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的魏晉南北朝荒唐又美好，原因在於融合了古代中國生命審美意識形態中的三個基本要素：身、孝、情，分別對應著魏晉南北朝人在歷史大震盪中，對自我、他者、世界及其關係的求索和認知，也有對真知、真相、真情的渴求和仰慕。真，就是魏晉南北朝人的自我立法和生命審美意識形態的核心。

　　群體的魏晉南北朝荒唐有美好，原因在於匯通了古代中國歷史文化、社會心理淵源的三個宗教：儒、釋、道，整體映照著魏晉南北朝時代中儒家剛健奮發、憂患意識、慷慨悲涼的英雄主義;道家通達超脫、解構反抗的自然遵循以及佛家空無之義和向死而生。

　　因此，個體的魏晉南北朝人和社會的魏晉南北朝時代荒唐又美好，即昇華為所謂的魏晉風流美學。

　　漢末魏晉南北朝的時代，是歷史上最為動盪不堪的400年，由於各種社會被情勢和政治背景的變化，凸顯了生命的可貴與美好，因此，在這個荒唐又美好的時代中，“活著”和“如何活著”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題。

　　其一，是各種天災的肆虐和蹂躪。史書中多有“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少半蝗災，流人數十萬”。從歷史的罅隙中可以發現，魏晉南北朝還是瘟疫最為集中爆發的時期，僅漢末70餘年，就發生瘟疫17次。連一代藥聖張仲景也無奈哀嘆“餘族素多，向餘二百，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意思很簡單，就是我的族人想來很多，但是瘟疫發生後只剩下200人，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因瘟疫而而死亡的佔到七成。如此嚴重的瘟疫情形，無怪乎張仲景能夠根據醫術經驗寫成《傷寒雜病論》。瘟疫橫行，無論是平民還是士大夫都不能夠倖免，在“建安七子”中就有徐幹、陳琳、劉禎等4人死於瘟疫。

　　其二，人禍的屠戮。在各種人禍中，以戰亂尤甚，魏晉南北朝戰亂頻繁，人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朝不保夕，生不如死。從漢末董卓治亂開始，到三國鼎立，可謂城中盡空，道無行人。歷數魏晉南北朝的戰亂，黃巾之亂，群雄逐鹿，三國爭雄，魏晉禪讓，八王之亂，南北禪代，此400年間，幾乎每一場戰事都伴隨著對生命的殺戮和掠奪，人在其中，苦不堪言。曾有學者統計，漢末桓帝時有人口5000多萬，但是到了三國時期僅剩下700多萬，人口的損毀可見一斑。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荒唐又美好，其實是相對於讀書人而言的，天災和人禍對所有人雖然是無差別攻擊，但朝代更迭、廟堂黨爭中對士人的殺戮尤為可怖。其中漢末士人與宦官、外戚的鬥爭極其慘烈，捕殺士人100餘人，牽連死、徙、廢、禁700餘人，逮捕太學生1000多人。

　　曹魏也殺士人，無所顧忌，肆無忌憚，曹操殺孔融，連其七歲女兒都不放過，可謂斬草除根。晉殺士人，司馬懿的後人為了篡權曹操的後人，誅殺曹爽、何宴、夏侯玄、李豐等數十名士，且都是誅殺三族，可謂天下名士屠戮一半。南北朝殺士人，連謝靈運、崔浩這些名垂千古的大才仍不可倖免。

　　人是靈長動物，大規模的死亡和殺戮，留給生者的，是如草芥一般的生活，乃至無力感和虛幻感，當一切人間倫理都無所憑仗時，精神信仰和生活信念開始坍塌。生存和死亡，是魏晉南北朝時代最基本的生活命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向死而生”要求魏晉南北朝人必須隨時從容面對死亡，這種高壓和摧殘使得人們面對生命及其意義時的思考也變得更加真實和接近本質，由此，構成了魏晉南北朝以身、孝、情為經度和儒、釋、道為維度的生命美學，荒唐又美好，後人稱之為——魏晉風度。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戰亂連綿，南北方政權更替頻繁，窮苦百姓在苦難中掙扎，渴望找到一條精神解脫的道路，佛教宣傳的輪迴轉世和因果報應等思想，把人們的眼光從痛苦的現實轉移到無法驗證的來世幸福上，讓痛苦的百姓在渺茫的“來世”消除死亡的威協和流亡的苦痛，從中得到虛幻的慰藉。

而儒家經學的迂腐沒落，玄學又只能在士人中坐而清談，民間的道教又往往成為農民組織的工具。多事動亂之秋，自己都感到世事無常，佛教很快就被統治者接受，並極力宣揚，用它來加強思想控制，維持統治秩序，正如劉宋文帝說只要百姓皈依佛教，“則吾生致太平，夫復何事！”統治者為宣揚佛教，北方開鑿石窖，南方修建寺院。

佛教有較廣泛的信徒，也出現了不少名僧。中亞和印度等南亞的哲學、邏輯學、醫學、語言學，藝術成就以佛教、佛學為載體進入中國，豐富了中國的精神文化，佛教盛行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但也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因此興佛與反佛的鬥爭也就不足為奇了。