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改革的初期，司馬光等人是支援改革的。但變法在實施的過程中一些理論上原本對國家和人民帶來雙贏的政策在執行時，地方上的一些官員就做的變味了，同時也動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蛋糕，由此受到了強大的阻力。

比如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這樣既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又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但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一些地方官員採用了強制農民借貸；變著名目的增加利息，這就無形中反而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再比如募役法（又稱免役法）：就是將原來按戶輪流服差役的制度改為由官府僱人服差役，不願服的可以按貧富等級交納一定數量的錢，官僚地主也不例外。目的是為了讓農民從勞役中解脫出來，保證有充足的勞動時間，促進生產發展。

此法無疑可以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可在具體的實施當中呢，一些地方豪強勾結官府，把差役承包，這就導致了一些貧苦的農民原本可以通過服差役減輕負擔的，結果反而是增加了開支。

諸如此類實施過程中變了味的還有很多，時間一長導致了朝廷大批保守派的反對，人民更是苦不堪言，強烈抵制。以至於在變革失敗，王安石被罷相返鄉回老家的途中，親歷了讓他痛心的一幕幕。因他對改革變法的執拗，農民把家中所養的豬喚作“拗相公”以表達對王安石變法的唾罵。

行文至此，這個司馬光和王安石，哪一個是好人，哪一個是壞人的定性就要來了。我們一貫的評價應該會說王安石是壞人，司馬光是好人。

其實對他們二人簡單的用好壞來評判是不正確的，可以說他們都是絕對的君子，為官不貪，忠君愛國，都是一心為國為民。他們二人的不合只是政治觀點上的不同，絕對不是為了一己私利。

雖然他們倆在政治上鬥得不可開交，王安石依然讚歎司馬光道：“司馬君，實君子人也！”一個令政敵都嘆為君子的人，絕對不是一個小人！同樣，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是“介甫無它，唯執拗耳”

簡略的說，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王安石是改革派。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激進的方式對經濟、軍事等進行全面的改革。

司馬光反對的並不是王安石變法的本意，而是反對他激進的改革方式。司馬光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首先要保證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

所有這些，都必須循序漸進，穩妥進行，而不可能立竿見影，不然會發生好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青苗法，他認為這樣一來必然會給地方官吏帶來更大的腐敗空間，他們會藉機不斷提高貸款利息，從而進一步加重農民的負擔，而且後來的好多事實也已證明，從結果來說，司馬光的政治智慧無疑更老練一些。

但王安石變法的成果也是不能一味抹殺的，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

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而司馬光之所以在死後不久，諡號被貶，世人對其評價多變，主要是在其任宰相後，新法盡廢，全盤否定，原本已經有成效的變法也禁止實行，這未免是矯枉過正。

從歷史的發展結果來看，他們新舊兩黨之間從最初改革方式的鬥爭，發展到後來不問對錯只問立場的黨爭，給原本貧弱的國家帶來了非常大的傷害，最終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歷史上幾次著名的變法改革，只有商鞅變法最終是成功的，實現了秦國的強大，然而變革者商鞅本人最終卻難逃被車裂的酷刑。

歷代的改革都是阻力非常大的，王安石變法的再次失敗無疑給後來者深深的思考，也讓那些有改革意志的仁人志士不敢輕易掀起改革的浪潮，他們更大的可能性是自己被浪潮無情的吞噬。

時代在變，物質條件在變，可我們的人性以及人與人之間相處的能量場卻始終沒有變，依然在以不同的人和事演繹著。

王安石的變法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只是把原來的蛋糕重新分配而已，並不是一起把蛋糕做大。從國家的利益上來說，實現了富國強兵，抵禦外患基本達到了。可農民的利益和生活條件卻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而是變得比以前更加的貧弱。

　王安石變法時間有著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王安石變法時間是從1069年至1076年，歷時7年。

