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多黨制無疑是一種協商解決爭議的優良方案。

但多黨制總是利大於弊嗎？

最近以色列政壇陷入的動盪時期似乎在給出否定的答案。

6月20日，在以色列八個政黨聯盟執政一年之後，總理貝內特（Naftali Bennett）和外交部長拉皮德（Yair Lapid）宣佈解散聯合政府。

民調顯示，再次選舉之後，前總理內塔尼亞胡，作為以色列最大政黨利庫德的領導人，可能重新上臺。

也可能其他政黨重新組合成基於反對內塔尼亞胡的執政聯盟。

◎ 2022年6月22日，在議會對解散議會的法案進行投票時的內塔尼亞胡。

無論哪種情況，執政的政黨和反對黨將難以贏得足夠的席位，組建一個穩定的政府。

以色列的政壇，看起來還會繼續亂下去。

/ 01 /

不穩定的聯盟

2009年擔任總理以來，內塔尼亞胡在國際舞臺上以民族主義和強硬作風著稱。

他在支持者口中被稱為以色列國王，但也在其他人那裡積累了相當多的不滿。

2019年11月，他因嚴重的腐敗指控被正式起訴。

基於反對內塔尼亞胡的共同立場，2021年6月，在更右翼的貝內特和中間派的拉皮德的領導下，八個意識形態各異的政黨擱置了他們的分歧，組成執政聯盟，將內塔尼亞胡趕下臺。（參見我們之前的文章《內塔尼亞胡被八個政黨聯手拉下以色列總理寶座》）

以色列的政治陣營找到了聯合的共同基礎，與此同時，內塔尼亞胡退居反對派。

2021年6月13日，貝內特的新政府正式宣誓就職，更加多元的後內塔尼亞胡時代開始。

但為什麼短短一年之後，新的執政聯盟就垮臺了？

最初的轉折在4月6日，貝內特帶領的統一右翼聯盟（Yamina）的一名議員，轉投到了內塔尼亞胡的利庫德集團。

聯合政府在議會中只剩下60個席位，地位處於搖搖欲墜狀態。

而對其完成致命一擊的，是跟巴以衝突相關的一項每五年更新一次的法案。

在6月30號之前，政府需要議會同意，更新對這項法案的確認。

這項法案將以色列的法律擴充套件到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從而對定居點進行管理。

對大多數以色列人來說，這個法案很重要。

因為法案賦予國土外的猶太居民以公民權，能夠為定居點的居民提供支援。

結果，議會拒絕透過這項法案，反對法案的議員58人，高於支援法案的52人。

內塔尼亞胡的利庫德集團，屬於信奉猶太民族主義的右翼政黨，本身支援這個法案，但是為了反對執政黨而投了反對票。

據貝內特稱，這次受挫對聯合政府來說是致命一擊。

自去年6月成立以來，貝內特的聯盟本來就分歧頗多，離心力不小。

在約旦河西岸定居點和阿拉伯居民的權益方面，聯盟內部分歧和衝突更是日益尖銳。

這次投票直接暴露了聯盟內的矛盾，因此走向垮臺也並不意外。

這種政府脆弱、頻繁更迭的狀況，對整個國家而言無疑具有破壞性的影響。

首先，它會使得與以色列有合作關係的阿拉伯國家對新政府感到無所適從，而伊朗等國家顯然也樂於見到這一局面。

其次，國家也會缺乏前瞻性的領導和計劃，無法制定和推行重大政策，及時迴應外界的變化和挑戰。

最後，政府可能會流失掉部分民眾的信任，並且助長觀點的極化。

實際上，以色列的這種政治不穩定是常態，而不是例外，然而，這種不穩定性出現惡化的趨勢。

自1996年以來，以色列政府平均任職時間不超過2.6年，這個數字已經低於義大利和西班牙等以換屆頻繁著稱的國家。

但自2019年4月以來，每個政府的平均時間，更是急劇下降到不到一年。

從2019年4月9日開始，一年之內，以色列曾經歷了三次議會大選，而聯合政府依然無法完成組閣。

期間預演算法案無法透過，全球使領館關閉，政治體系陷於停擺。

直到2020年5月17日，以色列才組建了第35屆內閣，從而結束了政治僵局。

從亂局表象看，一年之內三度大選、聯合政府屢屢組閣失敗，是以色列各黨派之間矛盾尖銳，鬥爭激烈的體現。

人們認為，是內塔尼亞胡擔任總理12年來主宰政壇，造成了政黨的分裂，聯盟的脆弱。

然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實則是以色列的政黨制度，以及種族和宗教極其多樣化的社會。

