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真義》是陳獨秀先生於1918年寫就的一篇文章，發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二號上。文章開篇即以千古命題“人生在世，究竟為的什麼，究竟應該怎樣？”發問。

自古以來，關於人生真義的探索與解釋，似乎從未停止過，每個人都會在無意間或寂寞中想起。陳獨秀也與我們有著同樣的心路歷程，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達到他當時那樣的思想高度，他為我們樹起了一面為人的旗幟。有人說，陳獨秀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有著特立獨行個性的人，在評價功過上，不同歷史時段亦有不同爭議。然而，作為一位文人、一位知識分子，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一直在感染、感動、啟迪著我們。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大膽舉起思想解放的大旗，發起創辦《新青年》雜誌，使其成為宣傳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新青年》是中國現代史上影響最大的刊物之一，它教育、引導了整整一代人。無論時代變幻、形勢變遷，陳獨秀執著探索的精神從未改變。因病去世後，好友朱蘊山曾在詩中緬懷陳獨秀是“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定論老書生”。

濃烈的愛國情懷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是陳獨秀先生獨特人格魅力的重要來源。正是這種情感和情懷，使得他不斷探索人生真義，教育華人，併為之奮鬥。關於人生的意義，宗教家、哲學家和科學家們都為說明這個道理提出了數種說法，其義各異。但其結果在陳獨秀看來，要麼過於迂闊，不能在現實中得到證實，要麼過於偏激，不能包括人生全體的真義。作為個體，每一個人到最後都是必死的，因為生之本質在於死；但是作為群體，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全人類更是不容易滅的。如若能將全民族全人類的文明事業留在世上，寫進歷史，傳於後人，就可以使人離去後的記憶和直覺一直連續下去。因故，陳獨秀說道：“個人生存的時候，當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並且留在社會上，後來的個人也能夠享受。遞相授受，以至無窮。”

蔡元培先生曾經稱頌陳獨秀：“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他那書生的君子品行流諸革命行伍，使得壯志沖霄漢的豪情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再現。陳獨秀撥亮了新時代之燈，從那一刻起，他就朝著心中的這個目標不懈奮鬥，前進的腳步至死都沒有停止過。

從青年時代起，陳獨秀即投身於謀求中華民族自由與解放的事業，一生五次被捕入獄，險遭殺害，但是不管如何艱難曲折，他都毫不屈服，義無反顧。

他一心為公，從不以權謀私，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拋棄了舒適的生活，奉獻出自己的一切。作為黨的領導人，他甚至常使自己過著難以為繼的生活，同時要求共產黨員保持清廉的作風，還簽署發出了中國共產黨內的第一個反腐敗的檔案，指出貪汙腐化分子“不僅喪失革命者的道德，亦且為普遍社會道德所不容”。

他光明磊落，從不搞陰謀詭計。雖然他沒有出席中共一大，但是被選為黨的中央局書記。據參加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回憶，這是因為他“有學問，光明正大，喜形於色，不說假話，當時我們都是他的學生，沒有哪個能比得上他。”李維漢稱讚他說，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犯錯誤的領導人中少數幾個不搞陰謀的人，他的一生就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兒。

他思想解放，從不迷信，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期，他更加旗幟鮮明地提倡思想解放，把矛頭對準了禁錮華人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

他潔身自好，從不妥協，即使晚年窮困潦倒，有時“破屋雨漏缸無米”，他依然堅持不與“官僚”和“畜生”為伍，拒不接受無緣無故的饋贈，堅持無功不受祿，表現出剛強的骨氣和高尚的人格，堅決地揭露和批判舊制度、舊思想、舊文化和舊社會的種種弊病，不僅為教育文化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還為整個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孟子》所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也”，陳獨秀便是這樣一個偉丈夫。

陳獨秀品行天下，世人稱頌。傅斯年先生說陳獨秀“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彗星”；魯迅先生曾經這樣形容陳獨秀：“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是外豎的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幾支槍，幾把刀，一目瞭然，用不著提防。”他就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他一直這樣堅持著，為著那全民族所創文明事業能夠留於世上，傳於後人，遞相授受，無窮無盡。

陳獨秀用他的一生向我們提出了為人警示，他身上一直散發著一股為品格、為民族、為做人的浩然正氣，其人格風範光照千秋。

總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為的甚麼？究竟應該怎樣？我敢說道：

個人主存的財侯，當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淚，並且留在社會上，後來的個人也能夠享受。遞相授受，以至無窮。