　　另外一種說法是1069年至1085年，這段期間是宋神宗重用王安石起至宋神宗去世結束，歷時16年之久。

　　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沒有錯，只是站的角度不同。　　

　　王安石畫像

　　第一種說法：1069年，王安石深得宋神宗的器重和信任，王安石任參知政事，這是一個副宰相的職位，主要工作就是協助宰相處理政務。就在這個階段，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了變法，改變風俗，制定並確立法度，神宗大力支援。

　　為了讓變法能夠順利推行，提拔派遣了一大批新人，王安石被任命為宰相，開始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新法通過“理財”和“整軍”兩個方面進行，頒佈了青苗法，均輸法，農田水利法等新法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推行保甲法等來提高軍事能力。

　　但是王安石變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因為變法嚴重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新法推行不足一年，保守派與擁護派就發生了激烈的鬥爭與辯論。

　　大家將矛頭紛紛指向王安石，王安石兩次被罷相，於1076年，王安石離開朝廷，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

　　第二種說法：基於第一種說法的，王安石之前提拔了一大批的擁護者，王安石離開後，這些新法擁護者有了自己的想法，以蔡京等人為首的新法擁護者，繼續打著王安石變法的噱頭，推行著這些新法，這些新法到了這群人手中就成為了斂財擾民的工具，被官僚地主所利用，百姓生活的名不聊生，最後隨著宋神宗的去世，變法才得以結束。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自推行以來就飽受猜忌，出現了一波擁護派和守舊派，一方擁護一方反對，雙方打的不可開交，保守派從各方面攻擊變法，企圖罷免新法，而著名的司馬光就被歸列為守舊派一黨，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這不禁讓人們好奇，司馬光為何會反對王安石變法?　　

　　司馬光雕像

　　司馬光曾在宋仁宗時期就提出了免役法，照理說其思維模式和想法與王安石是接近的，其次司馬光曾支援范仲淹改革，不算是因循守舊之人，到了真正變革的時候為什麼會反對呢，其原因各有說法，其眾說紛紜。

　　說法一：司馬光認為這場變法推行的新法弊大於利，弊處要比好處多，這就覺得沒有變法的必要了。

　　說法二:司馬遷生活於封建社會，從小熟讀四書五經，深受儒學的毒害很深。生活在這樣一個封建社會中，要想接受新思想，新思維顯然是不太可能的，司馬光就是屬於守舊派的一員，故而反對變法，屬於理念差距。

　　說法三：司馬光為了自身利益，王安石變法受到最大程度傷害的要數官僚地主了。北宋中期，官僚集團臃腫而龐大，在這個體系中，官員人數眾多，享受國家很好的俸祿優待，有錢拿還不用辦事，文武百官的生活可謂是相當幸福的。王安石新法推行，首先針對的就是官僚地主，且很大程度的抑制了官僚的特權及損害了其經濟利益。

　　司馬光當時正在寫《資治通鑑》，他花費了近30年的時間才完成了這本著作，寫完他已經是個66歲的老頭子了，司馬光一心就想編修史書，對政治沒有野心，他反對變法是因為出於私心。當時當官俸祿高，事情少，自己要想無後顧之憂的寫書，又有錢養家，那麼當官是最好的選擇了，每月有錢拿，又能幹自己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

　　三種說法誰真誰假，真真假假現在也沒有任何意義了 。

　　王安石變法的性質

　　王安石變法於1069年開始改革，是一場由王安石和宋神宗為首的社會改革運動，以內憂外患的宋王朝為主要變法物件，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北宋建國後各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終極目標，同時抑制土地兼併，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改變整個北宋“積弱積貧”的社會格局。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一經提出就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援與贊同，於是開始大力變法，但是最終變法以失敗告終。整觀王安石變法的性質就能看出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那麼王安石變法的性質是什麼呢?