/ 02 /

以色列的政黨與社會

民主國家實行的都是競爭性的政黨制度，屬於廣義上的多黨制。

而以色列屬於其中政黨非常碎片化的多黨制。

以色列的政壇動盪跟它的政黨制度有著密切關係：它讓小黨顯得過於重要，讓大黨更難組織政府。

以色列的議會共有120個席位，由多個政黨佔據。

一個政黨要獲得一個議會席位，只需要獲得3.25%的全國選票，這給了小黨更多的機會進入議會。

但較大的政黨幾乎不可能贏得組建多數政府所需的61個席位，從而單獨組閣。

以色列歷史上也沒有一個政黨在選舉中贏得過半席位，單獨組閣。

一方面，以色列的少數族裔、少數群體可以在議會中擁有自己的代表和話語權。

另一方面，政黨政治也容易偏於不穩定狀態。

每次選舉之後，有機會執政的黨，為了在議會湊齊61個席位，需要組成聯盟，拉攏中間小黨。

相對大的黨能否執政，取決於這些小黨。

這可能導致各黨領袖之間進行長時間的談判和討價還價。

結果，好不容易獲得成功的總理上臺後，為了維持聯盟的脆弱而微妙的平衡，很容易受到其聯盟中的小黨夥伴的政治訛詐。

更多的精力被用於管理和維持聯盟，而不是解決政治議題，並導致財政預算過度分配給某些黨派和團體。

而且，任何爭議較大的問題都會被擱置、淘汰。

很多該辦的事情，由於執政聯盟的個別成員不支援而無法辦成。

這種少數否決多數的制度，看起來不那麼合理。

但是正如人們常說的，大道理應該管小道理。

社會的利益和觀點，透過被政黨代表，反映在政治格局中，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邏輯，也是更大的道理。

因此，這些政治亂局的現象實際上表明，以色列社會多元利益、身份之間，出現了分化和對立。

其中，影響以色列政治穩定最主要的矛盾，是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宗教群體與世俗人士之間的矛盾。

這種身份的對立和極化有其歷史成因。

以色列一開始就屬典型的移民國家，生活著諸多民族和宗教群體。

建國初期，以色列政府透過實施同化移民的熔爐政策，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整合進以色列國家認同之中。

但境內猶太人與阿拉伯公民之間的矛盾，始終持久而尖銳地存在著。

後來又由於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壓制而不斷加深。

這兩大群體語言、宗教不同，在不同的學校接受教育，居住在相互隔離的街區。

以色列阿拉伯人處於事實上的次等公民地位。

他們不能參軍，被視為不可信任的異類和安全威脅、與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居民合作的背叛者。

由於遭受這些結構性歧視，以色列阿拉伯人更加貧窮。

根據2018年的統計資料，近50%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猶太人的這一比例為13%。

長期以來，阿拉伯群體沒有完全整合到以色列社會中，而是被主流社會孤立和排斥。

他們分佈在以色列最貧窮落後、混亂、暴力的邊遠地區，而且在就業上易受歧視。

而且，曠日持久的巴以衝突也加深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

一方面，衝突強化了以色列猶太人對阿拉伯公民的消極和懷疑態度。

另一方面，衝突使得阿拉伯公民與以色列國家認同愈加疏遠，更加認同於巴勒斯坦。

在過去20年間，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認同不斷上升，而以色列認同大幅度下降。

受到阿拉伯民族主義影響，以色列阿拉伯人的青年一代中，越來越多的人將自己界定為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以色列公民。

代表阿拉伯人的政黨，加入議會的時候，必定會堅決以群體利益為中心。

這次讓執政聯盟瓦解的投票中，在陣營內投下反對票的，主要就來自代表阿拉伯人的拉姆黨議員，以及對其持較同情態度的左翼議員。

以色列社會另一對矛盾，來自宗教與世俗群體之間。

建國之初，極端正統派（哈雷迪）人數很少，不足4萬，建國領導者認為他們會隨著現代化而不斷消亡。

而後來的事實表明，哈雷迪非但沒有消亡，而且人數越來越多。

根據統計資料，1990年哈雷迪人口僅佔以色列總人口的5%。

2009年則增長到10%，2020年哈雷迪人口已增長至117.5萬人，佔以色列總人口的12.6%左右。

到2037年，哈雷迪人口預計將達到230萬。

哈雷迪人口快速增長，但他們享有兵役豁免權，而且傾向參加有國家補貼的宗教學習，而不投身就業市場。

因此給以色列的其他群體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安全負擔，引起了其他猶太群體的強烈不滿。

而兩者之間的矛盾，之所以難以化解，也跟以色列政黨格局有關。

宗教政黨由於綱領、選民和組織結構相對固定，故成為大黨組閣談判時拉攏的首選目標。

宗教政黨也藉此提高要價，獲得與自身實力不相匹配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力，地位反而越來越強勢。

