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您的邀請，很多著作確實是在這些人在最艱難困苦的時候所創作，這讓我想到了一句古詩詞“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將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從古人的智慧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千古恆定的規律，只有經歷過非常人所能經歷的，承受非常人所能承受的痛苦，迸發出最大的潛力。另外一方面，也是說這些著作人，他們所經歷了社會最艱苦樸素的一面，能創作出接地氣的作品，所以受到人們的喜歡，所以這兩方面共存，也就流芳百世。

流芳千古的著作，大多是名著，寫作本身就是要靠體驗的，體驗的越深寫的著作越透徹，也就是說，文章有思想有靈魂，大家仔細查一下名著的這些作者，大都是生活困濟，窮困潦倒，一生中大多悲壯淒涼，但內心體會看世間也看的比較明暸，寫作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名著呢？有的一本著作佔用了一輩子的心血與時光，才把它完成，名著的作者們，大都是懷才不遇，要麼有才華無處可使，被壓抑，受打擊，但同時精神不折不撓，毅然用手筆寫作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想抱負，所以，受到打擊越狠，遭遇越黑暗，寫的文著就越有靈感與迫力，這就是名著流芳千古的原因。

答：在歷史上，或者說文學史上，確實曾在這種現象：那就是不少流芳百世的經典作品，多半是作者在最為艱辛和黑暗的人生階段構思或者完成的。但這種看法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只能說適用於一部分作家，而且這種艱辛是有底線的，絕非是越艱辛，或者作者個人最為艱辛的時候，就能創作作品，或者說創作出來的作品，就真的可以流芳百世。筆者試以幾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作家為例，進行簡單分析。（司馬遷和魯迅）。

一個作家在非常安逸的條件下，是無法創作的，無論是創作什麼，都是甜蜜蜜，軟綿綿的。有句話說得好：國家不幸詩家幸。說的是社會急劇變動，會給作家的大腦和思維世界進行投影，並積累儘可能多的創作素材。完全放在和平時期，也是很難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來的。

東晉末年的陶淵明，是有名的大詩人，寫了非常之多，質量也非常高的田園和山水詩歌，有些讀者可能就以為，陶淵明這樣的，自給自足，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生活很好，只能說他辭官不做，但不至於為衣食所擔憂，否則他如何創作呢？即使他辭官賦閒在家，生逢亂世，但其實陶淵明的社會關係非同一般，經常有朋友接濟他，而且家中也有所積蓄，否則每天為幾碗飯而奔波，哪有什麼心情作詩啊。

比如西漢的司馬遷，作為國家機關的太史令，本身就有非常大的資料和學術優勢，或者說資源優勢。其次，雖然因為轉入李凌案，被受宮刑，但他的官職並未剝奪，也就是說在物質上的生活保障還是有的，而且這種痛苦，在體內積蓄已久，它需要一個發洩的視窗，在李長之所撰寫的那本關於司馬遷和《史記》的批評著作裡，就提到了幾個關鍵性的問題，如司馬遷的理性和理想人格促使他完成這部偉大歷史作品創作的思想動力。就我們一般人而言，真要是受到這麼大的折磨，是不可能再繼續創作的。

比如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魯迅先生，生在晚晴和民國時期。小時候家道中落，中年感情波折，家裡各種變故，雖然他曾經做了十多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職員，也是他思想非常苦悶的時期。我們稍微瞭解一下民國曆史的人都知道，其實與魯迅有相似經歷的作家其實有很多，哪麼為什麼他們沒有成為魯迅這樣的作家。這就是和作家個人的稟賦有絕對關係了。魯迅自日本留學的時候，就立下了以文藝改造國民性的志向，這可能是其他留日學生所沒有的。

所以說，一個人或者作家在創作的初期遇到各種社會變動，或者遭遇的個人不幸，有可能成為他創作的素材來源或者精神資源的來源，我們也只能說這是創作偉大作品的原因之一，是必要非充分條件。