　　王安石變法旨在解決封建王朝與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從而解決整個國家級政府的財政問題。王安石變法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法，理財方面推行了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等，軍事方面推行了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等。從最終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最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確實富了，兵力確實強了。但是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觸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與利益派的強烈反對，內因外患最終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去世後，王安石變法被全部廢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可以看出王安石變法的性質決定的，這次變法很大程度的損害了大地主的利益，沒有從根本解決問題，王安石只解決了一面，解決了政府與地主的利益分配，沒有根本解決階級矛盾。

　　王安石變法的背景

　　王安石變法的最終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社會格局，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其實從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就能看出王安石變法的背景了。　　

　　王安石變法

　　北宋建立初期，統治階級通過一些列舉措來緩和階級矛盾，起初收到了良好的效益，政局穩定，經濟繁榮，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矛盾加劇，集權統治其消極的一面的開始顯露，並且動搖著北宋王朝的統治，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北宋中期，土地兼併現象越來越嚴重。建國初期，統治者採用的是不抑兼併的策略，地主公然兼併土地，還不用繳納任何稅賦，這種政策最終導致土地越來越集中，國家財政收入越來越少，國庫虧空。造成的一種社會現象就是農民沒地種田，田都握在地主手裡，然後農民為了種地成為了傭戶，受著地主殘酷的剝削和壓榨。百姓活不下去就舉兵起義，放下農具拿起武器，開始了反抗鬥爭之路，而且農民起義愈演愈烈，撼動了統治階級。

　　北宋時期，官僚機構環環相扣，人員眾多，當官者只拿俸祿，不幹事，而且官員待遇優厚。不僅如此，北宋雖有大規模的軍隊，但是沒有系統的訓練，戰鬥力極其低下。但是國家必須要養著這群人，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和湊齊軍餉，國庫虧空，提前消費現象很是嚴重，導致情況就是國家窮，百姓窮，官僚富，窮一些人富一些人。北宋存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

　　王安石變法就是基於這些因素，從而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旨在革新利弊。

提到王安石的變法，大多數人都是覺得可惜的。人們甚至認為，如果王安石變法成功了，大宋不會那麼輕易滅亡！甚至有人認為，變法成功，王朝再維持個幾百年都有可能~

那變法為什麼沒成功呢？變法會不會成功呢？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一開始的青苗法，通過青苗法，能看懂王安石變法和司馬光守舊的思路，也能真正學到一些東西，輔助我們的工作和生活。

首先，司馬光和王安石是多年好友。兩人的矛盾，以政治原因為主，些許的私人恩怨，也是政治矛盾的衍生品，所以，我們只從大局觀分析。

青苗法，其本質從其政治目的來講，是王安石為迎合朝廷缺錢的現狀而作的一次改革，主要目的是為朝廷斂財。當然，從人格來說，也可以說是王安石為天下百姓更好地生活而做的一次嘗試。

青苗法其實原先就有。國家規定，怕穀賤傷農，糧食大豐收時以高於市價收購，青黃不接時以低於市價賣出。而百姓在青黃不接時，往往需要有息從豪紳那裡借錢買糧，而豪紳常常趁機放高利貸，百姓為了活命，只能接受。當時的現狀，朝廷非常缺錢，王安石的如意算盤，便是開設“國有銀行”，用比較低的利息，讓百姓從政府借貸，把豪紳斂財的手段收歸國有。

可以說，這初衷是非常好的，聽起來也很簡單。但是，為什麼失敗了呢？一個詞，尾大不掉~

改革的一開始，王安石是做過實驗的，他以地方官的身份施行此法，結果大獲成功！但是，當全國實施的時候，就出現尾大不掉，地方官各自為政的亂象。

首先，並不是人人都是王安石，不是所有人都有他的大局觀和執行能力。許多地方財政缺錢，很難完成朝廷指標。也有許多官員中飽私囊，從中牟利。於是很多地方出現私自加高利息，又強行催農民還債的做法。於是，農民不得已又到豪紳那裡借錢還政府的錢，結果雙重利息造成更大的負擔！

其次，不是所有人都有王安石的特權。當時的通訊條件不足以維持這麼複雜的系統，也就是沒有行之有效的機制，政令往往拖沓，甚至朝令夕改，地方官不敢拍板，間接造成了執行難度大。於是，出現了“試驗田畝產千斤，大面積畝產減半”的情況！