這也增加了組閣的難度，從而威脅著以色列的政治穩定。

此外，宗教與世俗陣營之間的對立不斷加深也導致，不同政黨之間，越來越難以找到共識的空間。

多元，本身是現實而正常的。

而多元的共存，也往往更加複雜而困難。

/ 03 /

多黨制會破壞政治穩定？

從以上內容看來，考慮到以色列明顯的社會分化，多黨制是否加劇了政治不穩定的問題呢？

不可否認，多黨制和政治不穩定確實有某種關聯。

政治穩定，是指政府垮臺和領導層更替的傾向和頻率，被視為民主、法治和包容性制度的關鍵先決條件。

如果沒有某種程度的政治穩定，就沒有民主政權的鞏固。

非洲國家在獨立後，往往會因為經濟衰退，政治精英內部的種族衝突和權力鬥爭等原因，從多黨制走向獨裁統治。

如剛果民主共和國、索馬利亞或南蘇丹，甚至因為地方性暴力和種族衝突，而變成無秩序的失敗國家。

同樣，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在多黨民主政權和軍事專制之間來回搖擺。

類似從多黨民主中退回專制的例子，還包括法蘭西第一共和國（1792-1804）、德意志魏瑪共和國（1918-1933），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的埃及等。

這些例子表明，嚴重的政治混亂和動盪，容易導致強人接管政權，以恢復秩序。

總之，在一個不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民主、秩序很難得以維繫。

然而，社會的分裂，凸顯了多黨制的某些弱勢，而沒有表明它會破壞秩序。

實際上，多黨制不必然會導致政壇穩定的破壞。

例如，一項關於二戰後24個國家的295次選舉和政府的研究表明，政黨數量與政策變化程度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

也就是說，政府中的政黨越少，政策變化反而越多。

原因在於每一個執政聯盟內部需要妥協，要全面照顧各方利益，從而形成平衡、穩健、溫和的政策風格。

現實中，典型的多黨制國家也可以擁有穩定的政治。

法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現行的政黨制度依然是多黨制。

但法國政壇的多黨制由兩大陣營主導，議會產生的執政多數派也就相對穩定。

德國也是穩定的多黨制國家。

由於其長期的社會合作傳統，德國政黨之間，政黨和社會群體之間，更傾向協商而不是透過意識形態極端化解決問題。

德國的多黨聯合政府，也往往以政策連續性著稱。

與拉美和非洲等國家不同，法國和德國的多黨制能夠跟政壇穩定並存的原因，主要是社會分裂和矛盾並不十分嚴重與固化。

而對於以色列來說，多黨制不是問題的根源，而是一種解決方式。

真正的問題還是在於不同群體的矛盾與立場極化。

以色列的歷史也表明，多黨制在社會矛盾較小的情況下，運作得更好。

近些年的政壇動盪，是越來越突顯的群體矛盾，與偏保守的政黨結構共同造成的。

目前以色列的政治格局中，最關鍵的議題是巴以衝突、以及國內非猶太人少數族群的問題。

工黨和左翼傾向於推動巴以和平程序，保障少數族群的平等權利。

右翼則對阿拉伯群體持更加敵對和民族主義的立場。

目前，工黨和左翼已經嚴重衰落，佔主導的是右翼和極右翼。

接近佔半壁江山的右翼，和地位稍遜的極右翼本質上難以形成穩定的聯盟。

這種格局本身是不穩定的。

一方面，最大的利庫德集團受領導人內塔尼亞胡個人影響太大。

另一方面，如果要對抗利庫德集團，極右翼需要和中間和左翼的力量聯合。

這種聯合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是相當斷裂的，因此也必定是鬆散的。

這就意味著，極右翼推動的政策很可能得不到聯盟內其他成員的支援，最終導致聯盟垮臺。

因此，以色列的政壇動盪，跟多黨制本身沒有必然聯絡。

要走出這種動盪，也並不一定依賴權力的進一步集中。

因為集中的權力如果直接以穩定為目標，往往會以壓抑某些權益和表達為代價。

而要控制社會矛盾，並且讓各種群體，在政治上得到更加合乎比例的代表。

一方面，需要保護促成群體之間的妥協與合作的，更加包容、民主的框架。

另一方面，需要讓更加公正、客觀、無偏的立場，在政治競爭中獲得勝利。

這既是對政治家品格與才幹的考驗，也是對民眾的素質的考驗。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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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s vs the ultra-Orthodox. Israel’s Secular–Religious Divide Gets Political.resetdoc，2019-10-31.

A walk through Israel"s poorest village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one of the country"s biggest issues is one no one talks about.businessinsider，2018-10-19.

艾仁貴. 一個還是多個：認同極化與當代以色列的身份政治困境. 西亞非洲.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