阻止變法的成功。

所以我認為不是王安石對不過司馬光，而是王安石變法的天時地利人氣都不成熟，最後才導致了變法的失敗。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歷史上的能人，各有光彩，無可厚非。

王安石鬥不過司馬光？呵呵

王安石是改革派，司馬光是守舊派。二人都當過宰相。王安石變了法，司馬光廢了法。但不能說王安石鬥不過司馬光。簡單來說，王安石當宰相變法期間，司馬光不是離開朝廷了嗎？！

請看以下二人簡歷：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熙寧年間，任參知政事，後拜相，主持變法。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收復五州 。

王安石的上位是因為宋神宗想要變法，而王安石是可以實現其志向的理想人選。

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兼併、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值此內外憂患、財政睏乏之際，神宗對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產生了懷疑。年輕的趙頊深信變法是緩解危機的唯一辦法。

王安石的變法對於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軍事實力明顯提高，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得以緩解。在與西夏的交戰中，取得了熙河之役的勝利。這在宋夏交戰的歷史上是很少見的。

司馬光背後的頂級支持者是高太后（1032—1093）。1085年，哲宗以年幼即位，高太皇太后秉朝政，起用司馬光等為相，廢除王安石新政，放逐變法派，且把戰爭勝利果實白白割給了西夏。

王安石變法歷時16年，雖然遭到了守舊派的強烈反對，但客觀上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尤其是宋廷財政有了很大的改善，由宋神宗剛即位時的“百年之積，惟存空簿”，到後來的中央積蓄錢粟“數十百鉅萬”，“可以支二十年之用”，積貧積弱局勢有所改觀。

司馬光廢除新法短時間朝廷日子過得不錯，是享受了王安石變法的成果。坐吃山空畢竟不長久，再往後看放棄了富國強兵的舉措，北宋滅亡靖康之恥慘不忍睹。

金人在破城之後冊張邦昌為帝，建立了傀儡政權“大楚”。隨後金人北撤，擄走徽、欽二帝、趙氏皇族、妃嬪、大臣等三千多人，東京城的公私積蓄也被洗劫一空。

靖康之恥給當時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是宋王朝的百年國恥，更是漢民族歷史上的一場大劫。

此時才曉得王安石變法圖存是深謀遠慮不是杞人憂天吧？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