於是，青苗法最終失敗了。

瞭解完青苗法我們再說說人，說說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思路。

王安石這個人，其實是比較軸的。或者說，他是個超完美主義者！所以他有個外號，當時的人稱他“拗相公”。

早在沒變法之前，王安石就宣告在外。只是，朝廷多次升遷他，他都拒絕了！只有最後一次升遷，朝廷指定他做翰林學士，他答應了。翰林學士，幾乎相當於內閣大臣了。於是，有人說他是個官迷，貪戀權勢，小官不稀罕做。但是，從後面的變法看，他應該是在做鋪墊。因為，只有位高權重，才能接近皇帝，才能擲地有聲，才有資格提變法。這樣看，倒是他的執拗成就了他。

但是，伴隨著司馬光的出場，也同樣是執拗害了他。

變法沒開始之前，司馬光以朋友的身份寫信提醒他，國家放貸，雖然能為國庫斂財，但極易尾大不掉，更加損壞民間的利益。但是，王安石性格太執拗了，加之當時反對變法的聲音太多，他根本聽不進這個朋友的話，還一氣之下燒了信件，斷絕了和司馬光的朋友關係。

結果呢？正如司馬光擔心的，青苗法很失敗，民間遭受雙重利息，不少人傾家蕩產！甚至有人給宋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圖》，而王安石也被罷免了丞相。

司馬光被人說的最多的，便是“司馬光砸缸”。但是，真正名垂青史的，卻是那本讓偉人讀了無數遍的大作《資治通鑑》。

能寫出《資治通鑑》，可知司馬光必定熟讀史書，就連勸諫宋神宗放棄變法，他都是用的西漢蕭規曹隨的典故。可見，他能借鑑許多成功經驗，也瞭解許多失敗教訓。所以，他反對王安石變法，必定是從歷史中嗅出了什麼，是人力不可為也好，是制度不完善也好，總之，他覺得變法不可控，所以堅決反對。而最後，也是如他所言，雖然國庫豐盈了，但民間更加貧窮，變法最終失敗了。

但是，是不是就可以說司馬光反對變法是對的呢？個人觀點是，不能說做的對，只能說選擇沒有錯。司馬光的選擇是對的，但做法欠妥，他犯了我們大多數人都會犯的錯誤，習慣性表決。

我們大多數人在表達對一個觀點或決議的態度時，往往是習慣地選擇支援或反對。支援的，往往說出支援的原因，反對的，也有反對的原因。但是，那些反對的，往往是積極地思考如何反對，而不去思考如何避免發生這些反對的原因。

比如，老闆說想開個新業務。反對者說，這個行業水太深，我們玩不了。而最後，老闆覺得去做，反對者也是一直反對，直到老闆失敗。此時我們該誇反對者有遠見嗎？錯！反對者既然說這行業水太深，就表明他了解這個行業，所以當老闆去做時，他要做的，就是給老闆指出有哪些水雷，而不是繼續反對，證明自己選擇的正確性！

所以，司馬光的選擇是正確的，但做法是錯誤的！可能司馬光看透了，當時的變法不能成功，比如王安石試點很成功，但放到全國，因為各種原因，制度不健全、政令傳達延誤等，十個縣，可能只有一個縣成功。此時，變法開始，他該做的是輔助皇帝找出那些弊端，而不是作壁上觀看王安石失敗，以證明自己選擇的正確性。這樣，即使變法失敗了，其損失也會大大減少，而制度也會更加完善。從大局觀，文明的程序也會加快！

個人認為，司馬光和王安石既為同僚又是好友，而且兩人都是品德高尚、為人正直、德才兼備的時代精英

宋神宗即位後，大宋王朝雖然表面上一派繁榮，其實內部已經蘊涵著深刻的矛盾和問題。由於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大批農民喪失土地，兼之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出現了立國以來少有的財政赤字，"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王安石深感國家弊病所在，渴望變革圖強，數次上書朝庭，提出全面改革之道。宋神宗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渴望建功立業，大展巨集圖。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了一場浩浩蕩蕩的改革——“熙寧變法”！