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賜，也不是聽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賜，何以厚於今人而薄於古人。

《人生真義》名詞解釋： 陳獨秀著。發表於1918年2月《新青年》4卷2號。為解決“人生在世，究竟為的甚麼”而作。提倡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合理利己主義幸福觀。

認為個人是社會的基石，強調“除去個人，便沒有社會”，斷定“社會的文明幸福，是個人造成的，也是個人應該享受的”。從“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角度出發，指出基督教的人生觀是“憑空捏造”的，認為老莊“聽其自然”的人生見解，導致“華人”的“退化”。

提出“執行意志，滿足慾望，是個人生存的根本理由”，認為這是“人生真義”的基礎，指責墨子“主張犧牲自己，利益他人為人生義務”的思想“未免太偏”。但又不囿於自利，要求個人也要有利於社會，使個人“努力造成”的“福”留在社會上，讓“後來的個人也能夠享受”。

從“社會是個人的總壽命”出發，以為像楊朱不“對他人講甚麼道德”的見解實屬“極端”，難以在社會上“行得過去”。此外對佛教、儒家、尼采等各家幸福觀皆有所指責。對當時社會的個性解放思潮，以及青年亟待解決的人生觀問題，均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在《中國文化之精神》中,林語堂先生是這樣解釋華人的“人生真義”：

自華人的眼光看來，人生的真義，不在於死後來世，因為基督教所謂此生所以待斃，華人不能瞭解；也不在於涅槃，因為這太玄虛；也不在於建樹勳業，因為這太浮泛；也不在於“為進步而進步”，因為這是毫無意義的。所以人生真義這個問題，久為西洋哲學宗教家的懸案，華人以只求實際的頭腦，卻解決的十分明暢。其答案就是在於享受淳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樂，（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等）及在於五倫的和睦。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或是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村。這樣淡樸的快樂，自華人看來，不僅是代表含有詩意之片刻心境，乃為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標。得達此境，一切泰然。

這種人生理想並非如何高尚（參照羅斯福氏所謂‘殫精竭力的一生’），也不能滿足哲學家玄虛的追求，但是卻來得十分實在。愚見這是一種異常簡單的理想，因其異常簡單，所以非華人的實事求是的頭腦想不出來，而且有時使我們驚詫，這樣簡單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來。鄙見中國與歐洲之不同，即歐人多發明可享樂之事物，卻較少有消受享樂的能力，而華人在單純的環境中，較有消受享樂之能力與決心。

此為中國文化之一大秘訣。因為華人能明知足常樂的道理，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處處想偷閒行樂的決心，所以華人生活求安而不求進，既得目前可行之樂，即不復追求似有似無疑實疑虛之功名事業。所以中國的文化主靜，與西人勇往直前躍躍欲試之精神大相逕庭。主靜者，其流弊在於頹喪潦倒。然兢兢業業熙熙攘攘者，其病在於常患失眠。人生究竟兒多日，何事果值得失眠乎？詩人所謂共誰爭歲月，贏得鬢邊髯。伍廷芳使美時，有美人對伍氏敘述某條鐵道造成時，由費城到紐約可省下一分鐘，言下甚為得意，伍氏淡然問他，“但是此一分鐘省下來時，作何用處？”美人瞠目不能答覆。

人生簡短的說，就是由生到死的一個過程，人生就要有意義，在我們這個三維空間之內，時間是不可逆的，所以是不允許我們浪費1分1秒的，整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人，他的人生肯定沒有意義，也不會有任何色彩。

沒有愛情的婚姻也一樣耗盡了青春搭上大好年華，最終也沒有體會到幸福與快樂。

任何事物沒有意義，就是浪費了時間，浪費了生命，因為我們無法與時間所抗衡，在時間的面前我們永遠都是失敗者，即使秦皇漢武，也不過是化作了歷史長河之中的碎片而已。

答:當你迴歸大自然的時候，沒有多大遺憾就行。人生在世幾十年，長達100年就了不起了。走過這段路程不管如何走都會畄下痕跡的，而留芳千古的人只是極少數，常人走這一趟，給了社會一此東西，社會認可了，你就要知足了。最後便光光而來，光光而去含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