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學貫中西

辜鴻銘學貫中西。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足見他在外華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國之後，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後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梁布鞋，腦後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後，他也衣冠不異昔時。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伕，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餘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伕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著他的機智與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洩”。有一次，他在椿樹衚衕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侷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於是，就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辜鴻銘的一番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2.推崇國學

精通西學的辜鴻銘，在潛心精研國學後，有了一個比較，就此產生了一個持守終生的定見。他以為儒家學說之仁義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強食競爭中出現的冷酷與毀滅;他相信，正被華人摒棄的傳統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學即是這個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僅自己頂禮膜拜，更不遺餘力推向世界，以為肩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重任。他以英文發表的《中國學》，幾乎就是一篇國學宣言。此後他所著述的《中國札記》、《中國的牛津運動》、《春秋大義》(即《華人的精神》)等，所翻譯的“四書”中的三書《論語》、《中庸》、《大學》等中國傳統典籍，賣力向世界傳播儒家學說，鼓吹東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極大反響。應該說在此之前，還沒誰更系統、完整、準確地向域外有意識地傳輸國學典籍。

3.春秋大義

辜鴻銘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國文字，尤其擅長英文寫作，被孫中山、林語堂推為中國第一。

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出版了《華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書，漢語題名“春秋大義”。不久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一時轟動東西洋，在德國甚至掀起了持續十幾年的“辜鴻銘熱”。《華人的精神》是辜鴻銘最有影響的英文代表作品，全書系由作者1914年發表於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華人的精神”為核心的系列論文結集而成。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凌和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就是揭示華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恆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華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華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華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deep，broadand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華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gentle，溫文爾雅)，“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

在華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華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種心靈的生活”，因此，“與其說華人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不如說它是一個永不衰老的民族”，一個“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這個“像孩童一樣過著心靈生活”的民族，對於抽象的、刻板的科學技術當然是沒有興趣的。辜鴻銘以此迴應和解釋西方人關於華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套話：“華人缺乏精確性”。他形象地說：“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華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在辜鴻銘看來，不屑於精確的華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機地融為一體，達到了“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這就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國味道的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的長詩《丁登寺》，展現出華人心靈與理智完美結合而產生的那種“安詳恬靜、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這種心靈狀態和精神境界，賦予了華人那種“難以言狀的溫良”。

“真正的華人”的溫良，在“真正的中國婦女”或“理想婦女”身上得到了尤為充分、完滿的體現。中國男人的“溫文爾雅”，在中國婦女那兒變成了“神聖的、奇特的溫柔”。辜鴻銘承認，在其它國家和民族的理想婦女身上也存在著這種溫柔，比如基督教的聖母馬利亞，但是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相比，中國的理想女性要在“輕鬆快活而又殷勤有禮”方面更勝一籌。他認為《詩經》中的《關雎》一詩描繪出了中國理想女性的三個本質特徵，即“悠閒恬靜之愛，羞澀或靦腆以及‘debonair’一詞所表達的那種無法言狀的優雅和嫵媚，最後是純潔或貞潔”。談及中國女性，華人納妾的問題自然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辜鴻銘將這種現象的“合理存在”歸因於中國婦女的“無我教”，或曰“淑女或賢妻之道”：“正是中國婦女的那種無私無我，使得納妾在中國不僅成為可能，而且並非不道德。”這顯然是一種狡辯，不過這種狡辯也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中國婦女幽美而賢淑的理想形象。

中國男人和女人為什麼會具有上述精神特徵?辜鴻銘認為，這是中國的“良民宗教”長期教化的結果。所謂“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華”是義與禮，“特別是禮，更為中國文明的精髓”。辜鴻銘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宗教教義之不同：“歐洲宗教要人們‘做一個好人’，中國的宗教則要人們‘做一個識禮的好人’;基督教叫人‘愛人’，孔子則叫人‘愛之以禮’。”他自然而然地聯絡到當時歐洲陷於“一戰”炮火的殘酷現實，指出這場戰爭的道德根源正在於不講禮義而崇信強權。因此，他要把華人禮義並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給歐洲，以制止這場世界大戰，“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併為戰後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鑰匙”。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這正是《華人的精神》一書所標舉的“春秋大義”之所在。

歷史的發展證明，辜鴻銘的“春秋大義”並沒有產生“亂臣賊子懼”的實際效果，他對中國“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顯然是過於自信了。不過，在“一戰”前後的歐洲，特別是德國，由於人們身受戰爭苦難，對於自身文明的價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絕望，而對和平安寧的東方產生了某種朦朧的欣羨，辜鴻銘其人其書就成了他們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僅大學裡有人組織“辜鴻銘研究會”，成立“辜鴻銘俱樂部”，他的名字還廣泛流傳於普通民眾之口。在這股“辜鴻銘熱”的推動下，歐洲人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瞭解有所加深，辜鴻銘筆下遵奉良民宗教、社會有條不紊的中國與溫文爾雅的中國男人、幽美賢淑的中國女人的形象也廣為人們所熟知，乃至成為身陷戰亂之中的歐洲人心嚮往之的一個烏托邦。真實與否姑且不論，辜鴻銘所闡發的“華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義”，在華人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的歷程中，無疑寫下了獨特而醒目的一筆。

辜鴻銘一生事蹟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於溝通中西文化並訴諸於翻譯事業。為了讓西方人瞭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於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其目的即在於使西方人瞭解，並通過了解進而尊重中國文化。

作為翻譯家，辜鴻銘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中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書英譯中最享盛譽；另一方面是將外國詩歌等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向國內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