隨後，頒佈募役法、保甲法、青苗法、均輸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免行法、保甲法等，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

司馬光與王安石在變法上產生了很大的爭執，筆者認為乃所站角度不同。站在百姓的角度,司馬光認為變法理應減輕農民負擔,但是王安石變法中的許多政策反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使他們的生活更加困苦。許多貪官汙吏利用變法,趁機搜刮地皮,私下做盡壞事。如“青苗法”“市易法”純屬好心辦壞事，催生了大量貪官汙史和流離難民。

王安石則認為要改革就會有犧牲，只要國庫充盈，兵強馬壯，暫時犧牲某些人的利益也是值的。況且王安石比較固執，“咬定青山不放鬆，任爾東南西北風”

。只要皇帝支援，誰反對變法就貶誰。當然他這不是小人行為，他是為了變法圖強之大計。

變法遭到以司馬光為首的大批官員的強烈反對，雙方針鋒相對。在這些反對派裡不管位置多高、資歷多老，王安石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織罪名將對方置於死地，可謂君子。

司馬光只能選擇辭官退讓，回家編寫《資質通鑑》，一去就是十五年，從未想過伺機報復和對王惡意中傷。宋神宗死後哲宗即位，召回司馬光擔任宰相，廢除新法，宣告“熙寧變法”的失敗。王安石退居二線，回鄉養老，司馬光也從未秋後算帳，還交代下屬對王安石進行適當照顧。

所以王安石是謙謙君子，司馬光也是正直之士，絕非“反派”！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儒家學派，王安石雖然屬於儒家學派，但他解除了儒家給他的束縛，主張變法救國，而司馬光是一位正統的儒家，反對任何古代沒有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現狀的措施，思想迂腐陳舊。兩人因為政治主張不同，由朋友變成了敵人。但結合宋帝國當時所處的環境，改革是利國利民的，而且從司馬光當宰相之後的所作所為，可以說司馬光絕對是個大反派。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證這個觀點。

一、宋帝國內憂外患，人人皆知必須改革

宋帝國對外戰爭屢戰屢敗，只會剝削人民，屈膝投降，而無力保衛人民。廣大農村，在沉重的捐稅和士大夫地主階級的兼併下，產生大批的農奴和士大夫的家奴。政府官員數目每年都在膨脹，士大夫越多，脫離生產的人也就越多。他們以全民3%的人數，佔有全民90%以上的土地財富，仍然掠奪不止。這時的宋帝國，實質上是一個熱度日高的大火藥庫，人人都知道要改革。

於是產生變法運動，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王安石，他效仿公元前四世紀另一偉大政治家商鞅，用革命性的全盤改革來挽救宋帝國和士大夫自身的厄運，同時也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他的見解被宋神宗採納，宋神宗是一個生長在深宮之中的皇帝，屬於少數傑出的英明君主之一。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當宰相，變法開始。

在王安石之前，宰相范仲淹，也曾實行過改革，他先從小地方著手，只是輕微的淘汰了少數官員，也就是限制未來的“蔭子”數目。“蔭子”即高階官員的子弟，不經過學校和考試就可以當官的一種制度，有些官員還是懷抱中的嬰兒，已經是縣長。范仲淹僅僅把這種荒唐的行為稍微縮小，要求必須有兒子，而且年滿15歲，但這已經立刻引起高階官員的公憤，攻擊范仲淹，但范仲淹是個伶俐的人，立即辭職，一切復舊。

二、變法的成果:使宋軍在戰場上揚眉吐氣，大敗吐蕃，收復失地

北宋對外戰爭幾乎很少勝利，打不過遼帝國就算了，連和弱小的西夏對陣也是輸多贏少。但變法後，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轉變，王安石選拔出宋帝國開國以來第一位統帥人才王韶，擔任洮河戰區司令，收復了陷於吐蕃200餘年，面積達20萬平方公里、有五個臺灣島那麼大的領土。但王安石下臺後，王韶也被司馬光指責“開邊生事”，免職貶謫。