這裡，胡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作為與魯迅的成長經歷比較類似，同時也經歷了很多的時代痛苦，但胡適後來的經歷可以說都比較順利，離開大陸之後，基本與國民黨保持比較好的關係，不僅衣食無憂，而且享受到各種榮譽，他那本《中國哲學史大綱》，一輩子都沒有寫完，成為一部半截子作品，是因為胡適壓根沒有足夠的時間靜下心來搞研究，他是一個比較急切和時代走得很近的人，成為時代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在這一點上，他就比魯迅遜色很多。魯迅可以說是，終身比較痛苦的，一度被國共兩黨都不待見，或者誤會，或者列入暗殺的名單，讓他終身都可能活在一種緊張和恐懼之中，這些也成為他不斷創作，和抵禦外來傷害的一種客觀原因。

關於名著的寫作背景或者是不是痛苦是名著的誕生條件，這個沒有統計資料。

但的確有很多名著是作者在痛定思痛的情況下完成的。

所以你會有這樣的感覺

you are what you see

your world are what you read.

逆境洞察人性，參透真理，激發鬥志，催化人生成功。

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中說："有誰從小康之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同樣的人，還有曹雪芹、吳敬梓等。正是因為如此，才促使他們寫出了百年鉅著。

憤怒憂傷出詩人。自古“英雄”多磨難，試問天下哪個文學大家沒有一點生活經歷呢？曹雪芹從家道敗落中感受到了人間冷暖，從而寫下千古名著《紅樓夢》，南唐後主李煜亡國後，在憂傷中寫下千古名篇《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好文章一定是有深刻生活體驗和有寫作基礎的人寫出來的。不經過“牆倒眾人推”“落井下石”“窮困潦倒”等生活體驗，怎知“痛不欲生”“痛切心扉”的滋味？靈感來之於生活，作家想寫文章，經常要到社會中體驗生活，道理就在這裡。坐在家裡是憋不出好文章來的。

痛苦是靈感的繆斯。

正因為自己處於人生的至暗時刻，所以才會努力地尋求光明，讓他們的作品成為經典。

如同司馬遷在《報任安書》書中所說：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這些著作能夠流傳千古的人，都是在自己人生遭受到重大打擊之後進行創作的。

因為他們當時的人生已經沒有了希望，為了讓自己的人生能夠實現價值，獲得意義，所以就潛心鑽研，希望通過文字實現流放百世的願望。

司馬遷本人也是遭受了宮刑之後，悲憤難言，才把自己的精力全部轉向了編撰《史記》。

他說：“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意思就是司馬遷完成《史記》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通過它來補償自己所受的屈辱，他還強調了只要這本書能夠流傳後世，那麼他就算被屠戮一萬次也沒有遺憾了。

因此流放百世的作品大多在作者最艱辛黑暗的人生階段創作而出，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最黑暗的時候，他們最有動力，一是為了尋找光明，二是為了證明自己。

中國的文學傳統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那就是“不平則鳴”。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的開篇即說：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雖然這種明確的說法是在唐代才被提出，但這一現象卻是由來很久，最著名的就是司馬遷曾經說過：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但是，如果仔細來分析這些流傳後世的作品就會發現，雖然是身處最艱辛、最黑暗的人生境遇中，作者所要表達的內容也都有共同的特點。

俗話說，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幾乎每一個人在其生活中都會遇到很多逆境，也就是不如意事，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逆境都能與人言談的。

比如說，一位富豪為了自己的金錢無處屯放而發愁，這種苦惱能與窮苦人去說嗎？即使說了也不會得到窮苦人的認同。

這就說明了一個道理，我們所遇到的很多“逆境”其實都是隻屬於我們自己，或者是和我們類似的特定人群。

那麼，如果我們將這些“苦楚”寫入作品中，它是不會成為名作的，充其量只是“牢騷”。

而這些傳世名作所記敘的“苦楚”，不是我們經常遇到的個人的牢騷，而是從古到今很多人都有過的共同經歷，這才是可與人言的那“二三”不如意事。

所以，看看這些傳世名作就知道了，屈原、司馬遷、左思、杜甫、蘇軾等等名家作品，他們所詠歎的內容其實比較相似，都是那些很多人都經歷過的困境，諸如“懷才不遇”、“弔古傷今”、“感時傷亂”等等。

