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長於抒情

阮詩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非一時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記錄。後人對之多有關注和評價。作為玄學家的阮籍，其生活於魏晉易代之際，在人命危賤的時代，迫於司馬氏集團的黑暗統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因此，只有寄情老莊，將一位正直知識分子的滿腔憤懣發而為詠懷詩，形成其為獨特的抒情風格，其抒情意味極濃，各篇都有感而發。舉以下以明之：

《詠懷》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釋義：

夜裡睡不著覺，起床坐著彈琴。月光照在薄帷上，清風吹著我的衣襟。孤鴻（天鵝）在野外哀號，飛翔盤旋著的鳥在北林鳴叫。這時徘徊會看到些什麼呢？不過是獨自傷心罷了。

這首詩是他全部詠懷詩的序曲，為其詠懷詩奠定了豐富而複雜的情感基調。統觀全詩，詩的主人公從夜中不寐而披衣彈琴，看到月映薄帷，感到風動衣襟，再聽到或想象到孤鴻翔鳥，詩人以情觀景，以景襯情，詩人透過大膽的想象，層層變幻，把那難言的憂思和憤懣生動地表現出來，這不能不說是其抒情的一大特色。

上例可見出阮詩長於抒情的特點，其情或激越，或緩和，或深廣，都與作家所處的險惡的時代環境以及中國美學重視抒情的民族特色不無關係，加之作家心靈負荷的沉重、對老莊哲學的仰慕、嗜酒佯狂的放達性格，其《詠懷》組詩中的抒情味可見一斑。

二、工於比興和象徵

關於比興和象徵，可以看出阮詩工於比興和象徵，除了詩人對藝術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詩人別有所託。這也與其所處時代有關，他不滿司馬氏，但身仕亂朝，常恐遭禍，故處世極為謹慎。

作詩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興象徵的手法來表達感情，寄託懷抱，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阮詩工於比興象徵，還源於其對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大膽繼承和發揚光大，這是一位有識之士在文學創作上的大膽嘗試。

中國詩歌貴在含蓄。反觀阮詩的比興，我們顯然不能把它僅僅視為一個藝術技巧，詩中那生動的形象，高度概括的描寫，顯與其深厚的思想內容和豐富的現實意義密不可分。

詩人運用“比興”傳情達意，除了上文所述“不便直言”的政治原因外，更主要的是詩人為了把詩寫得含蓄蘊致，這是一種形象思維的最佳表達，與詩人對藝術的執著追求有關，從美學的角度言之，可見詩人的藝術境界一旦付諸於詩，顯然是悅人耳目、美不勝收的，這即是阮詩“可以陶性靈”（鍾嶸《詩品"上》）的緣由之一。

阮詩充滿苦悶、孤獨之情緒，詩人把來自現實社會的壓抑發而為詩，心中那難以排遣的苦悶不得不寄託於詩，面對汙濁的社會、短暫的人生，詩人“立象以盡意”，讓其象徵手法來表達感情、寄託懷抱，不愧為詩中的神來之筆，故其情慷慨激昂，如雷貫耳，達到了震攝人心的藝術效果。

三、精於用典

眾所周知，典故是在神話或歷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體驗、想象、理解、談論當下事件、情狀或環境的心理、語言和文化行為。在司馬氏的高壓政策下，阮籍懷才不遇，作為文化人的他，不得不憑藉古人古事來隱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故其用典之多已成必然。

阮籍強調天與人的統一，竹林時期的阮籍則以自然排斥名教。阮籍思想的變化，不僅表現為對天人之“關係”的理解不同，而且也表現為對其本身“意蘊”的規定不同。

詠懷詩阮籍的《詠懷詩》透過不同的寫作技巧如比興、象徵、寄託、借古諷今、借景抒情，和形象塑造等，形成了一種“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的詩風。 比興和形象塑造是《詠懷詩》最重要的藝術手法。

《詠懷詩》注重煉字，看似語言樸素，不事雕琢，其實意境旨遠，用詞貼切。阮籍《詠懷詩》的意旨，如同鍾峽所說：“厥旨淵放，歸趣難求”(《詩品》)。《詠懷詩》的思想內容非常複雜而廣泛，但突出的是對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感傷和對現實的無法忘懷，以及由此所產生的一種憂愁焦慮的情緒。

論說文阮籍的論說文，都是闡述其哲學觀念的，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論》、《達莊論》、《通易論》、《樂論》等。

這些論說文，都是採用“答客問”的辯難式寫法，主人公則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讀者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為自己塑造的玄學家形象。文章注重結構上的邏輯層次，一般都首尾照應，論證逐層深入，善於作抽象的、本質的分析，體現了魏晉時期思辯方式的進步。它們的語言風格比較樸素凝重，不尚華飾，稍有駢化的痕跡。同時阮籍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較濃厚的仙隱思想，如《大人先生傳》。但是卻無輕鬆閒適，飄然輕舉的內容，而是充滿苦悶，哀傷和孤獨的情懷，這是由當時的形式所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