三、司馬光認為改革的前提是:自身利益不受損

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反對改革的最重要原因是，改革傷害到他們自身利益。項預算制度是國家開支減少40%，這40%所豢養的官員，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貪汙，自然憤怒！

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農及時放高利貸，才能合法的兼併貧農土地，現在政府利用低利率放出貸款，阻塞了他們兼併土地的道路，自然憤怒！

像免疫法過去實行差役法時，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勞役，築城築路以及地方供應任何勞役，徵調民夫時，全部有平民承擔。現在把這種他們一向輕視的勞動加到身上，使他們與平民平等，更加怒不可遏！

他們當然不會傻到明目張膽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吶喊，但他們卻以維護祖宗法度而吶喊。不過，在情急的時候，也會忍不住露出嘴臉。有一天，當宋神宗告訴文延博，人民都歡迎改革時，文言博反問:“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統治國家還是由小民統治國家”？從這可以看出，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反對改革純粹是為了維護私人利益。

司馬光因為編撰《資治通鑑》，使他成了當時知名度極高的士大夫，在這部鉅著中，司馬光要求國家領導人，必須有偉大的胸襟，要採納不悅耳的意見。他給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國家領導人，他必如此，因為這是正確而榮譽的道路。可是當他一旦接觸到實際大權，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別人的。

王安石

變法自1069年開始，至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

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

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這是遭到司馬光他們強烈反對的根本原因。因為變法損害了他們既得利益，所以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用意只不過為了維護他們大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及消除變法中冒進造成的消極影響。

司馬光

如果非得回答司馬光到底算不算個“反派”？那麼要看從誰的利益出發。王安石變法內容是正確的 但是太激進 不適合當時的政治環境 司馬光反對這種冒進 也是無可厚非的。所以說沒有什麼反派不反派的。只是各自的立場不同而已

1、不算反派，而且當時絕大多數官員學者都反對，導致的直接後果王安石無人可用，只能任用一些被當時主流文化排斥的“小人”來推進變法；

2、變法本身的目的不是提高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快速的增加財政收入，導致變法本身問題很多；

3、通過變法提高財政收入，在當時生產力發展緩慢的情況下，必然導致與民爭利的情況，最終的結果是從上到下都反對變法；比如三蘇的蘇轍，開始是支援的變法的，後來發現了變法的弊端，就轉入司馬光的陣營，可以說是變法在實施過程中遭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對；

封建社會是家天下，國與家是不分的，眾大臣效忠的是趙家、而不是天下百姓，當趙家與大臣的家族利益一致的情況下，那方向就一致，當利益出現分歧的時候，大臣就要有所抉擇，趙與士大夫共天下，不能為了老趙家損害了自己的利益。

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的分歧就在於這裡。

之所以司馬光的行徑看來類似反派，是因為從變法失敗的結果來看，正因為變法失敗，宋朝陷入財政危機，又加上幾個不太省心的皇帝，以至於發生靖康之難，漢人遭受了百年恥辱。但是，趙家既然能化家為國，各大臣為了自己的家族，誰比誰更高尚。

所以，家天下的王朝中，無論興衰，百姓都苦。

司馬光不是“反派”，他是“保守派”。

這個“保守派”不是貶義詞，而是中性詞。司馬光作為《資治通鑑》的主編，文學造詣很高。

至於他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並非為了反對而反對，而是的確屬於“政見不合”，出發點跟王安石一樣，都是為了天下百姓和江山社稷好。只是評判標準不同。司馬光的價值觀取向類似美國的共和黨，強調傳統，強調自由。王安石的主張類似美國的民主黨，強調平等。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其對錯很難說清，因為現在通過研究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其實也會發現有些很嚴重的問題。