這些眾人共同的逆境經歷在遇到這樣的作品的時候，自然就引起了共鳴。

就好比，一個人今天回家開鎖的時候，鑰匙正好斷在了鎖孔中，只能站在門外等開鎖公司。他突然發現自己的鄰居也站在外面等人，一問才知道，原來他也遇到了同樣的事情。

恰巧，兩人所購買的防盜門都是同一個品牌同一個型號的，你說這兩個人會不會有“同病相憐”的感覺呢？

在逆境中寫下的傳世名作也是同樣的道理，遭遇相似，情感相似，自然會拉近讀者和作者的距離。

也就是說，作者所說的話其實就是讀者的心聲，這就叫共鳴。

擁有“共鳴”這一特性的作品自然就會被越來越多的人追捧，這才成為了“傳世名作”。

相反，如果只是個人在逆境時的“牢騷”，比如一個人走路不注意觀察，掉進了井裡，然後他寫了一篇作品來描述自己的悲慘經歷。

掉進井裡這種經歷畢竟不是很常見，如果不能繼續引申出一些共識性的道理，那麼自然就不會成為傳世名作了。

所以，這裡有一個因果邏輯，正是因為作者對於自身逆境的描述契合了眾人的經歷，產生了“共鳴”，所以作品才能成為傳世名作。

真正起作用的是“共鳴”，而不是對於逆境的描述。

“共鳴”是拉近作者和讀者距離的根本要素，那麼逆境本身帶給作者的是什麼呢？

我們需要提前知道的一點就是，逆境之所以是逆境，就是因為這是憑藉作者的努力也無法走出的境地。

那麼，如果努力都無法解決的時候，胸中的憤懣、抑鬱等等情緒就需要另一個宣洩口，於是就形成了作品。

這就是“不平則鳴”的過程。

對於“逆境”本身已經無法解決，這就給了作者更為強大的專注力來完成宣洩情感的工作，他們可以更冷靜地思考，更穩妥地措辭，更耐心地修改。

比如說魯迅回國之後，本來想著和一群同道掀起一場開啟民智的浪潮，但沒想到兄弟反目、戰友分裂，一時間有點“眾叛親離”的感覺。

在這種逆境下，他只能埋頭讀書，抄寫古籍、碑文，在先賢的文字裡找共鳴感，用於疏導抑鬱。

所以有了獨語式的詩集《野草》，有了《秋夜》裡那個非常經典的開篇：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同為樹這一個物種，甚至同為棗樹，但提及起來都不能相提並論，必須要分開來一個一個地講，這像不像之前的兄弟、戰友如今形同陌路？

這樣的蘊藏深沉情感的表述方式在《野草》當中非常多，正是魯迅在逆境蟄伏時仔細打磨出的作品，深沉、內斂但精緻，“暗色調”的文字下有著洶湧的情感激流。

逆境會讓作者的敏感度大幅度提升，這是一件非常玄妙的事情，就像“靈感”一樣不可捉摸。

如果真的要找到一個原因，大概就是作者心裡憋著的那股氣，一定想要找到一個宣洩口，所以導致了專注力的異常集中吧。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

巨國青曾歷經八年嘔心瀝血創作出版過百萬字長篇小說《仇焱之》一書：該書2016年由新華社出版；該書，雖非暢銷書，但銷售量逐年遞增……

巨國青，至今，仍未被中國作家協會、北京作家協會、原籍山東省作家協會吸收為會員……

與那些體制內的簽約專業作家相比：北漂至今，巨國青一直處於朝不保夕的艱難生活狀態中……

但對文學的刻骨銘心的熱愛，支撐著她在艱難困苦中，寫出了《仇焱之》這部必將載入中國文學史冊的鴻篇鉅著……

日前，巨國青新近完成另一部百萬字長篇小說。期待文學界伯樂及專業出版文學作品的出版社，予以推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