關鍵是司馬相公，從來都是為了反對而反對，而且還總搞“擴大化”，這才是他像極了大反派的原因。

得虧宋仁宗這位趙官家，是中國古代帝王之中數一數二的好人，不但認為司馬光說得有道理，而且還同意了司馬相公的提議：

1.禁止女性相撲。

2.相撲表演禁止在街頭舉行

3.相撲只能在勾欄裡表演

北宋到了宋神宗時，已經到了不變不行的時候了。

王安石主張變法，他是堅定的激進派，而司馬光其實也並非純粹的保守派，他也想變的。

王安石的變法，總結概括起來，就一個核心：理財。只要有錢，啥事都好辦。他想要行王道，興利除弊，救世救民。

司馬光的變，跟王安石的不一樣，首先第一點就是要限制君權。他主張有限忠君，（《氣延訪群臣第三紮子》裡就能看到他的這類思想。）

司馬光想要革除宋代極端君主專制的弊端，主張建立新的君臣關係。

這一點上，司馬光與王安石就走在了截然相反的兩條道路上。

王安石要理財，就需要皇帝的支援，他的變法，最大的靠山是皇帝。在宋代君主權力得到不斷加強的背景下，他只能依靠皇帝。

因為，王安石理財的關鍵問題在於“法度”，整個朝廷的“法度”都成為官僚士大夫們謀取權力和利益的工具了，大家依法“斂財”，然後本職工作也幹不好，尸位素餐。

顯然，王安石是在跟整個官僚階層做鬥爭，因此就只能依靠宋神宗了。

所以縱觀整個熙寧變法，王安石沉沉浮浮，皆受制於皇帝，而宋神宗雖然有意變法，但又不想讓王安石大權獨攬，染指皇權，根本矛盾調和不起來，變法自然半途而廢。

司馬光想要限制皇權，自然深得廣大官僚階層的支援，從這一點上來看，兩者之間的“變”就各走一邊，矛盾難以調和。

其次，司馬光在針對宋代冗官吏治腐敗的問題上，比王安石溫和多了。王安石看業績，司馬光去想建立唯德、唯賢、稱職的官吏體制，說白了，就是在道德層面來審查官員。

可問題是，官員就是最沒有道德的一群人了，道德從來都是文臣士大夫們玩弄權術的工具，而不是他們的信仰。

同時，二者之間還有一個本質上的區別。

那就是理財的目的。

王安石理財除了富國之外，那就是強兵，宋朝需要一支強兵來幹翻“叛逆”西夏，最好就是能收復燕雲，掃除外部威脅，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內部改革激烈點沒有問題。

而司馬光要的事“富貴國安民”，方法是節省不必要的開始，輕租稅、薄賦斂之類說起來容易，卻又沒什麼實際方針的內容。

王安石是實幹派，看到國家日愈沉淪，心急如焚，恨不得一天能做兩天用，一個人能掰成兩個人用，而且他有豐富的地方基層工作經驗，對世情的認知要比司馬光透徹得多。

所以他能夠在不斷觀察的過程中，指定條理分明可操作性的變法方案，儘管這些方案，看起來十分激進，幾乎都要到了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程度了。

而司馬光溫吞吞的“變”，所依靠的事儒家“道德體系”的重建，什麼貪官汙吏、什麼中飽私囊、什麼刁民造反、只要從道德入手，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這也包括了皇帝本人，皇帝也要講道德，要體恤官員，不要搞獨裁不聽士大夫們的意見，也要輕徭薄賦，節省不必要的開支。

兩個人都有一顆匡扶國家的公心，但在“變”的面前，卻又走向了對立面。

說穿了，司馬光代表的是儒家傳統道德治國的傳統，而王安石不信任道德，想要立“法度”。

以法治國，必然侵害到士人們的利益，以往享受的種種權利，都會因法而廢，在司馬光看來這是不道德的，官員操守有問題，就應該從道德層面入手，怎麼能用嚴刑峻法來搞事情呢？

綜上，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是理念之爭，他想要的世界是孔子理想中的那種德育天下，美好得如空中樓閣，道德體系的建設是精神文明的範疇，時至今日依然沒有建成，何況是封建王朝的時代。

王安石比較急切，要打破舊儒蠅營狗苟，立各類法來整頓吏治，振興經濟，改善民生，操練軍隊，豐盈國庫。凡此種種，都是舊時代的大敵。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政見之爭。司馬光思想比較保守，因而對王安石的革新政策持反對態度。從變法的舉措也觸及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來看，司馬光反對變法在客觀上也是維護他們的利益。由於保守派和變法派形成了黨爭，作為保守派代表的司馬光當然可以看作是變法的反派人物。

首先司馬光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第一個原因還是和司馬光本人有關了。司馬光本人是守舊派的代表人物。我們知道自從孔子建立儒家以後，古代文人一直以來就是崇尚儒家思想，當時的讀書人從小就是學習四書五經，中國的儒家思想一直以來都是以保守而著稱的。而司馬光也是從小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在七歲時就是熟讀春秋了，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儒家思想的薰陶下，司馬光是極其保守的。他認為變法是非常沒有必要的，堅持要遵循宋代先祖趙匡胤的那一套做法。而王安石卻是思想很開放的一人，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只有革新才能重新讓國家富強起來，就這樣有兩個不同意見不同觀念的人，在變法方面產生了極大的隔閡，因此司馬光怎麼會支援王安石的變法了。

　第一種說法：1069年，王安石深得宋神宗的器重和信任，王安石任參知政事，這是一個副宰相的職位，主要工作就是協助宰相處理政務。就在這個階段，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了變法，改變風俗，制定並確立法度，神宗大力支援。

　　為了讓變法能夠順利推行，提拔派遣了一大批新人，王安石被任命為宰相，開始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新法通過“理財”和“整軍”兩個方面進行，頒佈了青苗法，均輸法，農田水利法等新法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推行保甲法等來提高軍事能力。

古代，政府收入的主要專案是從自耕農手裡收取的田賦。

我們正常人的理解應該是以土地為準收取田賦，但這裡為什麼說“從自耕農手裡”呢？

首先，之所以叫自耕農，是因為這幫農民手機有土地。

其次，有大量擁有土地的人是不用交田賦的。比如中了舉人的人，范進中舉中的范進就不用交。當官的很多人身上都有舉人的功名，也不用交。貴族，大官僚人家有特權也不用交。有僧人度牒的也不用交。

自然在他心裡，深藏不露。唯有藉助後人視角，才能一窺內心深處，那冰山一角，說來極為不容易啊！所謂人心隔肚皮，就是這個理。何況，司馬光還是個老狐狸，更加深不可測。記得他的同僚說過一句話，好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之類的，來形容他卻是最合適不過了。至於，他算不算個“反派”，既可以算，也可以不算，因人而異。

具體而言，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之用意，分為兩個方面、層次。一方面，司馬光“為了反對而反對”，沒有任意理由事實，純粹政治立場所決定的。畢竟，司馬光與王安石分屬不同的政治陣營，都要為自己的政治利益謀福利，反對另一方，自然就有了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司馬光“為了理念而反對”，不想看到老百姓因為變法而受到傷害，主張保守的變法。要知道，司馬光了解底層民情，肯定有看到過“王安石變法”對於一些百姓的盤剝，否則不會極力反對之。

這從他所持的變法意見，就可以看出，至於真假還有待斟酌。不過，政治人物一般都很複雜，不要看反對的理由一大堆，個個條條都是“為了百姓好”，就輕易信了他，那樣很有可能會被帶風向、失了自己，順帶也害了自己，完全得不償失。因此，司馬光不管所持是哪種反對，或兼而有之，我們都要審慎對待之，擦亮自己的眼睛。同時，不要忘了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尋找相關的史料予以佐證之。

另外，司馬光算不算個“反派”？卻是不能輕率、貿然下結論。對於保守派來說，司馬光代表了他們的主張，為他們發了聲，自然不可能是反派。反觀掌權的改革派，司馬光無疑就是個“反派”了，完全不知好歹，處處反對，真是豈有此理，估計他們牙都咬碎了。當然，後世之人，有獨立的思考能力，斷然不會“非黑即白”的討論之。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是因為王安石變法損壞了地主官僚的利益，而司馬光就是既得利益者。

他算不上反派，畢竟沒有賣國行徑。內部黨爭而已，不必蓋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